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房的公堂比回收司矮半尺。
我是从门槛上量出来的。脚下这道坎比外城寻常衙署低了一截,进门要微微低头。矮半尺不是省料,是规矩:管事的地方不能高过办案的地方,办案的地方不能高过录名的地方。我低头那一下,后颈那道断了的烙印抽了抽,像是有人隔着皮肉记了笔数。
堂上两张长案并摆,中间留出四尺宽的过道。左案坐着回收司的人,青灰短打,袖口收得利落,是收尸队的样式;右案坐着内城来的两位,一身墨青,袖口一道细白边,手边各压一只桐木匣。两只匣子都贴了封条,封条上压着一枚界钉,钉头朝下,钉尖埋在纸里。
按规矩,钉尖朝下是封,钉尖朝上是验。
两只匣子都是封着的。
我在过道这头坐下,把断袖压在膝上。袖子是空的,布头掖进腰带,压得平平的,不叫它晃。堂上没人看我。回收司那位盯着自己面前那盏茶,内城两位盯着对面那盏茶。茶是同一壶沏的,浮沫都还没散,谁也没动。
主事姓周,坐在两案之间的横案后头。他把两只匣子往中间挪了挪,挪完又挪回去,像是东西放错了地方,又像是等着谁先说话。
没人说话。
我数茶盏里的浮沫。左案那盏茶,浮沫是七个,靠盏沿一圈;右案那盏,六个,聚在一处不散。数到第三遍,左边那盏的沫散了一个。
“陆账房。”
周主事开口,声音压得很平,“你先交底。”
我把压在膝上的断袖抚了一下。
“交底可以。”我说,“可我得先要一样东西。”
周主事抬眼看我。
“监察房落一笔书面凭据。”我声音不高,堂上四尺过道刚好够传,“写明老孙私账现存、未伪,落款画押,官印不用,只要经办人的押。”
回收司那人抬起头。他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看内城那边。内城两位里年长的那位始终没动,年轻的那位手指在木匣边沿蹭了一下,蹭完立刻收回去。
“凭据?”周主事问。
“对。”
“你交证据,还要本房先认你的证据是真的?”
“不。”我把断袖往膝下又压了压,“我要监察房先认这东西是‘账’,不是‘罪’。凭据上写‘现存、未伪’,我交上去的才叫证据;不落字,我交上去的,是证据还是罪证,谁说了算?”
堂上一静。
周主事的手在横案上搁着,拇指来回搓食指侧面。他搓了七下,停了。
“陆账房,”他说,“你这是跟监察房讲条件。”
“我是跟监察房讲规矩。”我说,“账这一行,先记账,后算账。先落字,后交底。这两句是外城账房的规矩,也是监察房自己定的规矩。周主事若嫌我讲得不对,把规矩册子取来,我照着念。”
周主事的拇指不动了。
他侧头看了内城那边一眼。年长那位微微点了下头,点得极轻,下巴几乎没动。
“取纸。”
书吏送上纸笔。周主事提笔,写完,搁笔,把纸推过来。
我起身,走过去,双手接。纸上字不多,一行写事由,一行写“现存、未伪”,下头落款处留白。我看了两遍,把纸推回去。
“周主事,落款。”
“本官写完了。”
“写完的是案由。”我指着最下一行,“落款画押,得落在‘现存、未伪’那四字后头,而且得写明——字据一落,若日后查出账册有伪,这四字由落款人担着。”
回收司那人嗤了一声:“你倒会给自己加保。”
“我不是给自己加保。”我回头看他,“我是给这四字加保。四个字不担责任,那它就只是四个墨点。”
周主事盯着我。
我把话收了一句:“不落字,我不交。这不是我不肯交,是监察房不肯认。堂上两位都听见了。”
界钉就在这时候按下来的。
不是周主事按的,是那个年轻书吏。他把界钉从木匣上挪到字据上,钉尖朝下,往纸面一压。符纹从钉尖渗出来,沿着纸的纹路爬了半张,爬到“现存、未伪”那四字上,停住,浮起一层极淡的青。
周主事不再看我。他蘸墨,在那四字后头落了款,画了押。
押画得重,墨吃得深,纸背都透出来一点。
我把字据接过来,看了一眼,折成三折,塞进袖里。
“现在,”周主事说,“你的底。”
我从怀里取出木匣,放在过道正中。这匣子我抱了一路,怕磕,怕潮,匣角用布包了两层。我把布解开,露出匣盖上的封条。封条是我自己封的,押也是我自己画的,封口处还有一道我临出门前补的压痕——谁动过,一眼能看出来。
“全份在这儿。”我说,“老孙私账,连皮共一百一十七页。”
“一百一十七。”年轻书吏复了一遍。
“一百一十七。”
书吏上前,开匣,捧册,摊在横案上。他核得细,一页一页翻,翻到快一半时,指腹在纸面上蹭了一下,蹭完又蹭了一下。
“周主事。”
“说。”
“这条墨色不对。”书吏把册子往灯下偏了偏,“五月初七,陈砚入册这一条,墨色比同日的记录新。”
堂上一静。
四道目光同时落我脸上。回收司那位的手指从茶盏上抬起来,内城年轻的那位往前探了半寸。周主事没看册子,先看我。
“陆账房,这条是你写的?”
