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城门那一刻，马秤把秤杆往怀里一横。

我伸手去搭秤钩，手背上先挨了一下。秤砣敲的，不重，正敲在骨节上，麻了半条胳膊。

“新来的手不干净。”他说，“秤认手。”

我把手收回来，搓了两下。老赵在车尾咳了一声，冲我偏了偏头。我退过去，靠着车帮站定。

城门洞里阴，出了门洞更阴。界碑立在道边，半截埋在土里，碑面上那道刻痕被雾蚀得只剩个浅印子。过了碑，天就矮下来，灰蒙蒙地压在头顶，连远处的路都看不真。

收尸队用的是四轮板车，车斗里铺着草灰。草灰吸味，也吸血。老赵说这车拉过的东西，比外城三条街的人加起来还多。

第一具尸首是在碑外半里地抬上来的。

两个人抬，杠子压在肩上，绳子绷得吱吱响。那人瘦得脱了形，颧骨顶着皮，手腕细得像一截柴。尸布裹了一半，露出来的那只脚青黑，脚趾甲缝里嵌着泥。

马秤把秤钩挂上去，秤杆一挑，秤砣在杆上滑。

“一百二十斤——”

他唱得很慢，尾音拖着，像当铺里唱当的。

我蹲在车尾，眼睛盯着秤杆。秤杆是平的，可那尸首怎么看也不像有一百二。我在雾隐村啃过死人骨头，知道一个人瘦到这份上，能剩下多少。

我数了数杠上的绳结。四道结，四个人抬，两道在肩，两道在腰。抬的人脊背没怎么弯。

一百一十上下，顶天一百一十二。

我摸出袖里的木牌，翻到背面，用半截铁钉划了一道浅口。划得很轻，口子深浅就是我估的数。这样就算牌子被人翻出来，也只当是磨出来的痕。

第二具、第三具，一路往上抬。

马秤一具一具地唱，唱到第四具的时候，我背面的口子已经刻了四道。

我挪到老赵身边，蹲下。

老赵坐在车帮上，膝盖上摊着一本册子，手里捏着半截炭笔，眼睛凑得很近。他舌头在腮帮子底下动着——含着糖。他那条舌头早就黑透了，含糖含的。

“念。”他把册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一百二十。”我念，“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

念到第四个数，我把嗓子提了一点，正好能让前头听见。

马秤头也没回。

“损耗折。”他说，“每具加八斤，折出来的脯归队里。”

他一只手扶秤，另一只手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指甲挑开，拈出一块黑褐色的脯，咬下半块，嚼得很慢。

“八斤？”我问。

“一具八斤。”他嚼着，“七具五十六，五十六斤折三块脯，零头归我。秤是我的，零头也是我的。”

“折给谁看？”

马秤把剩下半块脯塞进我手里，指头上还沾着油。

“你嚼一口就懂了。”

那脯在我手心里，软的，有点黏，闻着甜，甜底下压着一股说不清的腥，像铁锈泡在蜜里。

我没嚼。我把它收进袖子，贴着木牌放好。

老赵在旁边看着，腮帮子停了一下，又继续动。

我把木牌翻到正面，捏着铁钉，从上往下刻了一道竖线。线上不写名、不写数，长短按这一路的实数来。只有我知道这道线值多少斤。

刻完，我用拇指把木屑抹掉。

车往前走，雾往后退。抬尸的人不说话，脚踩在碎石上，声音闷闷的。走了约莫一个时辰，路边的尸首开始成堆。

有一堆三具，抱在一块儿，分不清谁的手是谁的。马秤照样一具一具过秤，一具一具唱。

我照样记。

到天黑，车斗里躺了七具。

七道口子，一道竖线。

老赵把册子合上，炭笔别进耳后。他那颗糖差不多含完了，舌头在嘴里刮了一圈，刮出点甜味来，才把糖纸吐了。

“你这手，”他看着我的木牌，“刻得比写快。”

“写要认字。”我说，“刻不用。”

他笑了一下，笑到一半咳起来，咳得肩膀一抽一抽。

夜里歇在界外一处驿站。说是驿站，其实只剩三面墙，第四面塌了，拿草席挡着。柴房里堆着湿柴，烧不着，冒烟。马秤把秤杆抱在怀里睡，像抱着个孩子。

老赵把我叫到墙角，蹲下来，从怀里摸出半页纸。

纸是从册子上撕的，边角不齐，角上黏着一块糖渍，硬邦邦的，把纸粘成了一坨。他用指甲抠了半天，才抠开。

“荀账房下午托人捎来的。”他压低声音，“让核一核。说是前头几批的数对不上。”

