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再次升空。这次它携带的不仅是通讯中继，还有一套便携式信号定位装置。苏慕远随身携带的军用对讲机虽然电量耗尽，但其待机信号每隔一段时间会自动发送一次微弱的握手脉冲，只要在足够近的距离内就能被捕捉到。山坳里，那个靠坐在岩壁下的人影再一次举起手。这次无人机捕捉到了比之前更清晰的画面：他正在用左手往右臂上缠一条撕下来的布条。动作缓慢，但每一圈都缠得很紧。
“他在止血。右臂或右肩有伤，伤得不轻，但还能自己处理。”
军医盯着屏幕分析。
“从他缠绷带的方式看，标准战场急救手法。他在控制出血，给自己争取更多时间。”
顾谨之没有回答，他只是在通讯频道里说了一句话：“出发。”
正午。第一梯队抵达邻国边境。134人，全员通过。没有一人掉队。
边境站是一座低矮的水泥建筑，门口飘扬着邻国的国旗。何正平第一个走下车，手里还攥着那份名单。对面，使馆工作组的人已经等在门口。他走过去，把名单双手递上去，然后说了一句他准备了一路的话——
“134人，全部撤出，请向北京报告。”
使馆工作人员接过名单，轻轻说了声“辛苦了”。何正平摇了摇头，转身看着身后的车队。工人们正在下车，有人蹲在地上抽泣，有人仰头灌水，有人对着手机屏幕那头哭出了声。他没有哭，只是站得笔直。然后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距离他在矿区接通卫星电话时，不到四天。
山坳。
救援小队沿着山脊线快速推进。赵锐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个手持信号追踪器。屏幕上，目标信号的强度在缓慢攀升。他停下脚步，举起右手握拳，停止前进。前方密林里，有两棵树的树干上刻着新的箭头。箭头指向山坳深处。箭头下面没有字母，只有一个简单的符号，一个圆圈，里面画着一道斜杠。这是战术符号，意思是“有埋伏”。
“他标记了伏击区。”
赵锐压低声音。
“绕开。”
小队绕向侧面，穿过一片密集的猴面包树林。脚下是厚厚的腐叶，踩上去没有声音。赵锐边走边在心里计算方位，箭头指向的山坳深处，应该就在这片树林尽头的岩壁下方。
信号追踪器的绿灯亮了。
在一棵被闪电劈断的老树根部，两个战术背包整齐地码放着，上面盖着树枝和腐叶。背包旁边，一架便携式电台摆在地上，天线被细心地折成四十五度角，那是信号最佳的角度。
苏慕远靠在岩壁上。
他的右臂用撕下来的作训服布条简单包扎，血迹已经干了，凝固成深褐色的印痕。他的脸很脏，胡茬和泥土混在一起，几乎看不出原来的肤色。但他听见脚步声时，第一时间举起了左手，不是投降，是战术手语。手指迅速而稳定地打出一组信号，确认身份、警示周围环境、请求医疗支援优先顺序。
然后他看见人群里的顾谨之。
灰头土脸，衬衣领口全是汗渍，头发被丛林里的露水打得湿透。他不是武官，不是军人，他是站在蓝厅发言席上侃侃而谈的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但现在他站在这里，手里没有话筒，没有发言稿，只有对讲机和一身被荆棘划得乱七八糟的西装。
苏慕远张了张嘴。
“你他妈的——”
他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但那股子混不吝的劲头还在。
“跑这里来干什么。蓝厅不用发言了？”
顾谨之蹲下身看着他，好一会儿没说话。
“来给你送压缩饼干。”
他终于开口。
苏慕远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笑了。笑得太用力，扯到伤口，疼得龇牙咧嘴。
“矿区的人呢？”
“134人，全部安全撤出。何正平亲自带队的。”
“雇佣兵呢？”
“你们在山坳里拖了他们多久？”
“两天。也可能是三天，记不清了。”苏慕远把头靠回岩壁上，闭上眼睛，“反正他们没能到矿区。”
军医蹲下来检查他的伤口，脸色逐渐变得严肃。苏慕远右臂有子弹贯穿伤，左肩有一处弹片擦伤，失血量大，但没伤到动脉。靠他自己用布条加压包扎，撑了整整三天。
“苏副武官，您这个伤，必须马上送回去处理。再拖下去——”
“知道。”
苏慕远睁开眼睛，看着顾谨之，“撤侨完了？”
“第一梯队已经安全出境。第二梯队正在路上。”
“那就好。”
他顿了顿。
“我这几下没白挨。”
顾谨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保温壶。拧开盖子，倒出一杯微温的枸杞银耳汤。那是母亲出发前塞进他行李里的，他一路从北京带到非洲，没舍得喝。他把杯子递给苏慕远。
苏慕远用左手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没说话。只是仰头一口喝干，然后把杯子还回去。杯子上全是泥和血迹。顾谨之没有擦，直接放回口袋里。
“走吧。回家。”
越野车驶过矿区大门时，太阳已经沉到山脊后面。整个矿区在暮色中安静得只剩下发电机低沉的嗡鸣。苏慕远被固定在担架上，右臂重新包扎过，挂着一袋野战输液液。他醒着，头侧向窗外，看着那些渐渐远去的猴面包树。每一棵树上，都有他刻的箭头。
“这些树，都是你刻的？”
顾谨之问。
“嗯。”
“一棵一棵？”
“一棵一棵。”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苏慕远转过头，看着顾谨之。他的眼睛里没有血丝，但那种东西比血丝更浓。
“因为你欠我一顿涮羊肉。”
顾谨之没有笑。他把手按在苏慕远没受伤的肩上，用力握了一下。然后转向窗外。非洲的夜空中，银河正在升起。没有雾。
机场。
一架涂着中国国旗的飞机在夜色中降落。舱门打开，机舱里灯火通明，乘务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毛毯和急救包。134个人从候机厅涌出来，没有人推挤，没有人抢跑。因为在矿区那四个被围困的夜晚，他们已经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排队，就是活着。
何正平最后一个登机。他在舱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待了四年的国家。远处首都方向的烟柱已经淡了，只剩下几缕细细的黑烟在夜风中散去。
“何经理。”
机舱里有人叫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