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顺的纸条，我在灯下又看了一遍。
缺角。和沈伯昌那张分拨单，同一个地方缺。
我忽然想到一个可能——这两张纸，本来是一张。分拨单是原件，马长顺手里那张，是当时他签完字，留底的那一份复印件，或者是回执的存根。两张都缺同一个角，说明它们是从同一张纸上裁下来的，裁的时候，那个角就缺了。
缺的那个角，压着日期。
我把两张并排摆在桌上，对着台灯。缺角的边缘，都是不规则的，像是被人用手撕掉的，不是裁刀裁的。撕掉的那一角，刚好盖住两张纸上的同一个位置——一个日期栏。
一九九四年，那一户的钱被切出来，经手人撕掉了日期。
我给郑斌发了一条短信，把马长顺纸条的事说了。他没回，估计在车上。
第二天，我去了县档案馆。
向阳胡同九号的那一片，档案里归在"一九九四旧城改造·金水区"。我调出卷宗，厚厚一摞，纸都脆了，翻起来沙沙响。我翻到马长顺那一户，协议写着补偿六万，签字马长顺，日期栏——空着。
日期栏是空的。
不是我看漏了。那一栏，原本该填的地方，是一块空白，纸面比别处薄一点，像被人用刀片刮过，或者贴过什么又撕掉。
我翻到卷宗最后的附件清单，有一行："银行回执（四万一）附。盛元贸易转账凭证附。经手：沈。"
经手：沈。
沈伯昌。
我盯着那个"沈"字。卷宗里没写全名，就一个姓。可一九九四年，金水区旧城改造的分管，是城建委。沈伯昌那时是城建委的副职，分管工程审批。
马长顺的六万里，切走的一万九，经沈伯昌的手，进了盛元贸易。
我把这一页拍了照，合上卷宗。
档案馆的姑娘在窗口问我还要不要别的，我说不要，走了。
出了门，日头白花花的，晒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台阶上，把手机里那张照片又看了一遍。
街对面有家面馆，招牌掉了一角，挂着"手工面"三个字。我走过去，要了碗清汤面，坐门口。面上来，汤宽，面上飘着几根葱，底下卧着个荷包蛋，蛋黄没熟透。
我挑起一筷子面，热气糊了眼。
马长顺大概也来过这种馆子。九四年，他签完字，拿回那张缺角的纸条，可能也坐过类似的桌边，跟老婆说，房子拆了，补了六万，够过日子。他不知道，那六万里，有一万九，隔夜就进了盛元贸易。他到死都以为是自己没攒住。
他儿子马锋，现在送外卖，经过这种馆子，大概不会进去。一进门就得花十几块，他舍不得。
我三两口把面吃完，把蛋戳破，黄水流进汤里，混着吃了。
出馆子，日头偏西。风从街口灌上来，吹得卷宗袋在我手里哗哗响。
我站在台阶上，想了很久。
"经手：沈。"
爷爷死前写的那半句："钱是从——"
沈伯昌的私账接上了："从这一户切出来。"
现在，卷宗把这户和沈伯昌，钉死了。
可沈伯昌上头，还有一个人。私账末页，划掉的名字，写着"已故"。那个人死了，名字划了，可路还在。分拨单缺角的那一笔，是另一笔钱，另一个活人。
我站在台阶上，想了很久。
风从街口灌上来，吹得卷宗袋在我手里哗哗响。
旁边一个老太太走过，看着我，大概觉得我站这儿发愣奇怪。我冲她点了下头，她没理，走了。
回茶楼，我把卷宗袋往桌上一放，把"经手：沈"三个字，写在蓝皮账末页的旁边，挨着我之前写的"马长顺·一九九四·向阳胡同"。
爷爷的笔停在"从"字上。我写不下去，也不该写下去。但"沈"这一个字，我替他记上了。
父亲端着茶进来的时候，看见我盯着蓝皮账出神。
"查到了？"他说。
"查到了。"我说，"马长顺那笔，经沈伯昌的手，进了盛元贸易。"
他没说话，把茶杯放下，在我对面坐下。
"你爷爷当年，"他说，"大概就是查到这一层，才写的'钱是从'。"
"他写到沈伯昌，没往下写。"
"他往下写，就写那个人了。"父亲说，"那个人，现在还活着。"
他看了我一眼。
"你写到这儿，"他说，"也别往下写了。写到沈，够了。再往下，不是你写得出的。"
我没应。把蓝皮账合上。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