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秋，我又想起那五六本不在左角的卷。
场院上又热闹。麦子收完接着晒，晒完入囤，路上拉粮的车多，车辙压得深，下雨天积着水。所里那阵子的事也杂，有在场院上争地界的，有鸡鸭跑进人家菜地的。
秋里那阵子，县上来了两回人查账。查的是所里这半年的罚款和没收，一笔一笔对。错了三笔，一笔是日期写成了上个月，两笔是金额少写了个零。改过来了。
那批是去年抽的。抽的时候隔几本抽一本，抽的是八七年到九三年的。五六本不在左角的，有的在右角，有的在中间，还有一本线头没塞，拖在封底外头。看过就搁回去了，搁了一年。反正当时看过就算了。
我按着印象把那几本又找出来。找出来五本，第六本没找着，大概是我记岔了年份。
五本里，一本是八八年的，一本是九〇年的，一本是九一年的，两本九三年的。我把它们搁在桌上，按年份排开。八八年那本最旧，封皮角上卷起来了，拿手一按就掉渣。
我先拆八八年那本。线头在右角。右角那个位置不顺手，塞的时候手要别着，塞不深。线头抠出来，顺着线往回走，找到扣。
扣是死结。
九〇年那本，线头在中间。拆开，也是死结。
九三年那本，死结。
余下两本，九一年那本和另一本九三年的，拆开是活结。
拆九一年那本的时候，线一抽就出来。我没停手，接着拆九三年那本，也是一抽就出来。两本并排搁着，四个线头，长短差不多，都是剪齐的。
一本是巧，三本就不像巧了。这话我在心里过了一下，没往深里想。想深了也说不清。订卷换过手，换手的时候手法不一样。谁接的手，谁顺手，谁打活结，说得通。所里的卷从八五年到我进所，中间订过卷的不知道几个人，我只认得老周和我自己。别的人订成什么样，我没见过。
五本看下来，我心里那点数跟春天那八本对上了。春天八本里一本活结一本没结；这回五本里两本活结。加起来，活结三本，没结一本。都是九一年到九三年的。九〇年以前的一本没有，九〇年的那本也是死结。
想下去要问的是：这几本是谁订的。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订卷的活换过手，换手的时候没记档，档上只记领了多少纸、多少线。谁在什么时候订过卷，账上没有。
拆卷有个规矩：拆下来的纸要一张一张数，数完了跟封皮上的页数对，对上了才算拆得干净；对不上就是少了页，少了页得写说明。我拆那五本的时候，每本都数了。八八年那本三十一页，九〇年那本二十六页，九一年那本四十四页，两本九三年的，一本十九页，一本三十三页。五本的页数都对得上。对上了我心里踏实一点，反正这五本没少页。纸数得清，线数不清。数出来的页数是死的，线是活的，活的数不出来。
拆这几本的时候我有过一点别扭。这几本不是我订的，线头不在左角，一看就知道是别人订的。拆别人订的卷，按规矩不该动。可线松了就得重订，重订就得拆。我拆的时候比拆自己的慢，一根一根都看两眼。
拆卷这个活，说难不难，说易不易。难在纸。卷搁了几十年，纸跟纸有的粘住了，粘住的不能硬揭，硬揭就破。得先拿手指头在边上蹭，蹭开一道缝，顺着缝往里探，探到粘的地方就停，停一会儿再探。有的纸粘得牢，一上午也分不开一本。分开以后把纸理齐，对齐下边，对齐左边，齐了才能打孔。打孔用旧孔，旧孔对了，绳从原来的孔里过，过得顺；孔要是错半分，绳进去就紧，紧了会把纸勒出印子。所以拆卷的人得眼准手稳，还得有耐心。我拆了那五本，用了四个下午，一天拆一本多。
那阵子所里来过一桩事。东头砖厂的老板姓赵，开着车从县上回来，路上下雨，车翻进路边的沟里，人没了。
李广田去看了现场。这事我插不上手，我不是干这个的。第二天在所里做笔录，来的是赵老板的家里人，还有那天在路上碰见的人。
问的是他几点出的门，走的哪条路，路上还拉了谁。李广田问话有个习惯，先问不挨边的，几点起来的，吃的什么饭，家里几口人，问完了才问正事。他说这样人说话顺。这个习惯我抄了十几年，抄出来的笔录比别人的长，长的都是这些不挨边的。
问到车上还有谁，来的几个人说法不一样。有人说就他一个，有人说好像搭了个顺路的，那人半道下的车，下车的地方说不清。李广田问了几遍，没问清。问的人里头有一个是砖厂的会计，她说赵老板那天出门是去县上要账，账要回来没有，她不知道。
卷上最后落的是雨天路滑，翻车身亡。这几行是我写的。
九月初还有一桩。西街一个老太太报案，说家里丢了只鹅。李广田去看了，鹅圈的门开着，地上有毛，还有一串踩过的印。查了两天，鹅是隔壁人家圈起来的，那家人说鹅是自己跑来的，来的时候瘦，喂了几天才肥。老太太说那是她家的鹅，肥瘦是她喂的。最后把鹅还了，两家为喂的那几天该不该给粮吵了一晌午，各让一步，算了。
赵老板我见过，来所里办过两回别的事。他手上戴个戒指，金的，说话的时候爱拿戒指磕桌子，磕一下说一句。这些我没往卷上写。卷上不写这些，卷上写的是案由、经过、结果。人有没有戒指，戒指是金的还是铜的，卷里没有这一栏。
活结那三本，编号我都记了。头一本就是春天拆出来的那本，九二年十一月第十七。第二本九一年八月第九，第三本九三年四月第二十一。九一年的那两本，大概是一批订的。
加上春天那本没打结的，一共四个号。我记着。记着也没写下来。
簿子那阵子我没怎么翻。翻也是在夜里，点上煤油灯翻两页。簿子上的字不多，一行一行挨着看，看完了心里那点东西还在原处，没多也没少。
抽屉里的东西也照旧摆着。针两根，线一小卷白棉线，半盒红印泥，一个墨水瓶改的针线盒，盒里搁着顶针。桌角摆着算盘，我不怎么用。这些东西一年到头也不动一回，动一回就是订卷。
入了冬，那几格我又看了一遍，看的是线头的深浅。线头塞得深的，摸上去是一个极小的鼓包；塞得浅的，能摸出一个小疙瘩。深浅跟位置不是一回事。位置不对的能看出来，深浅不对的，得拿手指头按。
按的时候手指头要有数。一个人塞线头的劲是固定的，深就是深，浅就是浅。我那几本都是深的。小齐的浅。深浅这个数，比位置还准。
那五本我又搁了回去，跟春天那八本搁在一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