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降书入鄂，密策筹边
顺治十一年，冬。
武昌，经略行辕。
洪承畴手里摊开孙可望的降表与密禀，指尖缓缓抚过纸上一行行字迹。窗外大江浩茫，朔风卷着寒雾扑向城头，长江水面浮着细碎的冰碴。经略在湖广驻节数年，奉行“不浪战、静待其变”之策，不与西南明军轻易死拼，只以封锁、离间、招降慢慢消磨永历的根基。朝野不少人私下非议，说他拥兵观望、糜耗粮饷；唯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云贵山深林密、地势险阻，若没有熟知内情的向导，没有对对方兵马布置、隘口虚实的全盘了解，贸然深入，只会重蹈当年孔有德、尚可喜在广西屡遭顿挫的覆辙。
如今，这份来自孙可望的投诚文书，把那扇紧锁在万山之后的大门，硬生生撬开了一道缝。
孙可望不但在降书中情愿归命，还另附了一份极详尽的手札：从滇黔主要驿道、可以绕行的僻径，到各地粮仓屯点、土司向背、李定国、刘文秀各部大致的防区分划，甚至连昆明城内府库储备、永历君臣之间微妙的人事纠葛，都一一缕述。此人在云贵经营十有余年，大权在握，耳目遍布，所知之细，远非寻常俘虏、降将所能比拟。
洪承畴不敢怠慢，当即以六百里加急，将降表、密件一并送往北京。同时一面安顿孙可望及其随行部众，一面小心翼翼地试探、问询，把那些文字上还没写透的细节，设法一一核实。他特意上疏：孙可望久擅滇黔，其来降，非寻常小寇可比；宜厚其爵禄，使其能招引旧部，瓦解西军人心，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难得时机。
京师很快颁下旨意：封孙可望为义王，择地安置，赐第京师。
消息顺着驿路往西南传。云贵山间，流言像野火一般四下窜起。有人说孙可望到了北京，已经把西南的山川险易、兵马多寡画成详图，献给了朝廷；有人说秦王旧部尚有不少潜伏在各府县，只待北兵一到，便要相机起事。恐慌与疑虑，无声无息地在云南境内蔓延开来。
昆明行在之内，气氛同样凝重。
交水大捷的余喜，没维持多久，就被这桩降敌之事冲散。朝堂之上，议论汹汹。一部分官员激愤不已，上疏请朝廷行文天下，声讨孙可望“叛君误国”之罪；也有人暗自忧心：孙可望虽败，在旧西军与地方土司当中，声望根基仍在，一旦借清廷名号来招降，滇黔内部，难保不再生出分裂。
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常在行宫侧殿密议至深夜。
刘文秀这些年在云南，对民情、土司、府县官吏的底细最为熟稔。他缓缓开口：“孙可望一人，不足深惧；可怕的是，北人从此不再是‘盲人摸象’。从前洪承畴只知云贵‘险远难攻’，如今条条大路、重重关隘，都有人给他指点清楚。往后，封锁再难像从前那样严密，我们处处都要防备奇兵突至。”
白文选颔首，神色沉重：“还有散布各处的秦王旧部。不少将领当年是他一手提拔，虽在交水之后归了朝廷，可人心隔肚皮。有的是迫于兵势，未必真心；有的家眷还在贵州，处在清军控制之下。一旦清廷以爵位、财帛相诱，难保不动摇。”
李定国沉默良久。烛火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我们不能只忙着怨一个走了的人。”他慢慢说道，“眼下有三件急事：第一，滇东、黔西南大小隘口，必须重新勘定，增修堡寨，选派可靠将领驻守，绝不能只凭旧图布防；第二，安抚各路土司，申明大义，许以保障，不能让他们被一封封招降书信轻易拉走；第三，整理内部，明赏罚、肃军心，把交水收编过来的降众妥善安置——既不能猜忌太过，逼反了人，也不可全无提防，把要害之地轻易托付。至于孙可望，他既已选择那条路，我们唯有以国事相抗，不必多耗口舌。”
只是，知易行难。
