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出来的前一周，我又去了省城。
这次不是去西巷口。老韩让人带话，说箱子在他屋里，让我去拿。
带话的是个卖早点的婆子，在巷口支摊，说老韩让她捎的，问他啥事，他只说"那个后生该来了，让他来取"。
他住在老火车站后头一片平房里，离巷口不远。巷子更深，墙上的白灰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青砖，砖缝里长着草。他住最里头一间，门朝东，门前摆着两只破塑料桶，种着葱，葱叶子黄了半截。
门没锁，虚掩着。
"进来。"他在里头说。
屋里暗。一张床，一个桌，一个柜。墙角堆着些补鞋的料——皮子卷成卷，胶水瓶空了几个，线轴散着。靠床那头，地上摆着个铁皮箱。
半臂长，巴掌高。铁皮生了锈，边角翘起来，露出底下灰白的底，底上还有一道旧的焊痕。箱盖上一把老式挂锁，铜的，锁面磨得发亮，像是被人摸过很多回，锁孔周围有一圈深色的油垢。
"就这个。"老韩说。
他坐在床沿，手里捏着那只补鞋的锥子，没在干活，就捏着。
我蹲下去，用手敲了敲箱盖。
空的回响里，夹着纸的声音。一下，一下，闷的，像手指头弹在厚本子上。
"里头是纸。"老韩说。
"钥匙呢。"
"在先生那儿。"
"你没钥匙？"
"先生带着。"老韩把锥子放下，"下葬那天，他儿子亲手搁进骨灰盒边上的，就是这把锁的钥匙。我在门口看着。"
"你看着。"
"嗯。"他说，"沈立把盒子摆好，把那把小铜钥匙搁在盒边，拍了拍灰，站起来。我站在门外头，从门缝里看见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守了两年。"
"告诉他干什么。"老韩说，"先生交代的，该来的人来了，就把东西交出去。他来了，我交。他没来，我守着。跟沈立说不说，两回事。"
我把箱子抱起来。不重，但沉手。纸不压秤，可积得多了，也有分量，压在胳膊上，坠得慌。
"你先生说，里头是什么。"
"没说。"老韩说，"只说，是那条路的账。"
"什么路。"
"他走了一辈子的路。"老韩抬眼看我，"你查到这儿，该知道了。"
我把箱子放下，在地上摆正，蹲着看了那把锁一会儿。
"我把它带回县城。"我说。
"带。"他说，"该带来的，你带来。该留下的，你留下。"
"什么该留下。"
"你的账。"老韩说，"你把我先生的东西带走了，你自己的账要是没还，这箱子你打不开。"
我没接话，弯腰把箱子抱起来。锈蹭在袖子上，一道黄，擦不掉。
"韩师傅。"
"嗯。"
"你守了两年，守的什么。"
他低头看自己的鞋。鞋面还是干净的，黑布鞋，鞋帮上没有一点灰。
"守的该来的人来。"他说，"你来了，我就交了。交了，我这头就完了。"
"完了之后呢。"
"回西巷口。"他说，"鞋还得擦。"
我抱着箱子出了门。
巷子里光暗，脚底下青砖不平，我走慢了，怕箱子磕着。走到铁道边上，我停下来，把箱子搁在膝上，看了一眼那把锁。
锁不大。铜钥匙该是那种老式的，齿浅，转起来沉。
班车晚点了半小时。我在站台坐着，箱子横在腿上。旁边一个老太太盯了我两回，我没理会。车来了，我把箱子搁在行李架上，自己靠着窗。
车出省城，窗外是连片的厂房和荒地，一晃一晃的。我想起老韩说的"走的人收不了自己走的路"。沈伯昌走了一辈子，到死把钥匙带进了土里，把箱子交给了不该姓沈的人。
老韩守了两年，守的不是一个箱子。他守的是一笔账该落到谁手里。账落错了人，就成了另一条路的开头。他懂这个，所以他在西巷口坐了二十来年，鞋擦得比谁都亮，等人来。
我想起他手腕上那道疤。搬箱子磕的。一个开了三十年车的人，扶自己的先生下楼，被先生的箱子磕了手。那箱子，先生自己从柜顶搬下来，不让旁人碰。
车过服务区，停了十分钟。我下车，站在路灯底下抽烟。风大，烟歪着烧。旁边有个货车司机也在抽，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把烟抽完，上车。
到家已是晚上。父亲在后厨，听见我进门，没出来。水声停了，楼梯响，一级一级，他上来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下，看见桌上的箱子，走进来，在对面坐下。
没问哪来的。伸手，指尖碰了碰那把锁。
"铜的。"他说。
"嗯。"
"里头是纸。"
"老韩说的。"
父亲把手收回来，搁在桌面上。看了那箱子一会儿，又看我。
"你爷爷那会儿，"他说，"也有这么个箱子。比我这个樟木箱沉。他走之后，我翻过，空的。"
他顿了顿。
"空的，"他说，"不等于没装过东西。"
我把包里的东西一样样摆在桌上：信包、六人名单、提款单复印件、旧照片。然后，把铁皮箱摆在正中间。
四样东西，加一个箱子，在桌上排成一条线。
照片在最左，八几年，两个人站在楼前，后头那个鞋面反着光。信包挨着，沈伯昌写给他儿子的话。名单第三，六个人名，从上往下，一个压一个。提款单在第四，一张复印件，押是淡的。
铁皮箱在最中间，锁着。
从左到右，从省城摆到县城，从八几年摆到今年。锁着的那样，压在中间，把两头的年头串起来。
我坐在桌边，看了很久。
钥匙在土里。可老韩说，还有一把，在沈立手里。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