郑纪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三间屋里，堆起十几口木箱。箱盖一掀，全是发黄的手稿：天顺年间的殿试策、成化年间的《太平十策》、弘治年间的《截借备荒六事》、近年的《致仕十八疏》，还有一地的书信、诗文、家训。
有的手稿上沾着当年山东救荒的泥印，有的是南京衙门里熬夜批的堂稿，纸边卷了毛。郑纪翻着这些纸。哪一年在翰林，哪一年在浙江提学，哪一年在南京先发后奏，纸页上的墨，一笔一笔都还在。
他翻一页，阿桂就替他在旁边铺一页。三间屋子，铺到后来，人在纸堆里走，脚底下沙沙响。
“老爷，”
阿桂抱着一摞手稿进来，“这些纸，虫蛀了一半，角上都霉了。”
郑纪戴上水晶镜，一张一张抚平：“霉了也是字。字在，道理就在。”
纸角的霉斑，他拿指腹蹭了蹭，没蹭掉。
他先把稿纸按年摊开，又按类分好：奏疏一卷，诗文一卷，家训一卷，归田录另成一卷。四十年的东西，足足摊了三间屋。
案上铺不下，他就铺到地上。
阿桂进出抱稿，脚下都是纸。
闭门第一日，族里一位晚辈就找上门来，话说得委婉：
“叔，这文集要刻，是好事。只是——那些骂权奸、劾中官的奏疏，要不要……删一删？如今朝里正是那些人的天下，刻出去，怕惹祸上身，连累阖族。”
郑纪的笔停在半空。他抬起眼：“你的意思，是把我一辈子说的硬话，都抽掉？”
晚辈缩了缩脖子：“留些歌功颂德的、讲农事水利的，也就是了。那些刺人的话，藏在家里，自己看看便罢。”
“藏在家里？”
郑纪把那篇《致仕十八疏》从箱底抽出来，拍在案上，
“这一篇，我写它，就是要让天下人看见。删了它，这文集还有什么？一堆应景的应酬文章，印出来给谁看？”
他一字一句：“君子立身于天地，惟礼与法二者已。这句话，是我一生的骨头。骨头能抽掉么？”
晚辈还想劝：“叔，阖族百口，都指着您这棵大树遮阴。您文集一刺人，树就倒了。”
郑纪从鼻腔里哼出一声：“树倒了，根还在。怕什么。我若为了遮阴，把脊梁弯了，那这棵树，倒不如不活。”
晚辈红着脸，不敢再劝，退了出去。
郑纪坐在案前，把那篇《十八疏》又展开。窗纸透进来的光，落在纸上，墨色沉得发黑。
书房里又静下来。郑纪把那篇《致仕十八疏》重新摊平，四角压上镇纸。这一篇，是他七十一岁那年，一笔一滴血写下来的。
这一改删，就是三个月。郑纪白天校字，夜里念给阿桂听，念到咳了，就就着热茶压一压。
他把一生奏疏按年排好：初入翰林的锋芒，乡居劝农的平实，南京救荒的急迫，晚年归田的决绝——一篇不删，一字不改。
他校书极细。一字不妥，便从头再念；一句不顺，就着墨勾了重写。阿桂在旁磨墨，从春到夏，砚台磨穿了两方。
墨条在砚台上转，沙沙的声响，从辰时到午时，没断过。林阿章誊清的稿纸，摞在案角，已有半人高。
他把校定的稿纸一页页誊清，字迹一笔不苟。
校到《太平十策》，笔锋一顿。成化元年那一叩宫门，又涌到眼前。摇头一笑：
“那时年轻，话虽急，理却不亏。一字不改。”
有一篇《截借备荒六事》，他看了许久，提笔在旁边添了一行小注：
“是岁山东大饥，吾先发粮后奏请，人谓吾专，吾不悔。”
他在那一行小注上，按了按。
纸页上的墨，还没全干。
他拿起镇纸，又压了压。
阿桂不解：“老爷，都过去了，还记这个做什么。”
“要记。”