连年战乱，云南一省早已疲敝。府库经过孙可望多年征调，又经交水一战的耗损，存粮、财帛都捉襟见肘；要加筑关隘、增募兵丁、厚待土司，处处都要花钱粮。永历朝廷偏处一隅，没有稳定的外部财源，每一项调度，都要反复盘算，常常陷入“有心整饬，物力难支”的困境。更棘手的是，经过多年的内部倾轧，朝堂上也并非铁板一块：一部分文臣只盼偏安昆明，只求无事；还有一些人，私下里对前路感到绝望，暗地里已经开始观望、打探，预留后路。无形的裂痕，正在平静的表象之下悄悄扩大。
二、黔疆瓦解，烽烟渐逼
就在昆明忙于内部整顿之时，清军已经借着孙可望投诚的契机，开始在贵州步步推进。
在此之前，贵州大部分州县还掌握在原属孙可望体系的文武手里。秦王既已北走，群龙无首；人心本就散乱，又听到义王在北京受封、传檄招徕旧属的消息，不少守将的意志迅速松动。
顺治十一年冬至顺治十二年春，短短数月之间，贵州东部、中部不少城邑，未经恶战，便次第归附。有的守将主动遣使赴洪承畴军前请降；有的是部下哗变，缚了主官开门纳款；还有一些地方，官吏弃城而走，城池不战自空。
洪承畴并不急于驱兵长驱直入云南。他的方略稳得可怕：先把贵州稳稳拿住，以此作为进兵的前沿基地，把粮台、驿站、哨堡一层层建立起来；一边以大兵压境，一边广撒招降的告示与书信，对西军旧人、地方土司许官许愿，力图先从外部剥掉永历朝廷的“外围屏障”。
唯有少数忠于旧志的将领，不肯顺势倒戈。
其中，便有当年留在南盘江北岸、曾接到孙可望渡江命令的冯双礼。
交水消息传来、孙可望奔逃入楚之时，冯双礼尚驻兵黔西南。他的处境极为难堪：当年迫于人质与军令，不得不站在秦王一边，可内心从未愿意死心塌地；如今主君北降，麾下将士人心浮动，北面清军又节节压来，向西，才是通往云南、重归永历朝廷的道路。
几经辗转，冯双礼排除了军中一些执意要降清的声音，收拢尚有斗志的部曲，放弃了黔西南几处难守的据点，越过群山，退入滇境，遣使向昆明上表请罪，愿归朝廷听候调遣。
对于要不要接纳冯双礼，朝堂之上又起了一番争论。有人记着南盘江对岸那段剑拔弩张的日子，直言“此人昔奉逆命，不可轻信”；李定国却力排众议：“当孙可望势盛之时，西南诸将，谁能完全自主？只要今日能幡然向义，共扶危局，便该给他一条为国效力的路径。若事事追咎旧迹，人人自危，离散者只会越来越多。”
永历最终采纳其议，接纳冯双礼，令他领兵驻守滇东北，把守由贵州入滇的几处要口。可谁都明白，一道任命，消不掉所有人心里的疙瘩；经历过太多背叛，信任已经成了极奢侈的东西。
贵州一省的次第易手，等于把云南的整个东北大门彻底暴露在兵锋之前。
过去，黔地好比一面厚实的盾牌；如今盾牌碎了，敌人已经站在盾牌的残骸之上，遥遥望向滇东群山。探马不断驰回昆明：清军正在安顺、普安一带囤积粮草、修整道路；不少昔日孙可望辖下的土司，已经派人到洪承畴营中投递禀帖，表示愿意听命。
警报一日紧过一日。
三、文秀巡边，忧思藏腑
眼见外患日迫，刘文秀主动请命，亲往滇东前沿巡视防务。
开春之后，他带着少数亲随，自昆明东行。一路走过曲靖、沾益，再往靠近黔边的各个隘口。山风依旧凛冽，道路崎岖难行。他不是走马观花、到营寨里喝几杯酒便回，而是亲自登上山头，查看山势走向，比对旧舆图和如今实际可以通行的小路；召集守将、当地乡绅、熟悉山情的土目，一一询问：哪里有从前没记入图籍的山径，可以绕开大的关口；河谷汛期什么时候涨落；各个堡寨的存粮够支撑多久；哨探最远能前出到什么地方；附近土司的动向究竟如何。
越往边地走，他心里的沉郁就越重。
滇东防线看似有山有水，可战线绵长，可守之处甚多，能用来分兵布防的人手却远远不足。很多旧堡还是孙可望时代修筑，年久失修；有些关隘，名义上有人把守，实则兵额不足，兵器、甲仗也多有朽坏。更让人不安的是人心：不少边地军民，经年累月只听到“北兵日近”的传闻，却很少听到朝廷切实的安抚与调度；有的只盼战火不要烧到自己头上，至于“复土抗敌”，已是十分遥远的话题。
巡视途中，刘文秀数次写信递回昆明。
他在信里恳切提出几条关键建议：
一是要集中兵力扼守几处真正的咽喉，不可处处分兵、处处薄弱；
二是必须挑选得力、有威望的官员深入土司地界，以诚相待，而不是只靠一纸空文；
三是要抓紧在曲靖一带建立大型中转粮囤，一旦前线有事，粮草才能源源不断向前输送；
