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孩子在义学门槛外蹲了整整一日。日头从东墙挪到西墙，他没挪窝，怀里那半块麦饼，只在正午小口啃了一角。
掌事的书办出来赶了三回：“去去！义学收徒，要荐书，要束脩，你一个野孩子，两手空空，拜的什么师？”
孩子也不哭，也不走，就着院里摊开的一地晒谷，捡了根树枝，在泥地上划起来。
书办啐了一口，转头对人道：“听人说，这孩子原是军户林家的。祖上是运粮的，爷爷在粮船上当差，后来死在戍所；爹原姓陈，这些年顶了军户的名；娘去年也走了，剩下他一个，靠给人放牛过活。”
日头偏西，那孩子蹲在墙根，怀里的半块麦饼硬得像石头。他拿指甲抠了抠饼边，抠下一点碎屑，搁进嘴里，慢慢嚼。
郑纪晚饭后出来散步，听到“运粮的船”
三个字，眼皮跳了一下。他一眼看见那泥地，蹲下了身。
就着残阳看，地上画的不是画，是一算账：一仓谷，三百石，分出三处，两处入学、一处修桥，底下竟还有除有乘，数目分毫不差。
“这账，谁教你的？”郑纪问。
孩子摇头：“没人教。我看仓里斗级量谷，看了三回，自己算的。”
郑纪拈起那根树枝，在地上又添了一笔：
树枝是桂树枝，还带着青气。
“三百石，若遇上闰年加征两成，该出多少？”
孩子盯着看了几息，树枝飞快地划下去：
“三百六。留桥工六十石，余三百石，学里分两处——一处一百五十石。”
算完，他仰起脸，“先生，可对？”
郑纪没答，回头对书办道：“这孩子，我留下了。”
书办急了：“先生！他是军户出身，贱籍！义学收的都是良民子弟，传出去——”
“良民贱民，凭什么一身衣裳定？”
郑纪站起身，“《算经》上可没写军户子弟不准学算。他算得对，就配进这个门。”
满院学子都怔住了。那孩子扑通跪下，咚咚磕了两个头：
他脑门磕在泥地上，沾了一层土。阿桂在旁边看着，把手里那碗凉水递了过去。
“学生林阿章，谢先生收录。”
“起来。”
郑纪扶起他，“束脩免了。从今日起，你住义学东间，随我读经、学算。”
过了几日，果然有族老找上门：“叔，军户贱籍入义学，坏了规矩。传出去，良家子弟谁还来？”
郑纪把那册旧军名册推到案上：“军户也是朝廷的户。当年要不是一本册子改了过来，这仙游一半的人家，都是军户。规矩是养人的，不是踩人的。”
族老张了张嘴，没再接话。
那日后，有几个富家子弟私下瞧不起林阿章。一个穿绸缎的学子当众把算盘一推：
“军户的种，也配跟我们同堂读《论语》？”
林阿章低着头，不言语。
郑纪在堂后听见，走出来，把那学子叫到案前：
堂外的日头，正照在他身上。
“你方才说，军户的种不配读书。我问你——没有运粮的官军，你碗里的米，是从哪条水路来的？没有戍边的军户，你能安安稳稳坐在这里读书？”
那学子面红耳赤。郑纪道：“《论语》头一句‘有教无类’。你连这四个字都没读懂，读它作甚？回去，把这四个字抄一百遍，明日给我看。”
满堂肃然。那学子从此再不提“军户”二字。
院里那棵桂树发了新芽。林阿章每日天不亮就起来，先把义学的院子扫了，再坐到案前打算盘。算盘声从院里头飘出去，早起的乡人听见，都说这孩子心里有数。
次年开春
林阿章这一学，就是半年。郑纪亲授《九章》，又把林先生留下的那本手抄《算经》翻出来，一字一句教他。
这孩子过目成诵，别人要磨三日的题，他一个时辰就通了。
白日里他随同窗听讲，夜里就着灶膛余温，把先生讲的题一道道重算。书办起初还防着他，见他夜夜苦读，松了戒备，柜上的旧账也肯让他翻。
三个月下来，义学十几年来的流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哪年桥工多支了钱，哪年学田少记了租，心里都有一本账。
这日义学盘年账，书办拨了半日算盘，报出一个数。郑纪接过账册看了两行，眉头一皱：
“不对。义田七十二亩，亩产折谷二石四斗，该是一百七十二石八斗，你怎么报了一百九十石？”
书办额头冒汗，重新拨算，越算越乱。一旁的林阿章开口了：
“先生，书办把租和税混在一处了。租是归学里的，税是纳官的，两笔不该并作一笔。”
他拿起算盘，啪嗒啪嗒一阵响，“去了税，实归义学，正是一百四十二石六斗。”
郑纪拿笔复核一遍，抬眼看向书办：
“听见了？账要分笔记。租归学，税归官，混着记，三年就是一笔糊涂账。”
书办满面羞惭，连连应是。满堂学子看那孩子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一个半年前还蹲在门槛外的军户遗孤，半日就把老书办算糊涂的账，理得清清楚楚。
算盘珠子在他指下跳，噼啪一阵响，停住时，最后那颗珠子停在“六”上。
郑纪却没有喜色。他把林阿章叫到灯下：
“账算得快，是本事；分得清哪笔钱该进谁的口袋，才是学问。你记住，算盘珠子打的是数目，心里那杆秤，打的是公与私。”
林阿章重重点头，又问：“先生，这算经上的题，算的都是田里的账。学生想知道，算清楚了，又能救几个人？”
郑纪看着他，半晌道：“问得好。算清一笔糊涂账，就能从蛀虫手里，抢回一村人的活命粮。这就是算学的用处。”
这日傍晚，一个从福州回来的学子带来了京里的消息，在讲堂上压着嗓子说：
“如今朝中，全是貂珰的天下。听说皇上身边那几个，卖官鬻爵，连盐运的印都敢插手。前番一位御史参他们，反被廷杖，贬到了关外。”
堂中一静。有人悄悄去看郑纪的脸色。郑纪只慢慢把茶盏搁下：
“骂他们的奏疏，我在南京写过了。如今我归了田，笔还在。”
那学子叹道：“先生疏是写了，可朝里再没有人敢应声了。”
“会有人应声的。”
郑纪看向堂下那一排排年轻的脸，“今日不敢，明日不敢——二十年、三十年后，他们这一辈，总会有人把这杆秤端起来。”
散堂时已入夜。林阿章收拾案上的算草，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一支笔。他衣襟一敞，腰间露出一样东西——一块磨得发亮的旧木牌，上头刻着模糊的字号，用麻绳系在裤腰带上。
那麻绳是旧的，起了毛边。郑纪的目光落上去，没挪开。
郑纪的目光落在那木牌上，整个人僵住了。他伸手：
“孩子，把你腰间那块牌子，给我看看。”
林阿章一愣，解下来递上。那是一块军户的腰牌，边角磨损，上头的字被岁月磨得只剩半个号。
木牌上还留着他腰间的体温。郑纪的拇指，在那半个字号上，来回蹭了一下。
郑纪捧着它，指节一点点收紧——这形制，这字号，他四十年前见得熟，那本在他案头翻过无数遍的旧名册。
他的指腹，在那半个字号上停着。
堂外的日头，斜进来照在那半块木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