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纪重回户部接印，头一件事，不是升堂，也不是见客。
他把积欠的三本账——清丈册、盐课档、秋征簿——一摞一摞，亲自搬到堂上。
“先核账。”他对满堂堂司官道，“别的话，等账算明白了再说。”
有司官想讨个口风，问堂翁回来头一把火要烧哪里。郑纪只摆了摆手。
那司官不死心：“堂翁，先见见客？”
郑纪：“账没算清，不见客。”
李某这些日子焦头烂额，见了老堂翁，眼圈先红了：
“堂翁，您可回来了。这一年，账都乱成一锅粥了。”
“乱不怕。”郑纪翻开清丈册，“乱账，只要还在，就理得清。怕的是账没了，人的心也没了。”
他叫人把这一年压下的案子，全抱到堂上，一件一件过。哪件是豪强翻供的，哪件是灾民没赈的，哪件是短了课的，分门别类，先开三张单子。
他先拿盐课开刀。去年短了的那三成，他一笔一笔追：哪一县短的，哪一灶欠的，哪个商人走的私路。
三个月，他把两淮的私盐路线，重新画成一张图。哪些河道是私盐走私的要道，哪个巡检司该驻人，标得清清楚楚。
“盐法不但不废，还得勒紧。”他重立巡盐的章程，“官引平价，私盐重惩。灶户愿烧，商人愿买，课银自然回来。”
他还立了个规矩：哪个巡检司拿了私盐，论功行赏；哪个地方走了私盐，唯该司是问。三个月下来，私盐的路子，断了七八成。
李某看着那张图：“堂翁，这私盐河道，您怎么摸清的？”
郑纪指了指图：“哪是我摸的。灶户、船工、巡卒，人人肯说，路就画出来了。堵一个口子容易，难的是让人不往那儿走。”
半年下来，两淮的课银，解京的数目，从去年短了三成，回到了七成。
剩下那三成，他也不催。灶户被私盐压了一年，得给口气缓。他说：
“课银要收，也得让灶户活得下去。逼急了，良民也走私路。”李某道：“就不怕灶户得寸进尺？”
郑纪：“灶户要的是活路，不是便宜。活路给够了，谁愿拿脑袋去走私盐？”
清丈跟着就来。他把那批翻供退田的案子，一件一件重审。江宁县那个告老乡宦，隐占二百亩湖田，又被重新丈了出来。
那乡宦还想搬“清丈扰民”
的旧话。郑纪把鱼鳞图摊在他面前：“这二百亩，哪一年、哪一任知县立的户，四至在哪，图上画着。你说扰民，这图也是我编的不成？”
乡宦哑口，认了税。
旁边观审的司官低声：“堂翁这鱼鳞图一摊，他连嘴都张不开。”
另一个咂咂嘴：“早知今日，当初翻什么供。郑尚书在，这本账就赖不掉。”
那批翻供的豪强见他动了真格，一个个又把退回去的田，认了回来。
一年之内，清丈局吐出的隐田，又丈回了八成。
李某掰着指头：“堂翁，这八成隐田丈回来，一年多收的税，够边镇支几个月。”
郑纪：“多收什么。豪强吞下去的，本来就该吐还给朝廷。”
账，一笔笔顺了过来。到那年秋，户部的堂司官把年终的册子，捧到郑纪面前。
“堂翁，”那老主事的手都在抖，“您自己看。”
郑纪接过册子。前些年国库积欠，岁入不抵岁出，亏空二十余万石；到今年，收支相抵，竟有了积余——三万七千石。
满堂的人都屏住了气。亏空二十余万石，到有了积余。这一进一出，是郑纪一秤一秤，算回来的。
“扭亏为盈了。”老主事声音发颤，“堂翁，这是改元以来，头一回。”
李某在一旁，伸手把那本册子又捧近了些，指尖在“三万七千石”那一行上来回蹭。这一年他在中间夹板受气，半晌，才开口：
