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八道疏，孝宗终究还是批了个“准”字。
郑纪离京不过三月，两淮的盐课，第一笔就短了。
解京的盐银摊在户部堂上，比去年的数，少了三成。李某捧着册子，手直哆嗦。
“怎么会短这么多？”堂上的侍郎追问。
“回大人，”李某额上冒汗，“郑尚书在时，盐法勒得紧，私盐走不了。他一走，新的巡盐官还没到任，盐商……又抬起价了。”
“抬价？”侍郎皱眉，“抬价怎么会短了课银？”
“商人们报称销得少。”李某把账册翻开，“可下官派人暗里看了——盐船照旧走，只是不走咱们的引，走了私路。”
一句话，堂上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盐法一松，私盐如潮水，官引卖不动，课银自然短。
侍郎把笔一摔：“郑尚书在时，两淮课银短过么？他走了才几个月，就短了三成。这账，叫本部怎么向御前交代？”
李某低着头，不敢接话。那套勒紧盐法的章程，换了人，没人镇得住。
侍郎又问：“那现在怎么办？”
李某搓了搓手：“下官只敢把短数报上去，再不敢替谁拍板。这一年，拍板的人换了两茬，谁也不敢担这个责。”
这边盐课短，那边清丈也停了。郑纪一走，清丈局的册子封了箱。
豪强们原先被丈出的隐田，本是咬着牙认了的。如今主事的人换了，风声一松，当即有人翻供。
江宁县有个告老的乡宦，原先隐占了二百亩湖田，被郑纪丈出，认了税。郑纪前脚走，他后脚就递了状子，说清丈不公，要退田。
新主事的堂官看那状子，又想起赵昂“清丈扰民”的话，手一软，竟把那桩案子压了下来，重新核查。
书办在旁低声：“堂翁，这状子递得蹊跷——郑尚书前脚离京，他后脚就翻。”
“蹊跷什么。”堂官把状子往案上一丢，“赵给事中那弹章还搁在通政司，嚷着‘扰民’。这案子不重核，倒像咱们怕了一个致仕的老头子。”
书办还想进言，堂官已挥手：“压着。等风声定了再说。”
这一压不打紧，江南隐田的豪强得了信，纷纷翻供。三个月里，清丈局退出的隐田，又吐回去三成。
这年夏，江北几府又遭了蝗。
蝗灾的报单递进户部，李某拿着册子，脸都白了。往年这种时候，郑纪早拍板：先发仓，后奏报。
可这回，接印的堂官不敢做主。仓里的粮，要赈，得等朝廷批；朝廷批，得走通政司、内阁、司礼监——一道手续下来，半月过去了。
半月里，蝗区的流民已经往外跑。南京城外的官道上，扶老携幼，沿路乞讨。
破庙的檐下，挤着一溜逃荒的人。有个老民妇抱着个发疟子的孩子，见了穿青衫的就拦，声音哑得像砂纸：
“官爷……郑尚书，啥时候回来？”她把怀里的孩子往上托了托，“前两年蝗，也是他，开仓放的粥。我们一家子，那条命，是他给的。”过路的书办摇头：“郑尚书致仕回仙游了，不在任上。”
那民妇抱着孩子，立在原地，半晌没动。怀里的孩子烧得滚烫，她把孩子往上又托了托，一只手在孩子滚烫的额头上，来回摩挲。嘴唇动着，翻来覆去，还是那个名字。
同破庙里几个逃荒的人，听了这话，都沉默了。一个老汉磕着烟袋：
“他在时，那年也是蝗，官府半个月就把粥棚支起来了。如今倒好，报灾的单子递上去，半个月连个回音都没有。”赵昂当初喊“清丈扰民”，喊得最响的那句是：不丈田，百姓自然安生。
如今清丈一停，田没丈出，税反倒摊到了老实纳粮的小农头上——隐田的豪强不纳税了，这本钱，全压在了小民身上。
