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夏，我改了个法子。
拆卷不行，慢，还挑不出几本。拆一本要一盏茶的工夫，一百来本拆下来，一个夏天就过去了。而且拆的得是自己订过的，别人订的不敢动。前年秋天拆那五本，是因为线头不在左角，一看就知道是别人订的，拆的时候心里别扭，拆完还得重订回去。
我想到另一条路。不拆，只摸。
摸的是线头塞进左角的角度。塞的时候手是有数的。直着塞的，斜着塞的，斜着又拧一下的，手上的动作不一样，塞进去的线头躺的方向也不一样。我订的卷，塞的时候都是斜着往里，斜度差不多，塞到底再摁平。这个斜度我做了十来年，做得不用看，手一到位就是这样。
我把八七年到九三年的卷搬出来，一本一本摸封底。不翻页，就摸左角那个鼓包。摸一本记一个数，摸完搁回去。
摸封底要静。屋里有人说话就摸不准，手上那点感觉细，一分神就没了。我挑的都是空当，屋里没人，窗户开着一条缝，风把纸吹得动。摸一本大概要十几下手指，从角上摸到中间，再摸回来。摸的时候手指头从角上往里走，走到那个小鼓包就停一下，再往两边摸，摸出它的长短和方向。摸之前先把手在裤子上擦一下。手上要有汗，摸着纸会发黏，黏着就摸不出方向。擦干了手，指头在纸上走，走的时候有点涩，涩了才摸得准。
摸了七天，摸了一百四十来本，摸到哪儿算哪儿，有几格没摸完。一百四十来本，摞起来有一尺高。摞着的卷不好摸，得一本一本搁平了摸。摸一本搁回一本，摸到后来手上有点木。
摸卷这个法子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没人教过我。所里订卷的规矩是死的，就那几条：两孔，离书脊两指宽，绕一圈系死结，线头塞左角。规矩是给手定的，不是给眼睛定的。眼睛看的是一本卷订没订好，手摸的是怎么订的。这两样不一样。所里大概没有第二个人想到用摸的，因为他们不用天天摸。摸这件事，得有由头，我的由头有两千多本卷。两千多本卷，一本摸一遍，一个夏天摸不完。
摸封底摸到后来，手指头有了一点数。一本卷的线头在哪儿、多深、什么方向，摸一遍就记在手上。摸下一本的时候，手会自己去找那个地方。找着了就对，找不着就停一下。停的那一下，就是有出入。这个数说出来没意思，说给谁听谁都不懂。手上有数这件事，跟我字写得好是一回事，都是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
摸出来的数是：绝大多数卷的线头在左角，斜度不一样，深浅不一样。那是订卷的人手上的劲不同，正常。反正那几本不规整的，一本一本都有点不一样。二十年的卷，一年订一百多本，有时候一天订好几本，手也会累，累了斜度就变，变了自己都不知道。
有那么一批卷，线头的位置分毫不差。
不是深浅一样，是斜的角度一样。斜的角度我说不出是几度。要说，就是斜着往左，斜得不多。拿手指头按上去，能觉出线是躺着的，不是立着的。躺着的方向是斜的，斜的和斜的，几乎在一处。摸一本是这样，摸下一本还是这样。搁在一块儿摸，摸上去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斜的角度一样，深浅也一样，塞进去的方向也一样。
我把这一批抽出来，搁在桌子的一头。
我拿了三本自己订的卷比。我那三本，斜度差不多，可比起来一看，还是有出入。三本里头两本是一样的，第三本斜得多了一点。是人手就有出入。抽出来的那一批，一本跟一本之间的出入，我摸不出来。
我心里想过一件事，想到一半掐了。掐了是因为那件事想下去太大，大到不是一个人能想的事。想到的是什么，我自己知道，可要说出来，还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所里的规矩是塞左角。左角的地方小，一个角就那么大，要塞进去，手自然往一个方向斜。三个人订卷，斜的方向大概都一样。一样，是因为地方逼着一样，不是因为换了手。地方是死的，手是活的，活手往死地方上走，走出来的道就那一条。这话我越想越顺，顺到自己都信了。信了以后再摸，手上还是那点不对。
还有一层。这一批卷是什么年份的，我没细看。要是这几本本来就是一个人订的，那斜度一样不奇怪。我没看年份，看了也未必认得出是谁订的。
底下还有一层，我没往下想。想下去，这一堆卷就得有个归处，归到谁名下，谁就得说得出个所以然。我说不出来。
入夏以后天热，档案室的窗户白天也开着。纸怕风，风一大就翻页，我用两块砖头压着。砖头是从院子里搬来的，一块上头沾着泥。
摸卷的那几天，所里来过一回问事的。南街一个木匠，给人家做门窗，尺寸报错了，做出来装不上。人家要他赔，他说图纸是主家画的。李广田问了一晌午，问出来图纸上少标了一个数。卷上落的是尺寸有误，双方协商解决。协商的结果是自己改自己的，谁也不赔谁。
木匠那桩事问完，李广田跟我说过一句，说这年头活难干，差一寸人家就找你赔。他说这话不是跟我说，是自己嘟囔。他嘟囔的时候我抄着旁的材料，没抬头。
档案室的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个算盘，珠子是木头的，拨起来响；半盒红印泥，干成一块；一小卷白棉线，是订卷用的；还有一个墨水瓶改的针线盒，盒里搁着顶针和几根针。这些平时不动。算盘是复对用的，一串数字加起来，加两遍，两遍一样就算对。红印泥是给编号盖章用的，一年也用不上一回。棉线是用来补线的，哪本卷的线断了，剪一段接上，不用整本重订。这几样东西摆在那儿，看着是干活的家伙，其实一年也用不上几回。
那年夏天的事不多，来了就办，办完就忘。我记得住的是手上摸出来的那点数，不是那些案子。案子在卷里躺着，卷在柜里搁着，我不去看，它们就跟我没关系。
抽出来的那一摞，我又翻了一遍封脊。翻的时候没数本数，只看了年份，都是九一到九三的。搁在桌子的一头，搁了三天没动。唐玉梅进来过两回，头一回没问，第二回问了一句，说这些卷怎么了。我说核页数。
抽出来的那一摞，我数了数。数的时候一本一本地翻封脊，翻到一半忘了数到几，重数。第二回数到最后一本的时候，前头那几本又混进来了。数了三回，三个数。
那个数我一直没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