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早上，天没亮透，我起来去锅炉房倒开水。
院子里的雪冻硬了，踩上去咯吱响，脚底下的雪面子碎了一层。昨夜的炮仗皮散在墙根，红的白的，扫在一起能装半筐。我端着搪瓷缸走到锅炉房门口，门推不动。不是插着，是关得严，门缝下头塞了东西，塞得实，指甲抠不进去。后来才知道是拿一件旧棉袄堵的，怕夜里有风。总之他把门堵得严，是怕冷，不是怕别的。
我拿肩膀顶了一下，门开了。
屋里的味冲，煤味，底下压着别的味，说不上来。我刚进去眼睛就辣，站在门口没往里走。炉子封着，炉圈盖得严，炉门关死，炉子下头的灰斗也合上了。窗户关着，玻璃上的水汽冻成了花，一层一层的。老韩躺在长凳上，褥子盖到胸口，脸朝里，一只手在褥子外头。
我叫了一声，老韩。
他没动。
我又叫了一声，走过去，把手搁在他肩膀上推了推。人硬了，推的时候整个人跟着晃了一下，晃完还是那个姿势。手从褥子底下露出来，我摸了一下，凉的，凉得跟铁管一样。手背上那层老茧还在，虎口那道疤也在。
我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屋里有火，封在炉子里，不透气，凑近了能听见一点响，说不上来是火响还是煤响。炉台上搁着他的搪瓷缸，缸子里剩半缸水，水面上落了一点灰。窗台上那个缺了盖的暖壶还在，半袋玉米面也在，袋口的纸绳扎着，扎得很紧。我把窗户推开，玻璃上的冰花裂了，掉下来一块，落在窗台上。冷气灌进来，屋里的味散了些。
我骑车去镇卫生院。路上有冰，车轱辘打滑，在供销社门口摔了一跤，搪瓷缸摔出去，滚到墙根，缸子沿上磕了个豁。我捡起来，骑上接着走。街上的门都关着，门上的对子是新的，红纸，风把下头那一角吹起来，啪嗒啪嗒响。有一家门口蹲着个孩子，在捡没响的炮仗。
卫生院值班的大夫姓孙，披着棉袄出来，头发乱着，眼睛还没睁开，问我什么事。我说所里有人不行了。他回屋拿了件大衣，跟我走了一趟。他进屋先站着看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才过去。他翻了翻眼皮，又摸了摸脖子，把褥子掀开一角看了看，说人早就硬了，煤气，夜里走的，走了有六七个钟头。他问我报没报，我说还没。他说得报，初一也得报，这种事不能压，压了往后更麻烦。他说完就走了，走到院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门窗开着，别关。
王继成来得比我打电话快。他住得不远，初一早上过来拿东西。他进屋看了一眼，退出去，在院里站着，站了半天，问我，人什么时候没的。我说不知道。他说，那昨天夜里你听见什么没有。我说铁管响了一声。他就不问了，从兜里摸出烟，抽了一支，抽了半支掐了。
唐玉梅是王继成叫来的。她站在门口，没进来，手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回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一床褥子，新弹的，棉花厚，布面是蓝格子的，边上还带着折印。她说不能让人躺在旧褥子上，旧褥子跟了他十几年，里头都是汗，掀开潮气重。她说完把褥子搁在长凳另一头，自己退到门外去了。
电话摇了半天。摇把电话搁在办公室桌上，摇起来嗡嗡响，摇够了我拿起听筒，先摇县局值班室。接了个年轻人，说这事得报，我说我们就是派出所。他停了一下，说那你等，我去找人。听筒搁在桌上，我听见那头有人走路，有人说话，有椅子响。反正等了半个多钟头，换了个年纪大的接，问了几句，问人叫什么，多大岁数，什么时候发现的。我说岁数不知道。他停了一下，说初四上班再走手续，人先别动，别挪地方，现场的东西也别动。
我放下听筒，手心里全是汗。
