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后，我想起一件事：线要拆要订，都得把卷从格子里拿出来。拿出来要开柜门。开柜门要钥匙。先看钥匙。
档案室的钥匙，李秀云走的时候交了三把。档案室一把，库房一把，后门一把。钥匙串是根细绳，绳上串着三把，交到所里，挂在档案室门后的一根钉子上。谁进去谁拿，用完挂回去。
后门那把锁不好使，得往上提着拧，拧的时候要使巧劲，使蛮劲拧不动。这话李秀云交钥匙那会儿说过，我后来也跟别人说过。
所里的东西是有账的。桌椅有账，纸笔有账，门口那块牌子也有账，账上写着哪年买的、多少钱、谁经手。钥匙没有账。钥匙是老物件，早年间配的，配了几把，谁拿过，都没记。挂在门后头，谁用谁拿，拿完了挂回去，从来没有人问过一句。
街口有个修锁的，姓马，摆一张小桌子，桌上一把台钳，一盒钥匙坯。配一把钥匙几毛钱，拿旧的照着锉，锉完拿回去试一试，不行再锉。我陪王继成去配过一回他家的门钥匙，等了小半个钟头。他家的钥匙是开院门的，齿磨得只剩一道浅印，照着锉出来的新钥匙插进去，还得转两下才开。
我把所里能拿到钥匙的人一个一个数了。所里常住的有十来个人，加上时常来的，二十多个。这二十多个人里，谁手里有档案室的钥匙，说不准。钥匙挂在门后头，谁要用谁拿，拿了挂回去，没人登没人销。有一年冬天锁坏了，换过一次锁，换锁的时候钥匙是王继成拿去配的，配了几把交回来，交了几把，也没个数。年头一长，钥匙从几把变成十几把，谁手里有几把，账上查不着。
这么算下来，钥匙这条线等于没有。所里十来个人，谁都能拿。走的人留下的钥匙也没销过号，李秀云那把交上来了，可外头谁手里还留过一把，没人知道。库房那把挂在墙上，档案室那把挂在门后，挂的地方天天有人走，走的人都看得见。
查钥匙查出来的东西，都是别人早知道的。钥匙没账，锁好开，配一把几毛钱——这些事，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知道了也没人当回事。只有我一个人把它当回事。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当回事，我知道。因为那十一本卷在我手里，不在别人手里。钥匙对别人来说是钥匙，用完了挂回去，第二天再拿；钥匙对我来说是条线，线上连着十一个结。
这事只有我一个人认。
钥匙是死的，人是活的。钥匙挂在门上，挂在那儿多少年，谁动过谁没动过，钥匙不知道。锁也不认人，谁有钥匙谁就能开。我原来想着查钥匙能把人缩到几个，查完了才知道，钥匙这把事，越查越大。查到末了，谁都有可能，连我也算一个。算上我，这条线就散了。散了就往下走，往下走就得换个法子。
冬里的事少。有一桩是晚上丢的。北街一户人家晾在院里的衣裳，夜里让人收走了两件，一件棉袄一条裤子。第二天丢了的人来所里说，李广田问了问，问出来是同院一户的媳妇收错了，她家的衣裳也晾在院里，天黑，收岔了。衣裳还回去，裤子洗过一遍。卷上落的是误收，已归还。这桩我抄了一页。
那年冬天所里换了块牌子。旧牌子挂在门框上头，木头做的，边上的字掉了漆，看不清了。换了块新的，铝的，白底黑字。换牌子那天有风，旧牌子拆下来的时候差点砸着人，王继成跳开一步，骂了一句。新牌子挂上去正了，看着白净。挂完牌子大家看了一会儿，回屋干活。牌子换了，屋里的东西一样没换，还是那些桌子，那些椅子，那个柜子。
冬里的活也少，一天抄不了几页，剩下的时候我就坐着。抽屉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翻过，棉线，顶针，一个墨水瓶改的针线盒，半盒火柴，一支毛笔，是早年间写门牌用的，笔头硬了。桌上的算盘珠子让太阳晒得发黄。
还有一桩是取暖的事。东街一户人家封炉子封得早，夜里煤没烧透，屋里人睡到后半夜嘴里发苦，起来开窗，缓过来了。没出大事，登了台账，一行字。老韩听说了，跟我说封炉子不能贪早。我说我没贪。他说，我说的是别人。说完他拎着煤铲子进灶房去了。
反正钥匙这条线是断了。
换了法子，不查钥匙，查人。谁能一个人在这间屋里待着，待得时间长。待得长，才有工夫拆线、抄页、订回去。拆一本卷，熟手也得小半个时辰，生手要一上午。谁有这份工夫，谁就有这份手。
拆线这个活，我做过多少回，自己也数不清。订一本卷，快的一刻钟，慢的半个时辰；拆就慢了，拆比订慢。拆的时候得一道一道来，先把塞在角里的线头挑出来，拿锥子挑，挑的时候手上要稳，纸老了，锥子一偏就扎破。线抽出来以后，把两个孔里的绳头理顺，理不顺的使剪子剪断。剪断以后把纸分两半，翻过封皮，把旧孔找出来。旧孔跟新孔不一样，旧孔边上毛毛的，对着光能看见一圈。找着旧孔，才能照着扎新孔。这些活全在手上，一天拆不了三本。所以一个人要在这间屋里把卷拆了又订回去，得有整工夫，还得有个由头进来。李秀云走了以后，这屋里能一个人待整工夫的，就是我了。
这一条我也得慢慢过。先在纸上写下来，再一个一个过。
写字用的是抄笔录的那支笔，笔杆上缠的纸早磨没了，握上去是木头。开春以后，我大概是把这条也搁下了。
我把所里的人按工夫排了一遍。排下来，在档案室里能一个人待整工夫的，就是我自己。这话说出来像是给自己找嫌疑，可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管档案的是我，天天在里屋的是我，锁门开门的是我，订卷的还是我。别人进来，要么是送材料，站一会儿就走；要么是领纸，领了就走；要么是问事，问完了就走。整工夫待在这屋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所以照这条线走，走到的头一个人是我。我把自己也写上了单子，排在最末尾。
末了还是我。
过了些日子，我再没往下想这条线。不是想不出来了，是再想下去，得先想自己。到底为什么搁下，说不上来。
这一条我不用急着往下走。急也没用，事情摆在那儿，跑不了。总之年份是一年一年过的，人也是一天一天在的。反正早一天想透，晚一天想透，卷都还在柜里。
写完把纸压在算盘底下，算盘珠子响了一声，就没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