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初，徐州。

冯国梁到徐州的时候是傍晚。张自忠在城北营房门口等着，两人见面没有寒暄，张自忠直接把他引到地图前。

营房里的火炉烧得正旺，炉膛里的煤块偶尔爆出一声细响，火星从炉盖缝隙里溅出来，在暗处亮一下又灭了。

“皖北的情况摸清楚了。高树勋的部队驻在蚌埠以北，三个团，约六千人。他是冯先生的老部下，跟西北军有旧。南京那边给他发过几道委任状，他都收了，但没动。名义上归南京，实际上谁的话也不听，自己驻自己的。”

冯国梁盯着地图上蚌埠的位置：“他缺什么？”

“粮。皖北今年收成不好，高树勋的部队吃了上顿没下顿。南京拨过两次粮，走到半路被地方保安团截了。他现在靠向地方上借粮撑着，借得多了，地方上也撑不住。”

“地方上怎么说？”

“地方上对他还算客气。他在皖北两年，没抢过粮，没抓过丁，借粮是打借条的。借条攒了一摞，还不上，地方上也没催。但人总得吃饭，再这么下去，借条也借不出粮了。”

“有没有跟日本人接触？”

“没发现。他跟南京方面有电报往来，但内容不深。日本人那边没见他派人去。”

冯国梁点了点头。他在张自忠的指挥部住了一夜。晚饭是两碗面，张自忠没有劝他多留，只说了一句：“高树勋这个人，跟他谈了就知道。他不绕弯子。”

冯国梁睡在营房后头的一间小屋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盏油灯。油灯的光很小，照在墙面上，墙上的白灰有几处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的砖缝。他躺在硬板床上，听了一会儿窗外的风。风从北面来，刮过营房顶上的铁皮，哗哗地响了一阵，然后慢慢弱下去。他闭上眼，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冯国梁带着一个随从，坐车往蚌埠方向去。

从徐州到蚌埠，走的是津浦线西侧的官道。路不宽，但能走车。沿途经过几个集镇，集镇上的人不多，铺子开着，但没什么生意。有几个穿军装的人在路边设卡，看见冯国梁的车，拦下来问了一句。随从递了张自忠的名片，对方看了一眼，放行了。车过了一个叫宿州的小城，城门口有人在修路，碎石堆在路边，几个民夫蹲在地上敲石子，锤子起落的声音从车窗里传进来，一下一下的，很密。

路边有一棵歪脖子柳树，树干斜在路旁，枝叶已经枯了，只有几根细枝还挂在上面。树下坐着一个老人，面前摆着一只竹篮，篮子里装着几块干饼。他看见车过去，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叫卖，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守着那只篮子。车过去了，后视镜里那个老人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小黑点，被路边的田埂吞没了。

车到蚌埠以北二十里处，被一队哨兵拦住。领头的连长问了几句，冯国梁说：“我是冯玉祥的弟弟，找高树勋。”连长打量了他两眼，让一个兵带路，引他们往高树勋的驻地走。

高树勋的指挥部设在蚌埠以北一座旧庙里。庙不大，前后两进，前殿摆着地图和桌子，后殿住人。庙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枝桠光秃秃的，树底下拴着一匹马，马在吃草料袋里的料。冯国梁到的时候，高树勋正在前殿看地图。他四十来岁，中等身材，脸上瘦，颧骨高，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看见冯国梁进来，他从地图前转过身来。

“冯先生。”

“高师长。”

两个人握了握手，没有寒暄。高树勋让人倒茶，冯国梁在桌边坐下来，看了看桌上的地图。图上标着皖北各部队的驻地和南京方面发来的电报抄件。他把地图看了一遍，抬起头来。

庙里的光线比外面暗。殿顶的横梁上挂着几缕蛛网，风从门缝里灌进来，蛛网轻轻晃了一下。前殿靠墙摆着一排木架，架上搁着几摞文件，有的用麻绳捆着，有的散着，纸角卷起来，像是很久没有人翻过。墙角有一口水缸，缸沿上搁着一只葫芦瓢，瓢里剩了半瓢水，水面平静，映着从窗缝里漏进来的一线光。

“南京那边，你还理吗？”

“不理了。”高树勋说，“委任状收了，番号领了，粮没到，饷没到。上个月南京来了一封电报，让我调防芜湖。我没动。”

“为什么没动？”

“芜湖那边是他们的地盘，我去了，兵就不是我的了。”

冯国梁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之后才开口：“我这次来，是替定北军政府谈整编的事。皖北归定北军政府，你的部队不动，编制不动，驻防不动。粮饷走定北军政府的账，按月拨。你继续带你的兵，条件跟川军一样——不拆散，不换主官，不外调。”

