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他躺着，什么都没想通。
他手上有的东西太少了。那一行上除了“何”和那个印，别的他都不认得；名字后头那一小截字，笔画比名字还密，像几个字挤在一处。他连那一截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都数不出来。
他缺的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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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天没亮他就醒了，躺在铺上，把能出字的地方在心里又数了一遍。
何伯的册子他已经用尽了——册子上的字他认得三百多个，不认得的那些，笔画要么太怪，要么在他见过的书里根本没出现过。木牌、小牌、契纸，加起来不到十个字。匾挂得高，白天看不真切。
剩下只有一处：前院。
前院到处是字。廊下挂着匾，门上挂着牌，廊柱上刻着对联，屋里那些人的案上摊着纸。他每天卯时去一趟，站得很短，眼睛放在脚前三尺。可要是他早去一会儿，或者走慢一点，那些字就在他头顶上、手边上。
他不敢多看。多看会被人记住。
他算了一笔账：他一天记一个字，一年三百多个。他一天记三个，一年一千个。
他选了三个。
这件事他心里有数：一天三个字，一个月九十个，一年一千多个。听起来不少，可那本账上的字是另外一个路数——笔画多，挤得紧，很多字他连偏旁都拆不开。真要读通那一行小字，他得先认得一千个，再回头去猜剩下那几十个。
一年。他在心里把这个数按住。
他今年十三。何伯被带走的时候他十二。一年之后他十四，那本账还在药库的架子上，还是那一本。
他等的起。

从那天起，他送药的路改了走法。
卯时天刚亮，前院人少。他进二道门之前会在门外站一小会儿，抬头看门框上那块匾——匾上三个字，字大，笔道粗，笔画的搭法看得清楚。他把第一个字的形状看进去，低头进门，一路上在心里描三遍。
回来的时候他走右边那条远路，因为右边廊柱上刻着对联，一道一道的刻痕比墨好认。
他把记下来的形状用炭写在木板上。写得不周正，可写下来就能反复看。看熟了，再去别的地方找同样形状的字——一个字的搭法认得牢了，碰到别处再出现，他就多认一个。
头一天他认了两个，第二天认了三个，第四天一个也没认下来——那天前院人多，廊下站着六七个，他从头走到尾没有敢抬头。
他不急。他在药圃里练过更慢的事：一株草长半尺要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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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下午，沈执事来了药圃。
他站在畦边上看了一圈。石头在旁边浇水，没有停手。
“三天后清点。”沈执事说。
石头问：“清点什么。”
“药库。”沈执事说，“账实核对。上头来人。”
石头手里的水瓢顿了一下，又接着浇。

“圃里也对。”沈执事补了一句。
他把一只脚踩上畦边的石头，绕着看了一趟。他看得很随意，可他看的是哪几畦，石头知道——他看的是最里头那一畦。
那一畦是空的。
三个月前石头把那两株拔了、烧了，把土填平，从旁边畦里抓了一把湿土撒在上头。填得平，可平不等于有东西。三个月下来，土面上只长了几根草，他一趟一趟地拔干净了。
他拔草的时候是想让这里看着像没种过东西。现在他明白，最里头那一畦是这一圃最短的一畦，短得显眼；空了三个月，也空了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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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执事把脚从石头上放下来。
“上面来的人看的是账，不是草。”他说，“可账上写着这一圃该有三株。”
石头浇完最后一株，把水瓢在桶沿上磕了磕。
“账上写的是三株。”
“三株。”沈执事说，“去年报的数。”
他往前走了两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三天。”他说，“够你想。”

天黑以后，石头一个人去了药圃。
他在最里头那一畦边上蹲下来。土是干的，表面结了一层薄壳。他伸手把薄壳捏碎，捏到底下，底下也是干的。三个月，风把这一畦吹成了荒地。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工具房拿了一把小锄，又在旁边那一畦边上蹲下。
旁边那一畦里是矮矮的紫叶药，长到半尺高，一丛一丛挤着。他挑了一丛最密的，手在根上摸了一遍，往下探了探，探到分叉的地方，才把小锄送下去。
一锄下去，连根带土起了一株。
他把这一株捧到最里头那一畦，挖坑，放进去，把土压实，浇了半瓢水。退开两步蹲下看——一株孤零零的紫叶，立在一片空了三个月的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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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一手撑不了多久。这一株只长到半尺，去年账上报的九节草是三尺高；等上头的账和圃里的东西摆在一处，谁都能看出这一株不是去年那一株。
可三天后的清点，看的是三株还是三缺一。
他要的是那个数先对上。

