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立是月底来的县城。
他背个布包，里头装着沈伯昌那本私账的复印件，还有那一叠批条影印、那张分拨单。原件他留在省城，锁在银行的保管箱里，说依法该留着，等该收的人来取。
"我爸的交代，"他说，"原件不能出省城。复印件你拿去用。"
我们在茶楼二楼，把那本复印件从头翻了一遍。六个人名，从上往下排，最底下那个划掉了，写"已故"。每一页右下角，那个押。
"这个押，"沈立说，"我画了一辈子。到死他还在纸上画。我问他画什么，他说画个好记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画的不是记号，是他自己。"
我把复印件收进文件夹，另做了一份备份，存在电脑里，又打印了一份纸的，锁进抽屉。
第二天，我去了省城，找方检。
方检在检察院，办公室不大，桌上堆着卷宗。他看了我带去的那本复印件，翻了很久，手指停在最底下那个划掉的名字上。
"这个人，"他说，"你查到没有。"
"没查到。"我说，"沈立说，是他父亲上头的人。死了，名字划了。"
方检把那一页合上。
"死了也好查。"他说，"死人留的东西比活人多。你把这东西留我这，我让档案口对一下九四年的旧城改造名单。"
"要多久。"
"说不准。"他说，"这种陈年账，翻起来慢。你别急。"
他把文件夹收进抽屉，锁上。
"林野，"他忽然说，"你这一路，查到的人，一个一个都老了，或者死了。你以为查的是过去，其实查的是现在。"
我没接话。
"现在还有人看着这条路。"他说，"你手里的东西，动到谁，谁就睡不着。"
"沈伯昌那本账，"我说，"划掉的名字上头，还有活着的。"
方检看了我一眼。
"所以你别只盯着死的看。"他说，"死人咬不住活人。活人，才咬得住你。"
他往后靠了靠，椅背吱呀一声。
"你这些东西，"他指了指抽屉，"我先收着。查到哪一步，我走哪一步。你别催，也别自己往前冲。"
"我不会。"我说。
"你会。"他说，"你跟你爷爷一个样，认准了账，就自己往前走。你爷爷走到头了，你别走到头。"
回县城的班车晚点。我在车站外头站着，天快黑了，路灯一盏盏亮。
——
高振海的人来，是三天后的傍晚。
一个年轻人，西装，头发短，进门不坐，站在柜台前，说找林老板。我出来，他递过来一根烟，我没接。
"高总让我带句话。"他说，"沈伯昌那本账，翻出来，就翻出来了。别往上头的人名上头靠。靠了，对谁都不好。"
"什么上头的人名。"
"你心里清楚。"他说，"高总说，你爷爷那六万，他早说了不要了。你查到现在，查的是别人的事。别人的事，少管。"
"高振海跟沈伯昌，什么关系。"
年轻人笑了一下，烟在指间转了半圈。
"高总说，你问的这个人，他也不熟。"他说，"他只是提醒你，路不是你一个人开的，也别一个人收。"
他放下烟，没抽，转身走了。门帘晃了两下。
我站在柜台后，看那根烟搁在台面上，烟嘴压着一张名片，上面只有一行字：槐安路三十七号，老城茶馆。
父亲从后厨出来，看了一眼名片。
"高振海。"他说。
"嗯。"
"他当年，"父亲说，"跟你爷爷是一头的。你爷爷查的钱，他也走了一条。你爷爷死了，他活下来了。"
"他现在是看路的。"
父亲把名片拿起，看了看，扔进垃圾桶。
"看路的人，"他说，"最怕有人把路标拔了。"
——
刘国平是第二天来的。
他没进茶楼，在街对面站着，看见我出门，走过来。
还是那副样子，五十出头，颧骨高，眼窝凹，鞋干净得不像在县城走的。
"林野。"他说。
"刘科长。"
"你查的东西，"他说，"上面有人看着。"
"什么上面。"
他没答，看了一眼街口。
"一三年，"他说，"我劝过郑斌，别查。他没听，调去乡镇两年。现在你查的比他深。"
"郑斌是我朋友。"
"朋友。"刘国平重复了一遍，"你朋友查的，是王三炮那笔。你查的，比王三炮深。深到哪儿，你自己量。"
他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压低。
"沈伯昌那本账，我见过。"他说，"九几年，我刚进政治处，帮着清过一回档案。那上面的名字，有一个，还在。"
"哪个。"
"不能说。"他说，"说了，我也没了。"
他退了一步。
"你接着查，"他说，"但记住，名字是死的，活着的，才是麻烦。"
他转身走了，鞋底在湿地上踩出两声轻响，过路口，没了。
我站在街边，把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名字是死的。活着的，还有一串。
回茶楼，我把沈伯昌那本复印件的备份册翻开，翻到最底下那页。划掉的名字旁边，写着"已故"。已故的那一个，上头还有活着的。
我把册子合上，放进抽屉。
方检的话还在耳边：你查的是过去，其实查的是现在。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