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密语漏泄，疑网横张

顺治九年，秋。

湘南的烽烟渐渐淡去，湘江上游的洲渚又长满荒草；李定国主力已经稳妥撤回广西，以桂林、柳州、南宁为轴，重新布置防线。他没有放弃向外的念想：一面整顿久战疲敝之师，医治瘴疠伤病，就地筹措粮秣；一面遣使渡海，再赴厦门，约郑成功共图广东——若能拿下粤地，既可解广西的困乏，也能稍稍跳脱被封锁的死局。

可千里之外，贵州的群山之中，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那道永历给李定国的蜡丸密敕，本是行在极少数人知道的秘事。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当年奉诏奔走的使者，在途经孙可望控制的黔东南驿路时，行踪被秦王麾下的侦骑盯上；虽未能当场搜出密敕原件，但“行在私遣人绕道广西”这件事，已经送入贵阳的秦王行辕。

孙可望本来就对永历朝廷心存戒备。

这些年，他以云贵为根基，军政财权一手在握：贵阳城内，王府规制逾制，百官趋奉；各地府县、土司，只知秦王号令，视远在西南边陲的永历行朝为虚设。他并非一开始就决意“篡夺”，只是权柄在手日久，再加上李定国在外功高，心底那一份“我才是西南支柱”的执念，已经越来越重。

当密探陆续回报：“行朝诸臣，多与西宁王暗通消息，似有外引兵马之意”，孙可望心中最后的那点容忍，便崩断了。

他冷声道：“天子寄身于我疆土，群臣不思共济，反欲离间我与安西（西宁），引兵相图。是可忍，孰不可忍！”

只是他还不愿立刻公开与永历撕破脸面。

最好的办法，是先“清君侧”：把身边那些敢于联络李定国、对自己持异议的朝臣一一除去，断了行在向外求援的渠道，让朝廷只能乖乖倚仗秦王。

彼时永历的行在，驻在安龙所——一个群山环绕、城垣狭小的卫所小城，后世惯称“安龙行宫”。这里名义上是天子驻跸之地，实际上四面都布着孙可望的兵马：城门、街巷、驿站，到处都是秦王派来的守卒与耳目；朝廷大小衙门，既没有直属卫队，钱粮供给也全由贵阳调拨，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行在里的臣子，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有识时务者，选择缄默避祸；也有一批追随永历多年、笃守君臣大义的旧人，明知险地，却还是放不下“扶持王室”的念头。吴贞毓、张福禄、全为国等十八人，便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群。他们当初便是密敕的主要草拟与谋划者。

起初，事情还只停留在“有风闻、无实据”。

孙可望先派人到安龙，假意“访察流言”，要朝廷自行交出“私通外藩”之人。永历心里清楚所指何事，只能含糊推脱，说并无此事；可越是遮掩，越让孙可望认定：这帮人心里有鬼。

秦王不再迂回。

顺治十年正月，他命心腹大将郑国，领一支重兵直奔安龙，以“搜捕奸党”为名，把小小的安龙城团团围住。

二、安龙囚城，十八成狱

安龙的街巷，本就逼仄。

郑国的兵马一到，四门立刻关闭；哨卒挨家巡查，行在各官的府邸、寓所都被严密把守。名义上是“奉旨查案”，实际上，永历帝连过问审讯的权力，都被隔绝在外。

郑国把吴贞毓等十八位大臣拘押起来，单独设狱，严刑推鞫。

要他们供认两件“罪状”：一是私拟密敕，召李定国带兵入卫，意图排挤秦王；二是“内外勾连，动摇西南根本”。

这些臣子大多是文臣，久读诗书，却少经狱中的酷烈。

有人受刑不过，痛苦呻吟；可大部分人心里明白：一旦全盘屈招，不但自己身死，还会把永历、把远在广西的李定国都拖进这桩大案，到那时，孙可望就有充足借口，名正言顺地“清剿”朝廷与西宁王。

吴贞毓在堂上，虽遍体鳞伤，仍正色对郑国说：

“此事的确是我等数人主意，与皇上无干。主上孤危，念国家大局，欲召定国以护社稷；心在明室，非为私怨。成败祸福，我等自当之。”