四是朝堂内部切忌再闹意气纷争，危局之中，最忌“内耗先于外战”。
这些条陈送到行在，不少想法得到李定国的认同；可一旦落到筹措钱粮、选派官吏这些实处，就处处掣肘。朝廷手里能调动的资源实在太少，很多谋划只能停留在纸面，推进得异常缓慢。
刘文秀自边地归来，面见永历，又与定国、文选长谈终日。这位历经百战、一向坚忍的老将，脸上已经掩不住深深的忧虑。他私下对李定国叹道：“我不怕北兵来攻，只怕我们自己先把人心耗散。若再蹉跎，将来想守，恐怕都来不及了。”
定国默然。他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独木难支。
四、庙堂纷议，和战之惑
外有强敌压境，内部的不同声音，也在昆明朝堂渐渐浮上水面。
一部分文臣，眼见清廷已得贵州，又握有孙可望提供的情报，兵势日盛，觉得硬拼下去，终究没有胜算。他们不便公然说出“降”字，便绕着弯子提出各种“缓祸”之论：有人建议遣使，以“偏藩保境”的名义，向清廷乞和，争取喘息时间；有人主张放弃滇东前沿，把所有力量收缩到滇中、滇西，凭借苍山洱海的天险固守，不再过问贵州、广西旧疆；还有人私下议论，说李定国兵权太重，凡事多由他主持，“恐失朝廷平衡”——危亡之际，无聊的猜忌依旧没有绝迹。
这些论调，像细小的冰碴，落在本就不稳的人心之上。
李定国在廷议之中，不得不反复剖白大势：“清人之志，不在得贵州而止。他们已经借孙可望看清了我们的虚实，意在尽取滇黔，绝无容许我朝割据偏安的道理。遣使乞和，只是徒自示弱，给敌人更多准备的时日。今日弃一步，明日便要弃十步；若不凭险尽力拒守，待到兵临昆明城下，再想图存，已经晚了。”
白文选、冯双礼等武将，大都站在李定国一边，主张积极整军、严备边隘。但他们也清楚：“主战”不等于立刻出关大举反攻；眼下能做到的，只是依托山川地利，以守待变，寄望于天下大局或许还有别的转机，而不是凭空奢望一战复振。
永历帝夹在群臣中间，内心充满摇摆与惶惑。他不是没有中兴的心愿，可半生颠沛流离，见惯了败亡、离散、背叛；一想到贵州接连陷落、敌骑越来越近，夜里常常难以安寝。他愿意倚重李定国，却又很难完全压住朝堂上形形色色的杂音。
就在这种犹豫、拉扯之中，宝贵的时光，正一点点流走。
五、山雨欲来，前路茫茫
顺治十二年，夏初。
西南的雨季快要来了。
连绵的云团从南方海洋升起，一层层堆在滇东的群山上空，沉甸甸地压在峰峦之巅，正是所谓“滇壁压寒云”。山间溪流开始涨水，土路很快就要变成泥泞；这本是有利于防御的天时，可谁都知道，洪承畴不会因为一场雨季就放弃筹划，他只会借着这段时间，把进军的准备做得更周密。
明军这边，尽最大努力完成了一轮调度：
李定国亲自前往曲靖，统筹滇东正面防务；刘文秀坐镇昆明，主持后方的兵源、粮秣与城防；白文选领兵机动，随时可以驰援各处吃紧的隘口；冯双礼守御滇东北，监视自黔西北迂回而来的通道。一道道军令传下去，一座座哨卡加派了人手。
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套布防，仍有太多薄弱之处。
遥远的北京，义王孙可望的府邸之中，不断有旧日相识、来自西南的降人往来；他的名字，被清廷用作招抚西南的一面旗帜。在云贵的深山密林中，一封封带着他名号的招降书，被人悄悄送到营垒、土司寨落与府县官吏手中。无形的攻心之战，早已先于刀枪，全面打响。
一日黄昏，李定国登上曲靖城东的山冈。
放眼东望，无尽的山岭一重接着一重，消失在灰茫茫的云气深处。那便是贵州的方向，是强敌正在集结的地方。山风掀起他的披风。交水的胜利，安龙救驾的险功，都已经成了过去；那些曾经并肩的袍泽，有的战死，有的离散，有的投向了对面。
“非战不可，然战未必能胜；欲守，而守亦不易。”他低声自语。
没有人能预言结局。只知道，永历朝廷在云南的这段残生，已经被推到了命运的悬崖边缘。真正严酷的考验，才刚刚走到半途。万山之中，寒云低垂；风雨，已经近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