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是第三天晚上开的。
我把铜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沉，像锈住了，又像里头有什么东西顶着。再转，咔哒一声，锁开了。
箱盖掀起来，一股陈年的纸味冒出来，混着一点铁锈的腥。灯离得近，照见里头一摞一摞的纸，用旧报纸包着，报纸发黄，边角脆了，一碰就要掉渣。
最上头一本，硬壳，封皮没了，露出里头米黄色的纸页，页边起了毛。我把它抽出来。
是沈伯昌的私账。
每一页都写着钱。时间、去向、经手人，一笔一笔，密密麻麻。没有名字落款，只在每页右下角，画一个押——两笔勾连，尾巴拖长，二十年一笔不走样。
我翻到中间，有一笔：
"九四年秋，旧城改造，东三区二十七排，补偿款六万，分拨。经手：批条。"
批条下面，画着那个押。
再往后翻，类似的笔不止一笔。九五年，一笔。九六年，两笔。都是"补偿""分拨""经手"这几个词，后面的数目从几千到几万不等，经手人一栏空着，只画押。
我把那一摞纸都倒出来，摊在桌上。
中间夹着一叠复印件，是批条的原件影印。纸边印着"城建委"三个红字，底下盖着章，章也模糊了，只剩半个轮廓。批条上的字是手写的，行书，写得很急。我一张一张看过去：
一张，九四年，批给孙国栋名下公司，数目三万；
一张，九五年，批给陈正清经手的一笔，数目两万；
一张，九六年，批给"周"字头的一个户头，数目四万。
每一张的末尾，那个签名都被涂掉了，涂掉的地方，画着同样的押。
我把这三张并排摆好。
孙、陈、周。三个名字，三个年头，三笔钱。批条上写的是公家的补偿款，落到的，是私人的户头。中间经的手，画押，不签名。
这一手，我爷爷在蓝皮账里写过。他写的是"那钱不是王三炮一个人的"。他不识字太多，可他认得账上的路数。
我把这三张批条的日期连起来看。九四，九五，九六。一笔一笔，像一根线，从这一户人家的补偿款里，一节一节抽出来，送到三个不同的人手上。抽的人画押，不签名。接的人拿了钱，也不留名。
我爷爷一九九四年秋天去了一趟省城。回来那天，衣裳还是整的，人不对了。他上楼，翻出蓝皮账，天天写，写到多晚我不知道。他写的，大概就是这根线。
他写到"钱是从"，手停了。不是写不下去，是写下去就要写那个名字。那个名字，写出来，就有人要死。
最后一叠，只有一张纸。
一九九四年，一个区的旧城改造补偿款分拨单。
单子上列的，是十几户人家的拆迁补偿。其中一户，名字被框了起来，补偿款一栏写着"六万"。旁边一行铅笔字，是沈伯昌的手笔："这笔钱，不从孙，不从陈，不从周。从这一户切出来。"
我把这张单子翻过来。
背面什么都没有。
我拿起沈伯昌的私账，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写到最后一行，停了。和爷爷的蓝皮账一样，停在一个没写完的地方。
那一页上，列着六个人名。上头五个，一笔一笔，往下排。最底下一个，名字被人用钢笔划掉了，划得很重，纸都划破了。名字旁边，写着两个字："已故"。
划掉的那个人，在沈伯昌的上头。
也就是说，沈伯昌不是这条路的头。他上头还有人。那个人死了，名字被划掉，留在账上，像一个空着的位子。
我合上私账，看着桌上这四样东西加一个箱子。
"钱是从——"
爷爷没写完的半句，沈伯昌的私账把它接上了。
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笔钱的来路。从别人的房子、别人的命里切出来的钱，被做成了小金库，一代一代，往下走。沈伯昌画押，经他的手，一笔一笔分拨出去。他上头那个人点批条，名字划掉了，人死了，路还在。
路比人长。
我想起老韩的话。他说，他先生开的那条路，自己走了一辈子，走的人收不了自己走的路。
沈伯昌没收。他死了，把钥匙带进土里，把箱子留给不该姓沈的人。
我伸手，把蓝皮账从桌角拿过来，翻到末页。
"钱是从。"
三个半字，墨是旧墨，笔锋停在"从"字最后一竖上，收得不利索。
我把沈伯昌那张分拨单，压在蓝皮账旁边。
两个半句，并排躺着。一个写着"钱是从"，一个写着"从这一户切出来"。
中间隔了十六年。
我拿起那张分拨单，对着灯看。
纸角缺了一块。不是撕的，是原本就缺——左下角，一指宽，不整齐，像是裁的时候缺了，或者被人撕走了一角。缺的那一块，正好压着一个日期。
日期没了。
我翻遍了箱子里的纸，没有另一张能补上那个日期的。
缺的那一块，是另一个日期。另一个日期，是另一笔钱。
我把分拨单轻轻放回箱子里。
灯还亮着。窗外的县城睡了，偶尔有车过去，灯从墙上扫过，又暗下来。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