王继成拿出本子，说凑钱吧。
一人十块。王继成记，唐玉梅记，吴长庚来了也出了十块，站在院门口把钱递过来，没进屋，递完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李广田是晌午来的，穿一件新棉袄，进门先摘帽子，站在板子前头看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张二十的，压在王继成的本子上。他什么也没说，临走说了句这人不容易。他在院门口站了站，往锅炉房那边看了一眼，才走。后来又有砖窑上的两个老头来，一人五块，钱是拿手绢包着的，解开三层，里头还裹着一层报纸。到天黑，本子上记了一共二百八十六块。王继成把本子合上，说不够再说，先把人安置了。这钱后来也没人再提，大概都当是随了份子。
所里腾了堆煤那间屋。煤块搬出去，靠墙码了半人高，码得不齐，又码了一遍。地上扫了三遍，扫完了还是黑的，拿水泼了一遍，黑水下不去，渗在土里。屋里原先堆过煤，墙上也是黑的，拿报纸糊了一层，糊到一半纸不够，剩下的空着。板子两块，架在两条长凳上，凳腿底下垫了砖，怕不稳。唐玉梅那床新褥子铺上去，人抬上去，盖一条白布。白布是所里存的，早些年办事剩下的，边上黄了一块，翻过来盖的。
灵前的桌子是办公室抬过来的，桌上摆了一个搪瓷缸，一包烟叶，还有他那半袋玉米面，袋口的纸绳还扎着。王继成说摆这个干什么。我说摆着吧。
灵牌上要写名字。王继成拿着笔问，他大名叫什么。
几个人都没说话。叫了二十年老韩，谁也没问过。唐玉梅说，是不是叫韩师傅。王继成说师傅不算名。
后来翻他的铺盖。褥子底下压着一个铁盒子，饼干盒子，盖子锈住了，拿改锥撬开的。里头三十七块钱，票子有新的有旧的，新的两张，压在最底下。一张照片，还有一张纸。纸是砖窑的条子，工伤补助，上头的名字是韩德贵，字是圆珠笔写的，洇了一片，得对着光看。条子上还写着年龄四十六，哪一年写的没写。
照片是黑白的，一个女的，梳两条辫子，站在一间屋的门口，手扶着门框。照片边上裁得不齐，像是从大照片上剪下来的。背面没字。我把照片放回去，盒子盖上，搁在他枕头边上。
下午院里来的人多。有几个是来看热闹的，站在门口往里瞅一眼，问一句怎么回事，听完说一句可惜，就走了。老韩在这个院里烧了十几年锅炉，认得他的人不少，真知道他的不多。他给值夜的人烧开水，谁喝过他的水，谁也记不住，多半连句谢也没有，喝完把缸子往窗台上一放，他刷。这些事一年一年，跟炉子里的火一样，天天有，天天没人看。
天黑以后我回家吃了碗饺子。那几年所里过年都是这么过，谁值班谁自己带饭，所里不管饭，一年到头也没人提这个，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壶开水。
灵堂那屋点了一盏煤油灯，灯芯短，火苗小。我在板子边上坐了一夜。屋里的煤味没散尽，混着纸糊墙的浆糊味。外头的炮响过一阵，响完了就没动静了。坐到后半夜腿麻了，起来在屋里走两圈，再坐下。板子底下垫的砖有一块不平，人躺上去，那头低一点，我找了张纸叠了几折垫上。
再往后的事，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晚上我想他年三十说的那句话。他说回去也是一个人，烧一炉子煤，不如在这儿烧，还能烧公家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笑了，笑完就咳。一个人一辈子就剩这么一句话能当笑话讲，讲完了还得接着添煤。他添了十几年，添到最后一回，添多了。
后半夜灯芯结了花，我拿剪子剪了一回。
天亮以前，我给他倒了一缸开水，搁在板子头上。水是从暖壶里倒的，冒着白气，过了一会儿就不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