“对不上你还给我？”

“我眼睛不行了。”他把纸往我手里一塞，“你念，我听。数字我还能听出来。”

油灯就剩豆大一点火苗，我凑得很近。

纸上一行一行，是入库的记录。日期、来处、斤两、经手。字迹潦草，像是赶出来的。

我一行一行往下念，念得很慢。老赵闭着眼听，听到不对的地方就“嗯”一声。

念到第十一行，我停住了。

那一行写着：

陆沉。雾隐村边。死婴堆收。

入库斤两：四十七斤。

姐——

那个字在我喉咙里没出来。我把纸举高了一点，就着灯又看了一遍。

四十七。三岁。

我又看了一遍日期。是我被捡回来那一年。

我把纸放到地上，摊平，推给老赵。

“三岁的孩子，”我说，“怎么会有四十七斤？”

老赵睁眼。

他没马上看纸，先看我。看了半晌，才低头去认那一行字。他不认字认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往下点，点到“四十七斤”那里，手指停住了。

他从怀里又摸出一颗糖，剥了纸，塞进嘴里。

嚼。

嚼得很慢，腮帮子一下一下地鼓。

“不是孩子重。”他说。

“那是什么重？”

“账重。”

他把糖顶到腮帮子另一边。

“入库斤两，替的不是自己的命。”他说，“这一栏你当是称肉？称肉用得着这么写？收进来的东西，往后要按这个数出。出多少、折多少、还多少，都从这个数上算。四十七斤，是说这一份‘货’值四十七斤，不是说那个三岁的娃有四十七斤。”

柴房里烟大，呛得人眼睛发酸。

“那这四十七斤，”我说，“替的是谁的命？”

老赵不答。

他把糖从左边顶到右边，又顶回来。火苗跳了一下，照出他半张脸，另外半张埋在影子里。

“我跑了二十年。”他忽然说，“拖回来的尸首，我都能估个八九不离十。刚跑那几年我还记着数，后来不记了。记多了，夜里闭上眼，一堆数在眼前滚。”

他停了一下。

“有一年冬天，我拖回来一个娃。跟车斗里那些一样，瘦得没个人形。我给他盖了块布，往车上抬，抬到一半，他忽然睁眼，问我：‘叔，我几斤？’”

他学着那娃的声，又轻又细。

“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他说，他要记着，将来好还。”

老赵把糖咽下去了。

“我没答他。第二天他就在车斗里硬了。”

他把那半页纸拿起来，凑到灯前，翻了个面。

“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上头写的斤两，不是人。是账。谁的名字在账上，谁就得按这个数活，按这个数死。”

火苗晃了晃。

“那这单子，”我说，“谁签收的？”

老赵把纸尾翻过来。

收货人那一栏，写着两个字。墨色比前头深，笔锋收得利，像刀切出来的。

他眯着眼凑近，凑得很近。

手忽然一抖。

糖在嘴里含了半晌没化的那一小块，被他“咕咚”一声咽了下去，噎得他直抻脖子，拿拳头捶胸口。

“这字——”他嗓子哑了。

“你认得？”

“我认得。”他说，“崔暮的笔迹。”

柴房里静了一瞬。外头风从塌墙那面灌进来，草席哗啦响。

老赵把纸往火里按。

“这单子不该到咱们手里。”

我比他快。

手伸过去，两根指头把纸从他指缝里抽出来，火苗舔了个空，只燎掉角上一根须子。

“你——”老赵瞪我。

“这张我收了。”我把纸折起来，塞进贴身衣缝里，压平，“他收了我，我得记着。”

“你疯了。”老赵压着嗓子，“这名字在外城是什么分量你不知道？你一个记名小吏，拿这个去——”

“我不去。”

他愣住。

“我把它折好，收着。”我说，“什么时候用，我自己定。”

老赵盯着我看了很久。他那条黑舌头在嘴里顶了顶，顶出一个空空的鼓包。

“你要查他，”他终于开口，“先得活着出这片雾。”

我没应声。

车斗里的七具尸首在外头躺着，草灰盖着。马秤在墙角翻了个身，秤杆在怀里磕了一下，他嘟囔了句什么，又睡死过去。

我把木牌从袖子里摸出来，背面七道口子，正面一道竖线。

我又在竖线旁边刻了一个小十字。十字很短，横竖都一样长。

老赵看见了，问：“这是什么？”

“新开的一笔。”我说，“四十七斤。”

他没再说话，只是把自己那颗糖纸捏在手里，捏得吱吱响。

我靠着墙闭上眼。

后颈那点疤，又开始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