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儿是十月末来的。那天是礼拜二，下午三点多，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所里的电话是台式的，黑壳子，铃一响满院都听得见。王继成离得近，接的。他喂了两声，听着，听了有一分钟，说，知道了，我们去。他放下话筒，转过身，看着我说，走了。我说谁。他说，李秀云，夜里走的，县医院打的电话，局里让所里去个人，礼拜四出殡。
我在凳子上坐着，没起来。王继成也没再说什么，他去院里给自行车打气，打完了又放气，说不骑了，坐班车。院里那天没什么风，晾衣绳上搭着刘老头洗的套袖，两只，一滴水一滴水往下掉。我把手头的底册理齐了，压在镇纸底下，站起来在院里走了两圈。鸡在煤堆后头刨食，是刘老头养的，三只，刨得煤渣乱溅。我轰了它们一下，它们跑了。
跑了两步又回来，接着刨。
礼拜四一早，我和王继成坐头班车去的县里。车上人不多，过道空着，司机放收音机，放的还是那个台，评书接着上回的往下说。王继成靠着窗户睡了一路。我睡不着，看着外头，地里的棒子秸都刨了，一捆一捆立在地头，远看像一排一排的人站在那儿。到了县里，我们先去局里。局里的走廊里搭了个小灵堂，是会议室改的，前头的桌子拼起来，铺了白布，正中摆着她的照片。
照片放大了，有脸盆那么大，黑白的。是工作证上翻拍的，年轻时候的，那时候她还梳着两条辫子，齐到肩，眼睛看着斜前头，没看镜头。照片底下摆着几碟点心，两瓶散酒。花圈摆了一圈，都是局里各科室送的，挽联上的字有打印的，有手写的。哀乐用一台录放机放着，磁带有点旧，放了一段卡了，管事的拿铅笔插进去倒了一阵，又放上了，接着还是那段，大概是磁带旧了。来吊唁的不到二十个人，局里的老同志，档案科的两个年轻人，还有我们俩。
鞠躬，三鞠躬。我抬眼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二十多岁，我在所里见她第一年，她就是这个样子，坐在档案室的小桌后头，教我订卷，三句话，两孔，棉线，死结，线头塞左角。她教的时候手把着手，锥子扎下去，手上使的劲比看着大。后来我订了二十年，闭着眼也知道锥子该往哪儿落。照片上的人不知道这些，照片上的人就那么看着斜前头。
看了几十年。
局里工会的一个女同志管着登记，来一个记一个。桌上搁着一瓶蓝黑墨水，一支钢笔，一个印泥盒。她翻着本子跟我说，李主任这丧事，局里能办的都办了，就是没亲属，老家那个村子去了信，回话说出五服了，来不了人。她说着叹了口气，又赶紧把本子端端正正摆好。灵堂外头，两个年轻人在拆花圈上的纸花，拆下来搁在纸箱里，说回头还能用。这种事各处都一样，花圈是借的，白布是租的，走完这一场，能收回来的都收回来。
她老家为什么不来人，出五服是个什么讲究，我说不上来。大概乡下的规矩，出了五服，红白事就不走了。她这一辈子，把本分过成了一个人的日子，不知道她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想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局里那些老同志吊唁完就散了，散得都利索。我在灵堂外头站了一阵，看那两个年轻人拆纸花，一朵一朵码进纸箱，码得整整齐齐。纸花这个东西，使一回收一回，收回来晒一晒，下回接着使。人不一样，人走这一回，就回不来了。
出殡在下午。殡仪馆的白车，送的人坐着局里借的两辆车。到了殡仪馆，她进了炉，我们站在外头抽烟等。烟囱在天上冒了一阵烟。管炉子的师傅出来喊家属，没人应，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没处应，他说那就这样。骨灰出来，装在一个红布包着的盒里，盒不大，两只手就托得住。工会那女同志接了，托着，说局里研究了，骨灰先寄存，亲属那边要是往后来了人，再办。寄存处就在后头一排平房，她把盒搁进架子，一层一层的格子，格子前头一块小牌牌，写着名字和日期。她搁在最顺手的第二层，说李主任在局里人缘好，搁高一层，来往的人看得见。
回程之前，工会女同志把一个纸包交给我，说李主任遗物里翻出来的，压在办公室抽屉最底下，包着的东西上头写着字，指名给柳河镇所的周德明，局里商量，让我捎回来。纸包不大，牛皮纸的，麻绳捆着，上头一行毛笔字，我接过来掂了掂，沉手。王继成在边上看见了，问是什么。我说不知道，回去再拆。他说那你收好。他没问第二句。这些年他都是这样，看见了就问一句，问完就收。
回程的班车上，纸包搁在我腿上。我没拆。车过河滩，日头已经落了，滩上的柳树剩了些枝子，风一过，晃。王继成睡了一路，到镇上我叫醒他。下了车，天全黑了，所门口的灯亮着，刘老头在锅炉房前头站着，看见我们，说，水烧上了。我说烧吧。进了办公室，我把纸包搁在桌上，开了灯，围着它坐了一会儿。绳结打的是活扣，我一拉就开了。
牛皮纸里头，三层，最里头是一层油纸。
油纸里搁着那把老锥子。
锥子还是那把锥子，锥尖磨秃了些，木柄让手磨得发亮，柄上缠的那圈布条旧了，还缠着。我把锥子拿在手里，掂了掂，比我自己那把沉一点。柄尾上有一个小孔，穿着一截红绳，红绳褪成了粉的，绳头打着结。我把锥子搁在抽屉里，跟我那把并排放了。抽屉推上的时候，我在桌前坐着，坐到炉子上的水开了才起来。
夜里我值班。值班室里冷，我划了根火柴照着，添了两块煤，捅了捅火眼。火上来以后，我把那两块桃酥掏出来，是县医院那天的，捏了一路的那块也在，都软了。我吃了一块，喝了半缸水。另一块搁在桌上，搁到天亮。天亮前我又想起一件事。她包锥子的那层油纸，四角折得方方正正，是包过卷宗的折法。这个折法所里就一个人用，我学了她二十年，到今天才认出来。
过了些日子，所里照常。底册接着填，煤接着烧，鸡接着刨食。有时候我路过锅炉房，看刘老头码煤，码得还是那么方正。有一回他问我，县里那位，后事办利索了。我说办利索了。他哦了一声，说，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他说完接着端他的煤筐。我跟他在一个院里待了十几年，头一回听他说这么整的句子。人跟人搭伙搭惯了，平时不觉得，少了一个，才知道那些日子里头，有一半的响动是那个人的。她走了以后，县里再没有人来过信。她从前在所里坐的那个位子空着，谁路过也不坐，空了些日子，后来县里来送材料的年轻人不知道规矩，随手就坐下了，坐下了就坐下了，椅子这个东西，就是给人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