“堂翁，二十万石的亏空，您一年就扳回来了。”郑纪摇头：“扳回什么。盐法勒住了，隐田丈出了，该收的钱，自然就回来了。”
郑纪盯着那个“三万七千石”，半晌，只说了一句：“这不算本事。这本就是该有的数。”
李某忍不住：“堂翁，这积余，要不要报个喜，让宫里也高兴高兴？”
郑纪摇头：“报什么喜。账上有了余，是百姓纳得齐、收得实。拿来讨喜，下回就有人敢在账上做假。”
话虽这么说，他把那本册子，仔仔细细，又翻了一遍。翻到灾赈那一页，他停住了。
江北去年蝗灾，他回来后发的那批仓粮，秋后，州县报上来：流民回乡复业者，一万二千余户。
一万二千户。郑纪盯着这个数，想起前年蝗灾时，那些扶老携幼逃出城的身影。那年在破庙里抱着孩子的民妇，听说也在这一万二千户里。
“善政不在册子上写得多漂亮。”他把册子合上，“在册子外头，多了一万二千户回家种地。”
李某点头：“下官明白了。册子上的数，归根到底，是册子外的人。”
郑纪：“你明白就好。做我们这行，最怕看着数，忘了数后头是人。”
这一年，他还做了一件事：把当年被豪强隐占、又退回来的那些田，重新立了户，招佃给无田的小民。
江宁县清出来的湖田，一半还了原业，一半招佃给了流民。立契那日，几个老农捧着新田契，跪在衙门口不肯起来。
郑纪叫阿桂把他们扶起来：“起来。这田本来就是你们该种的。”
老农捧着新田契，指头把那纸边搓得起了毛：“郑尚书走了又回来，回来还替我们把田要回来——”
“我替你们要回来？”郑纪道，“账上，本就该有你们这一份。我不过是把它，照数还给你们。”
有个老农捏着田契，还不放心：“尚书爷，我们种上了，日后别又让人收回去？”
郑纪叫人取来县衙新立的户帖，一户一份：
“这户帖上写着你们的名字。只要朝廷的账还认，这田就是你们的。”
朝堂上，自此安静了许多。盐法复严，私盐不敢走；清丈复行，隐田不敢瞒。国库有了积余，灾赈也发得出去。
南京的官绅，原先背地里嫌他死板的，如今见了那本扭亏的册子，也不得不服。茶余酒后，有人说：
“郑尚书这把年纪回来坐堂，咱们这些后生，连账都算不圆，真该惭愧。”
这一年秋，他还把江南积年的浮赋，核减了一遍。册上有不少户，人都死绝了，税还挂在旧名下。他一笔一笔勾销：
“人没了，税不能还让活人替死人纳。”光这一项，就替小民免了三千余石。
赵昂那班人，自从“清丈扰民”被事实打脸、夺俸之后，缩着脖子，再不敢提郑纪一个字。
这一夜，郑纪在值房核到深夜。阿桂送上茶来，顺手把司礼监发下来的一批批红副本，搁在案角——按例，户部的文书要经司礼监批红，副本留档。
郑纪端起茶，目光随意扫过那几本副本。扫着扫着，手停住了。
有一笔，是从太仓支银，名目写的是“内供”。还有一笔，要从两淮盐课里，按月解送一笔到内承运库。
这两笔，按祖制，不该走户部的账。内廷的用度，自有内承运库的进项，不该伸手到太仓、盐课里来。
郑纪放下茶盏，把那两本副本抽出来，就着灯，又看了一遍。
他的眉头，一点一点皱了起来。
朝堂上是太平了。可这几笔不该出现的钱粮，告诉他——宫里那只黑手，正在往户部的账本里，悄悄伸手。他太熟悉这种伸手了：四十年前贡院那只调他卷子的手，如今换了一身蟒衣，又伸到他这把老骨头的账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