秋征的册子送到堂上，堂官翻开一看，脸一下子灰了：应征的田亩，比清丈那年，少了一成有半；可该收的税银，一文没减。
“田少了一成半，税不减？”堂官把册子一摔，“这多出来的税，摊到谁头上了？”
书办低着头：“摊到……还在册上的那些小户头上了。”
堂官猛地抬头：“你说什么？再讲一遍。”
书办声音更小：“小户头上。田没了，人还在册，税，就得照旧完。”
堂上死一般静。这就是赵昂嘴里的“安民”。
堂官瘫坐在椅上，半日没起身。他把秋征册子又翻回那一页，指头点着“田少了一成半”那一行，点了两下，终究把册子合上，推到案角。案上那盏茶，凉透了。
转过年来，孝宗宾天，十五岁的太子即位。这年秋征的册子递到御前，年轻的武宗把它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宣赵昂进宫回话。
“你不是说，清丈扰民，撤了它，天下便好么？”武宗把册子摔在案上，“如今田少了一成半，税一文没少，流民跑出了城——这就是你要的‘好’？”
赵昂跪在金砖下，额头冷汗涔涔，半个字也辩不出。他原先算的，是豪强许给他的那些好处；他没算到，这本账会翻到自己头上。
“当初郑纪清丈，你说他扰民。”“如今不丈了，民安在何处？”
赵昂伏在地上，连连叩首：“臣……臣愚钝。”
“你不是愚钝。”武宗盯着他，“你是收了人家的好处，替人家说话。这‘扰民’两个字，我且记着。”
赵昂伏在金砖上，额头抵着砖缝，半晌没敢抬。金砖的凉意，透过额头，一直漫到后颈。他那双手，在袖中攥成了拳，指甲掐进掌心。
当日，赵昂被切责夺俸。那道当初弹劾郑纪的弹章，成了他自己脸上的一记耳光。
这一下，原先跟着赵昂喊“清丈扰民”的那几个言官，也闭了嘴。他们原押的是豪强许的好处；如今账一翻，谁也不敢再替豪强说话。
京城内外，官绅们看在眼里，心里都明白。郑纪在时，人人嫌他“爱管闲事”；他一走，盐课短了，隐田吐了，灾荒没人敢发仓。
南京城里，受过郑纪赈济的百姓，悄悄在衙门口聚了几回。有人念叨：
“还是郑尚书在的那几年好。”
这话一传十，十传百。那年被郑纪从空仓里换过米吃的老人，颤巍巍说：
“他在，仓里总冒着热气。他这一走啊……”老人咂了咂嘴，没把后半句说完，只摇了摇头。城南茶肆里，也有人议：“郑尚书在，咱们纳粮虽多，可仓里有底，灾年有靠。如今呢？田让人占了，税没少一个，灾了没人管。”
另一人接道：“所以说，好人不经念。念着念着，人就想起他的好了。”
茶肆角落里，有个致仕的老通判听着，半晌，叹了一句：
“当年郑尚书在户部，我等只当他多事。今日才知，那不是多事，是替咱们这帮懒官，把担子挑了。”
吏部考功司里，几个老主事翻着这半年的账，对望着叹气。
“咱们这衙门，离了郑堂翁那三本账，转不动了。”一个说。
“圣上还年轻，”另一个压低声音，“什么时候，才能想起那个‘爱管闲事’的老臣？”
文华殿的烛火下，武宗一个人坐着，面前摊着那本短了三成的盐课册子。
他盯着册子上那笔缺额，看了很久。他想起三年前，那个站在丹墀下、把户部一本本烂账算给他听的老臣。那时他嫌啰嗦，如今满朝朱紫，再没人敢那么啰嗦他了。
他提起朱笔，又放下。满朝的“能臣”，此刻竟一个都指望不上。
“传旨——”
武宗终于开口，话说得很慢，一句一顿，
“去仙游，把郑卿，请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