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海那张名片，我在抽屉里搁了三天。
第一天，我没动。第二天，我把它翻过来，背面就一行字：槐安路三十七号，老城茶馆。没有电话，没有名字。第三天，父亲在擦柜台，瞥见抽屉缝里露出的纸角，没问，也没说。
第四天，我去了省城。
老城茶馆在槐安路中段，门脸旧，木门漆脱了大半，门框上挂了个布帘，风吹起来，又落下。里头光线暗，几张八仙桌，坐着几个老头下棋，棋子落在木盘上，嗒，嗒，不急。
我站在门口，扫了一圈。没看见高振海，也没看见那个西装短发的年轻人。
柜台上一个胖女人择着茶叶梗，抬头看我。
"喝什么。"
"随便。"
她给我沏了杯高末，瓷缸子，茶梗漂着，水面浮着一层沫。
我端着缸子，在靠窗那张桌子坐下。窗对着街，日头斜着照进来，在地上拉出一条光，慢慢往墙根移。窗外有卖糖葫芦的吆喝，有自行车铃，有远处工地的声音，混在一块儿，不吵。
我坐到下午，没人来认我。
走的时候，胖女人叫住我。
"你找高总？"
"嗯。"
"他不在。"她说，"他让我跟你说，你来，他就知道了。你没来，他也知道。"
"他让你带什么话。"
"没话。"她说，把茶叶梗往桶里一倒，"他说你来了，就当来过了。话不用带，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点了点头，把缸子搁在柜台上，走了。
出了茶馆，日头还亮，槐安路两旁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落几片在肩头。我站了会儿，把肩上的叶子掸了。
高振海不见我。他这种人，递话的人到了，话就到了。人见不见，两回事。
回县城，我把分拨单拿出来，对着灯看那个缺角。
日期没了。那一户的名字还在，框着，写着"金水区向阳胡同九号，住户马长顺"。补偿款六万，被沈伯昌一笔划出来，批给底下的人。
马长顺。
这个名字，我不熟。但金水区向阳胡同，我熟。那一片九几年拆过一回，我小时候听父亲说过，拆得急，有人没搬利索，房子就推了，回头补了点钱，没人细究。
我给郑斌打了电话。
"省城一九九四年旧城改造，向阳胡同那一片，"我说，"你帮我查一户，马长顺。看他当年的补偿款，后来落到哪儿了。"
"这种陈年档案，不一定查得到。"他说。
"查不到就查他儿女。"我说，"马长顺要是还在，该六十多；不在了，他孩子该还在县城或省城。"
"行。"他说，"我走档案口，慢，你等两天。"
挂了电话，父亲从后屋出来，看我桌上摊着那张分拨单。
"高振海找你了？"他说。
"去了他茶馆。"我说，"没人。"
"他不会见你。"父亲说，在桌边坐下，"他这种人，递话的人到了，话就到了。人见不见，两回事。"
"他递的什么话。"
"软话。"父亲说，"软话比硬话难接。硬话来了，你顶回去就行。软话来了，他没逼你，是你自己心里开始想，是不是该停。"
他把分拨单拿起来，看了看那个缺角。
"这张单子，"他说，"缺的不是日期。缺的是接钱的人。"
"接钱的人不是沈伯昌？"
"沈伯昌画的押，"父亲把单子放下，"可画押的人，不拿钱。拿钱的人，在单子外头。"
他看了我一眼。
"你爷爷当年查的，就是单子外头那个人。"他说，"他查到了，就没了。"
我没说话。窗外的天暗下来，茶楼的灯亮了，照在柜台上。吕长庚那把刨子还搁在里侧，木把儿上的裂纹被灯一照，一道一道的。
我把分拨单收进文件夹，和沈伯昌那本复印件摆在一起。
马长顺。六万。一九九四年。
这一户的房子，没了。这一户的钱，被切走了。切走的人画了押，拿钱的人在单子外头，到现在还活着。
我拿起笔，在蓝皮账末页的旁边，写了"马长顺"三个字，又写"一九九四·向阳胡同"。
写完了，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到底没往下写。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