他决意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和同僚身上，保全永历，不牵李定国。

其余十七人，也大多相继认同此供：承认是群臣私下谋划，皇帝并不知情，密敕之事，出自臣下，非出帝意。

这份供词送到贵阳。

孙可望要的本就是一个可以昭告四方的“定案”。他明知永历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只要有了这份口供，就足以把祸端归于“奸臣”，既打击了行在里的反对势力，又暂时不用直接对天子发难。

于是，他以秦王名义，不经永历批复，径自拟下判词：

吴贞毓等十八人，“欺君误国，私通外镇，离间勋藩”，一律处死。

消息传回安龙，满城震动。

永历在简陋的行宫里，听闻十八人将被刑，束手无策，唯有暗自垂泪。他没有兵，没有权，连下一道正式赦旨都送不出；城外全是秦王的军士，只能眼睁睁看着多年随侍自己的臣子，走向刑场。

顺治十年三月，十八位大臣，殉难于安龙北关。

后世谓之十八先生之狱。

血，洒在了黔地的山石之上。

这桩大案，像一把锋利的刀，硬生生把西南抗清阵营，划成了两半。

三、岭表闻惊，进退维谷

桂林。

李定国接到从安龙辗转逃出来的义士送来的噩耗时，正在校场点阅部伍，筹划进军广东的预备。

初闻“安龙大狱，十八臣遇害”，他手中的令旗，“当啷”一声落在地上。帐下诸将，一时间鸦雀无声。

他并非不知自己早已卷入漩涡。

那道密敕他确实收到；他也明白，吴贞毓一干人，不惜一死，就是为了把“主上”和自己从风波里摘出来，不让内战立刻爆发。

有人按捺不住：“秦王已开杀戒，视朝廷如掌中物！我等手握数万之众，何不即刻提兵西上，直入安龙，迎驾来广西？”

也有人忧心忡忡：“一旦兵发黔桂边界，便是公开与秦王决裂。洪承畴在湖广虎视眈眈，尚可喜、耿继茂屯重兵于广东；若我们和孙可望自相攻伐，清兵便可坐收渔利，整个西南，顷刻瓦解。”

李定国在帐中徘徊良久，胸中百感交集。

他少年投身行伍，从张献忠麾下，到联明抗清；一生所求，本是“复明”二字。如今大敌未灭，同袍却走到了这一步。

他缓缓开口：

“诸君之言，各有道理。只是今日一动，便是天下震动。秦王如今怒焰方炽，云贵兵马众多；我们的队伍，久战疲困，又多带瘴疾。若轻启内衅，不是救大明，是速其亡。”

但“坐视天子困于安龙”，他也绝不能甘心。

定国决定走一条极险的中间道路：

- 对外，依旧以“共扶明室”为辞，不公开声讨孙可望，不给清廷可乘之机；

​

- 对内，秘密派遣可靠之人，设法潜入安龙外围，联络宫中近侍，随时探听永历安危，预留一条将来迎驾的暗线；

​

- 军事上，暂缓西入贵州，优先执行南下广东的计划——先在两广打出一块更稳固的地盘，手里有了更大的资本，将来才有护驾、调和的余地，而不是凭着一支疲兵，贸然去闯孙可望经营多年的根本之地。

于是，广西的明军开始向着梧州、浔州方向移动，兵锋遥指粤西。

远在武昌的洪承畴，很快就收到了安龙大案的情报。

这位经略在密室里对着地图长叹：“西南之事，已不在战，而在人心分裂。孙、李嫌隙，如今昭然。我只要严守边界，静候其变，不必急着血战。”

他一面继续加固湘南、粤北的防线，一面加紧招降活动，派人散播流言，挑拨西军各部之间本已脆弱的信任。

清廷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兑现。

四、秦王志骄，道路横分

贵阳的秦王府，自从安龙狱起，气氛越发肃杀。

除去了吴贞毓等人，孙可望觉得，行朝已经无力再暗中“算计”自己；可只要李定国还在广西，威望日隆，还有着“两蹶名王”的传奇，这个心病就消不掉。

他开始更公开地布置布局：

把黔桂边境的关隘、渡口全部换上自己的心腹镇守；往来广西的文书，都要经过层层盘查；凡是由贵阳发往前方的粮草，凡是经过黔地转运，都更加苛刻，时加克扣、迟滞。

同时，他在贵阳的礼制、名号，越来越逾分：

王府内，仪卫、朝会的排场，几乎比照天子；不少阿附他的官员、土司，纷纷上书“劝进”，请他“以天下为己任”。孙可望嘴上还没有明说要取代永历，言语之间，却常常流露出“永历孱弱，难撑危局，西南非我不能定”的意思。