回杂役房之前，他把木板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在膝盖上摊平。
正面是“南”“年”，背面是新记的三个字——门框上那块匾的头一个字，加上廊柱上刻的两个。他把这三个字的形状描了三遍，然后放下炭，躺下。
躺下以后他想的是同一件事：那一行小字，他要是能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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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想起一件事。
何伯册子里夹着的那张纸，他烧书之前看过好几遍。纸上那些字小而匀，一行一行排得整齐。那时候他认定那是崖底下那个人的字——皮卷上也是这个样子。
可那个人死了。死在崖底下，坐成一副骨架。
药库那本账上的字也是这个样子，而那本账上有新鲜的墨。
石头躺在那儿，把这三样在黑暗里摆了一遍。
他不是能想通这件事的人。他只发现，他一直在“一个死人”和“一本新账”之间来回看，看了两个月，没看出这里头有什么不对。
他翻了个身。
写那本账的人，跟死在崖底下的那个人，也许根本不是一个人。

第一天早上，那株紫叶蔫了。
石头天没亮就去看它。叶子往下垂，边卷起来，颜色比昨天浅了一层。他蹲下去,把手指探进土里——土是湿的，昨晚他浇的那半瓢还在底下，没渗下去。
移栽的苗不能多浇水。这是何伯册子上写的，他记得那一行：分株移栽，遮阴三日，水减半。
他把水停了。

那天他在畦边上折腾了一上午。
他先是在那一畦的南边支了两根竹竿，横一根，上头搭了三张草席——不是全遮，留一侧见光。前院的树底下就是这么搭的，他送药的时候见过。然后他把那一畦边上的土往外扒了一圈，扒出一道浅沟，让水能从沟里走掉。
做完他退开两步，蹲下去看。
那一株还是垂着。
他又坐了一会儿，把何伯册子上的那一行又背了一遍。册子上没有写“多久会立起来”。册子上写的是“三日”。
他就当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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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叶子还是垂的。
第三天早上，他去看的时候，那两根叶子抬起来了一点。不是立起来，是抬起来一点——叶尖离土面有两指高。
石头蹲在那儿看了很久，心里没有多少高兴。他知道这一株活下来跟九节草没关系。可它活着，那一畦就不是空的。
清点是明天。

这三天里他还做了另一件事。
他把药库点了一遍。
不是随便看，是照着账本点：账上写进的货在哪一堆，写出的货走没走；麻袋多少袋，陶罐多少个，本子多少摞。他做了半年杂役，药库里的东西他都搬过，可没有一样一样数过。他花了一个下午，数完，又花了一个晚上把数出来的数目在心里排好。
他不识账，可他记得数目。
数东西这件事他做过很多回，在村里就是这么练的：一窝鸡蛋几个，一捆柴几根，一亩地打几斗。他不记在纸上，记在腿上——一手扶墙，一手在膝盖上一节一节地点，点完一遍再从底下往上点一遍。点两遍能对上，他才肯认。
这一次他点了三遍。
第一遍点麻袋，第二遍点白陶，第三遍点底下那一层的褐陶。点到第三遍，他的手在那一层上停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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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到第三遍的时候，他数出了一件不对的事。
药库最里头靠墙那一排，陶罐摆在两层木板上。上头一层是白陶，底下二层是褐陶，褐陶的体积大，罐身粗，一共十一个。他搬过十一回，也数过十一回，账上写的也是十一个。
可那十一个里头，有一个不一样。
它比别的矮半寸，颜色深一点，罐口收得紧。别的陶罐的盖子都是木的，盖上去能晃；这一个的盖不是盖子，是一层封泥，封得整整齐齐，泥上压着一个印。

石头把那个坛子从底下那一层搬出来，放在地上，蹲下去看。
封泥上的印不大，比一枚铜钱大一圈。他没有用手去摸——他先看。看了一会儿，他认出来了：跟木牌上那个是一个模子里的东西。
他把坛子重新抱起来，放回底下那一层，放回原来的位置。
他没有开它。
他把这件事在心里翻了一遍。一个封了泥、压了印的坛子，摆在药库最里头，不写在账上；药库的账上有多少罐子，这一本本子记了十几年，一个也没有漏——除了它。
那就是说，它不是从账上来的，是从别处来的。
它也可能是别人寄放的。可他在这药库里搬了半年，没见过外人往里头放东西。药库的钥匙在沈执事手上，门平时是开的，可进来的只有杂役和执事。
他没有再往下想。再往下想就得先说它是什么，可他连它是谁放进来的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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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泥是整的。要是他开了，扣口上就会留痕；上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也不能把它搬走。药库里只有他一个人常来，东西少了，第一个问的就是他。
他只能让它待在那儿——待在那儿，明天清点的时候被人点出来，跟他没有关系；可要是他自己去动它，那就跟他有关系了。
他把这一条记在心里，跟别的几条摆在一处。

那天夜里他躺在铺上，把三件事排了一遍。
那一畦里有一株活的紫叶。药库里有一个没有上账的坛子。他怀里有一个布囊。
三件事他都不能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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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是第二天早上。
天没亮，药圃的门就被人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