郑纪道，“后人读我的文章，得知道我为什么敢先斩后奏——为的是那仓里等着米下锅的灾民。这一句注，比十篇文章都重。”
说这话时，他咳了一阵。阿桂忙递上姜汤。他摆摆手，就着姜汤翻下一卷。灯下的影子佝偻着，案上的稿纸却叠得整整齐齐。
文稿删定那日，郑纪题了两个集名：奏疏诗文合为《东园文集》，归田后所记乡政家事，另为《归田录》。
文集的消息一传出去，门下的学子先动了。没有刻版的钱，学子们就抄。你抄一卷，我抄一卷，手抄本从仙游传到兴化，又传到福州。
有人从三十里外赶来，怀里揣着抄本。
书坊的人闻风而来，求着要刻版。
福州书坊的掌柜亲自上门，一揖到地：
“老爷，这部文集，我们愿出重金求刻。刻出来，风行闽中，也是老爷的名声。”
掌柜身后跟着两个学徒，肩上扛着刻版的样木。那木是梨木的，纹理细密，泛着淡青。
郑纪摇头：“名声我不要。刻可以，版税一文不取，只立一条——每印十部，捐一部给义学。”
掌柜连声应：“依老爷，全依老爷。”
一个学子捧着抄了一月的文稿，手都抄出了茧：
“先生，弟子抄了三十卷，眼睛都花了，可抄到先生那句‘名爵乃国家之公器’，手就停不下来。这样的文章，该让天下人都读到。”
郑纪拍了拍他的肩：“抄吧。我郑某这一生，官印是朝廷的，随时能收走；唯独这笔下的道理，是我的，谁也收不走。”
不出两月，《东园文集》的手抄本，在闽地书坊里辗转流传。有老儒读罢，抚卷叹道：
“读其文，如见其人。这是经世济民的文章，不是装点门庭的文章。”
闽地读书人，以藏一部《东园文集》抄本为荣。有人走三十里路来借抄，有人拿自家旧书来换。
福州的刻版开了工，头一批印出来，先驮了十部，送进仙游义学。
阿桂低声道：“老爷，京里最近消息越来越坏。听说朝中貂珰又升了一级，新进了一个什么‘豹房’，正人君子贬的贬、逐的逐。您这文集里头那些硬话——”
“正因为他们又升了一级，这书才更该刻。”
郑纪把最后一页文稿合上，“他们在台上一日，我这道理，就得在纸面上立一日。”
文集定稿那一夜，郑纪在灯下写跋。阿桂铺好纸，他提笔落墨，写了一半，又是一阵咳。阿桂替他捶背，他摆摆手：
“不碍事。这篇跋，是给后人看的，得写完。”
灯花结得老大，阿桂拿剪子剪了。剪下来的灯花，落在铜盘里，还带着一点红。
他一笔一笔写，把一生行迹、心之所向，都收在这几百字里。窗外虫声渐起，更漏一声一声。
纸上的字，越到后面，笔画越重。阿桂知道，老爷这是把最后一点力气，都搁在这篇跋上了。
阿桂看着灯下那个佝偻的背影，把手里那方磨穿的砚台，又往老爷跟前推了推。
跋末，他落下“东园老人”四字。墨迹未干，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阿桂举着一封封了火漆的信，脸色发白地闯进来：
火漆上的印，是旧同僚的私印。
“老爷！京里——京里八百里递来的信！”
郑纪拆开。信是一位旧同僚冒死写来的，字迹潦草，几处洇开。他逐行看下去，握着信的手，一点点收紧。
信纸是粗的，发脆，是从京里一路辗转捎来的。阿桂在灯下觑着老爷的脸色，不敢出声。
信上只有一句话最扎眼：朝中奸党又起，正人零落，有人在御前，提起了你的名字。
他把信纸折好，压在镇纸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