高树勋没有立刻接话。他把地图上南京方面的电报抄件收起来，放在桌角，然后看着冯国梁。

“石友三在浦口反蒋的时候，南京让我从北面压过去。我没动。后来石友三走了，南京又让我收编他的残部。我也没动。我在皖北待了两年，谁也不帮，谁也不打。你让我归定北军政府，我可以归。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我的兵是皖北人，家在皖北。归了定北军政府，不能调走。调走了，家就没了。”

冯国梁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庙门口，朝外看了一眼。门外那条土路从庙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田埂边，路面上有几道深深的车辙，是运粮的车压出来的。路旁的田里稻茬还没翻，干枯的稻秆在风里轻轻晃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不调。驻防不变。”

高树勋听完这四个字，也没有立刻点头。他站起来，拿起靠在墙角的马灯，对冯国梁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冯国梁跟着他出了前殿，穿过一条窄廊，走到庙后头。庙后有一排矮房，是囤粮的仓库。高树勋推开其中一间屋子的门，把马灯举起来，照亮了屋里的地面。屋子不小，但地上是空的，只有角落里堆着几只麻袋，袋口敞着，露出里面发了霉的粮食，颜色发暗，结成了块。墙根下的木质粮囤也是空的，囤底的木板上落了一层薄灰，灰上印着几道猫爪的痕迹。

“就剩这些了。”高树勋说，“三天的量。三天之后，马也得宰了吃。”

他把马灯搁在粮囤沿上，灯光照着那几只麻袋和空荡荡的地面。他站在灯光里，没有看冯国梁，只是看着那几只麻袋。过了一会儿，他把马灯从粮囤沿上拿起来，转身往外走。冯国梁跟在后面，两个人沿着窄廊走回前殿。高树勋把马灯搁回墙角，走到桌前坐下来。

“你起草文件，我签字。”

冯国梁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空白确认书，铺在桌上，拿起笔，一行一行地写。

高树勋坐在对面，没有催，也没有插话，只是看着他的笔尖在纸面上移动。

冯国梁写完正文，把确认书推过去。高树勋接过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在末尾签了字。

签完之后他把笔放下，对冯国梁说了一句：“南京那边，你们得防着。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

“知道。”冯国梁说。

他把确认书收好，塞进文件袋，扣上搭扣。他没有立刻走。

高树勋留他吃饭，他这回没有推。

晚饭是在庙后头的小屋里吃的。高树勋让人端了两碗面、一碟咸菜、一壶酒。面是杂粮面，黑乎乎的，碗底沉着没化开的盐粒。

咸菜切得粗细不匀，酒是本地烧的土酒，倒在碗里有一股冲鼻的辣味。高树勋端起碗喝了一口，放下，看了冯国梁一眼。

“你们冯家老二，现在在北平做什么？”

“政务院副主席，管统战和政务。西北总务也归他。”

“不掌兵了？”

“不掌了。他自己也不想掌。”

高树勋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两个人把面吃完，酒各喝了两口，咸菜剩下半碟。

高树勋站起来收拾碗筷，冯国梁伸手拦了一下：“我来。”高树勋没让，端着碗出去了。

冯国梁在蚌埠住了三天。

第一天，高树勋带他看了部队。三个团分驻在蚌埠以北的三个村子里，营房是借的民房，有的连队住在庙里，有的住在祠堂里，有的住在废弃的粮仓里。士兵们穿的衣服不统一，有的穿灰，有的穿蓝，有的穿着打补丁的旧军装。但队列站得整齐，枪擦得干净。冯国梁站在村口看了一会儿，对高树勋说：“你的人，没散。”

“散不了。散了就没饭吃了。”

第二天，高树勋带他去看了地方上的几个士绅。士绅们对高树勋很客气，见面拱手，请茶让座。冯国梁坐在旁边听他们说话，听了一会儿，听明白了——这些人借粮给高树勋，不是怕他，是敬他。他在皖北两年，没扰民，没苛捐，借条上写多少就还多少，还不上也没赖过账。一个姓陈的老先生对冯国梁说：“高师长在这里，我们睡得着觉。换个人来，不一定。”

第三天，冯国梁要走了。高树勋把他送到庙门口，从兜里摸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他。冯国梁接过来一看，是借条的存根，厚厚一沓，用一根麻绳捆着。高树勋说：“这些借条，你带回北平，跟上面说一声。我欠的，我还。还不上的，请上面替我兜着。”

冯国梁把借条收好，没有多说什么。他上了车，车走出半里地之后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座旧庙的轮廓在暮色中逐渐模糊，庙门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像一只张开的手，在灰蓝色的天幕下停着，没有动。

当天晚上冯国梁到了徐州，在张自忠的指挥部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李宗仁从河南方向绕过来，先到蚌埠跟高树勋见了一面，然后跟冯国梁在徐州碰了头。两个人没有寒暄。李宗仁看了一眼冯国梁手里的文件袋，问了一句：“签了？”

“签了。”

“借条呢？”

“也带了。”

李宗仁点了点头，没有再说。第二天一早，两个人上了同一辆车，往南走。

（第一百九十二章 蚌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