“是我抄的。”
“抄的哪一日?”
“五月初七的事,我五月十三抄进册。”我说,“原页是散的,陈砚那条压在里面,我照原样过录。墨色新,因为我抄得晚。”
“原页呢?”
“原页我抽走了。”
书吏的手停住。回收司那人终于开口,声音粗了些:“当着监察房的面,你自己认抽页。”
“我认。”我看着他,“抽了一页,我没烧没毁,也没拿它换东西。它现在不在我身上。抄本里那页一字不缺,我交全份。”
周主事伸手:“原页拿来。”
我按住册子。
“原页烧了。”
周主事的手停在半空。
“烧了。”他重复。
“烧了。”我说,“抽出来那天,我手里没有字据,没有界钉,也没有监察房肯认这册子是真东西。原页留在手里,是催命的东西;留在册子里,是整个匣子都保不住。烧掉一页,保住全册一百一十六页,换今天这个堂子。周主事若要问我为什么烧,我答:我算过账。”
堂上没人接话。
周主事的手收回去,落在横案上,慢慢收成拳,又松开。
“既如此,”他哑着嗓子,“本案——”
“且慢。”
说话的是内城年长那位。他起身,绕过横案,走到册子边,没看册子,先往回收司那半份勘合走去。
回收司的匣子还封着。周主事示意,回收司那人这才解封,取出半份勘合,摊开。
内城那位翻页翻得极快,翻到中间一处,停住。
他没说话,只是把那一处的纸边挑起来,往灯下送。
书吏凑过去:“周主事,这半份勘合,同一位置,也缺一页。”
“纸茬。”内城那位说,只说了两个字。
书吏的指腹在纸茬上蹭了一下,蹭完抬头:“纸茬是新的,断口还没发黄,割下来不超过十日。”
回收司那人的喉头动了一下。
动完,没出声。
他不出声,堂上的气就全压到他那边去了。内城两位并排站着,一个挑着纸边,一个看着我。周主事坐回横案后,手撑着额头,撑了很久。
我把全份册子捧起来,翻到陈砚那条,摊平,推到桌心。
册页上那一行字清清楚楚,一横一竖都不缺,连陈砚按指印压出的那圈淡红都在。我把页角抹平,收手,退回原处坐下。
一句没辩。
周主事的手在两张纸之间来回。
左边是回收司交上来的半份勘合,缺一页,纸茬新;右边是我交上来的全份,一百一十六页,缺口那一页,完整地躺在那儿。
“陆账房。”周主事终于抬头,“你方才说,你抽的是原页,烧了;你交的是抄本。那你说——回收司这半份,缺的为什么也是这一条?”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我抽的是我手里的原页。回收司那半份缺的这一页,是谁抽的、几时抽的、为什么抽,得问抽的人。”
“这本官记下了。”周主事的声音沉下去,“可这一处缺页,两处对不上,今日结不了案。两包勘合暂押本房,待勘。”
回收司那人这回出声了:“周主事,押可以,我司要留一份押单。”
“留。”
“押单上要写明——”他顿了顿,眼睛扫过来,“我司这段勘合,入房时是齐的。”
“齐的?”书吏抬头,“那你现在这半份缺页,是入房之后缺的?”
回收司那人的脸绷住了。
他答不上来。他若说入房是齐的,那就是自认缺页出在监察房手里;他若说入房时就不齐,那这半份勘合就是交上来就残的,残在回收司自己手上。两条路都不好走。
他张了张嘴,最后说:“我司……押单上只写‘入房封存,未启’。”
“未启?”我把断袖往上提了提,“你匣子上的界钉,方才解开时,钉眼里的符灰还是浮的,没压实。这匣子启过。”
回收司那人的眼睛落在我脸上。
“启过没启过,”他说,“跟你一个账房有什么相干。”
“不相干。”我说,“可我是这一案的当事人。匣子启过,缺页就可能出在启匣前后;匣子没启,缺页就只能出在封匣之前。这一字之差,是我坐在这儿还是跪在这儿,我得说。”
堂上静了下来。
周主事把双手摊在案上,看了左边,看了右边,最后看我。
“散堂。”他说,“两包暂押,明日辰时再议。”
我起身,把空袖往腰带里又掖了掖,去接我的匣子。书吏按住匣盖:“陆账房,这本暂押。”
“全份也押?”
“暂押。”他顿了顿,补了一句,“给你开押单。”
“开。”我把布包递过去,“布也一并押了,明日我来取匣,布少一层,我都要问。”
押单开了。我折好塞进袖里,跟那张字据并在一处。袖子里鼓起来一小块,压着手肘。
散堂时回收司那人先走。他走过我身边,脚下没停,声音低得像从牙缝里漏的:
“那页,你抄了几份。”
我没回头。
“先把你们那半份缺的一页找出来,”我说,“再来问我抄了几份。”
他站住。堂门口的光从雾里透进来,把他半个影子钉在门槛上。
“陆账房,”他说,“这一页,眼下已经不在一处了。”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今天才要那张字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