只是，他心里还有两层顾忌：

一是，刘文秀虽因保宁之败被闲置在云南，旧部尚多，在滇中士民之间颇有声望，并不完全倒向自己；

二是，一旦公然废立，恐怕连不少原本服从他的土司、将领，也会心生离异，甚至倒向李定国。

所以，他选择步步试探，而不是一步登天。

孙可望数次遣使到桂林，给李定国带去措辞强硬的手札：

要求定国“即刻把密敕始末，上书自明；遣送长子到贵阳作为人质，以示无二心”。

把亲子送去做人质，等于明明白白交出自己的把柄。

李定国心中痛苦，却不愿就此撕破全部情面。他只能复书婉拒：“为国驱驰，心迹可昭；家儿年幼，不堪远遣。愿大王勿忘北虏之仇，共图恢复，毋使亲痛仇快。”

这封回信，在孙可望看来，就是“抗命”的铁证。

猜忌，终于从暗地盘算，变成了公开的对峙。西南抗清阵营，已经实实在在地一分为二：一边是以贵阳为中心、孙可望掌控的黔中主力；一边是以广西为基地、李定国所领、渐渐凝聚了不少“心向朝廷”力量的远征之师。

中间那条无形的裂缝，沿着黔桂的群山与河流，越撕越宽。

五、山雨欲来，两广争机

顺治十年的夏天，岭南湿热的瘴气弥漫开来。

李定国挥师东进，兵临广东。粤西的高州、雷州、廉州一带，经过连年战乱，城防空虚；不少地方官绅，听说“两蹶名王”的大军来了，有的弃城，有的遣使请降。明军进展顺利，迅速控制了粤西大片土地，进围新会。

只要拿下新会，就打开了通向广州的门户。

一旦广州震动，尚可喜、耿继茂困守孤城，李定国就有望把两广大部收复，真正跳出被封锁的困局；到那时，不仅可以就近和海上的郑成功联络，更有底气，再去考虑安龙天子的安危。

然而，胜利的希望之下，隐患重重：

新会城池坚固，城中清军与一部分地方武装，决心死守待援；李定国的部队，长途转战，攻坚器械不足；更要命的是，约定从海上前来配合的郑成功部，因为海上风候、清廷水师拦阻，加上海峡之间消息传递迟缓，迟迟没能如期赶到。

一场决定两广走向的苦战，正在新会城下慢慢拖住李定国。

而在遥远的安龙小城，永历帝在重重监视之中，度日如年。他知道，十八先生用性命护住的秘密，并没有彻底平息风波；自己的命运，已经和千里之外广西战场上的胜败紧紧拴在了一起。

贵阳的孙可望，则在抓紧调动兵马，悄悄把精锐向着黔东南靠近。他嘴上还在谈“北征”，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支大军的矛头，有一半，已经对准了东南方的广西。

整个西南，山雨欲来。

抗清的烈火还在岭南燃烧；而内战的乌云，已经压满了云贵的群山。

本章述评

安龙“十八先生之狱”，是南明后期极具悲剧性的转折点。永历君臣在绝境中私诏求援，事机泄露，吴贞毓等十八人慷慨赴死，以一身承担全部罪名，试图保全天子与李定国，却终究无法弥合孙、李之间已经深不见底的裂痕。孙可望借大案震慑行朝、扩张威权，虽未即刻废君，僭越之势已成；李定国身处广西，一面力图进取广东以破局，一面又必须小心翼翼避开全面内战的陷阱；洪承畴则冷眼旁观，坐待西南自耗。大局之倾，已不在一战之得失。

伏笔：

新会久攻不克、粤西得而复失；孙可望大举东伐；交水大战；永历仓皇奔滇；刘文秀重被起用；洪承畴定三路入滇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