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胜名满世，嫌隙日深
顺治九年，正月。
衡岳山间的残雪尚未消融，湘江两岸却早已被一场胜利的余波搅动。衡阳大捷的塘报越传越远，从湘桂山谷，悄悄渗过清廷的封锁，流布到江南、闽粤乃至海上。民间有不少人私下绘传安西王的名号，把“两蹶名王”当成天意未绝大明的凭据；可这份万丈声名，在贵阳秦王行营里，只化作一重越来越沉的阴影。
孙可望表面上依着制度，会同永历朝廷，对李定国全军颁下赏赉。
使者带着印绶、银币去往衡州，公开的文书写得堂皇，盛赞西宁王“功在社稷”；私底下，使者怀里还揣着秦王密札，要他借机察探李定国部的虚实，游说军中将领“知所归向”。
李定国待来使礼数周全，却不肯在私下有逾矩的表态。
他把赏赐分发给有功将士，复书贵阳，措辞恭敬，只反复申明一件事：大敌尚在，愿同心戮力，不可自乱。
这番表态，落在孙可望眼里，只当是李定国借威望自重、不肯俯首。
秦王身边一班心腹，也日日在旁煽风：“昔年一同起兵，大王主云贵根本，安西不过偏师在外；如今他一战再胜，天下只知有西宁王，谁还记得秦王？若不早做处置，将来尾大不掉，悔之无及。”
孙可望的心思，渐渐从“借定国以御敌”，转向了“必先定内部，再图中原”。
他开始动用手中调度大权，一层层收紧对前线的约束：
云贵后方运来湘桂的粮草，时常中途被截留、迟发；原先约定调拨给李定国的火药、甲仗，十成里往往只能收到三四；又接连下几道令，一会儿命李定国“不宜深入，宜以重兵固守衡永，不可轻窥长沙”，一会儿又要他分出一部分精锐，西调回黔，“以备川边”。
明面上是战略安排，骨子里，是要削弱湘南前线的战力。
李定国帐下诸将，多有愤懑。
有人直截了当地说：“秦王这是怕我们再立新功，有意困死前方。不如一面据守湘桂，一面上书行在，请天子明辨事权；实在不行，便索性不理后方那些遥制，趁清兵新败、人心动摇，直取长沙，打通长江。”
定国每每摇头：“我等奉永历正朔，秦王是朝廷所倚的西南屏藩。若我公然拒命，消息一散，天下人只会说西军先自分裂。洪承畴新领五省军务，正巴不得我们内斗。一步错，全局休矣。”
他不是看不见险境，只是还抱着一丝顾全大局的念想。
可战场之上，战机从来不会等人。
清廷那边，洪承畴已经到了武昌。
这位经略，熟稔南方山川人情，更看透了南明最大的软肋——号令不一，派系交错，胜则各争其功，败则互相观望。他并不急于集结大军去和李定国硬碰。到任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在湖广、两广边界修堡、设驿、划防区，把溃散的兵马重新整编；同时大开招抚，许诺降人官职、田产，派人潜入湘桂，联络动摇的乡绅、原先被迫归明的降将，慢慢撒开一张分化之网。
他上疏北京：“李定国勇而能战，然其军悬远，饷道仰给云贵；孙可望猜忌相轧，形迹已露。我但持重，勿浪战，待其内衅，而后可图。”
这个“等”字，成了清廷南方新方略的核心。
二、长策难施，湘南渐掣
李定国原本有一整套进取的设想。
拿下衡阳之后，他打算以衡州、永州为前轴：主力向北，伺机攻取长沙，控住洞庭湖南岸；再遣偏师向东，联络赣南残存的义师，打通和福建海上郑成功的间接通道；同时以广西为后方基地，巩固桂林、柳州，相机南压广东，逼迫尚可喜、耿继茂收缩。倘若这一步走通，西南抗清就不再困死在云贵一隅，可以在南方腹地连成一片活的战线。
可计划刚铺开，后方的掣肘便层层落了下来。
缺粮，是最先撞上的难关。湘南久经兵燹，经过连年征发，地方已经很难就地供养数万大军；新复州县的府库空空如也，官署刚立，赋税根本来不及征收。粮草只能指望从贵州经全州、从云南经广南两条山道运来，而这两条补给线，全在孙可望的掌控之下。
军中断粮的传闻悄悄在营中蔓延。
不少士兵是滇黔子弟，离家千里，转战经年；瘴疠本就流行，如今衣食、药料时时不足，士气一点点被磨蚀。更麻烦的是，军中一部分新近归附的队伍，根基本就不稳；见后援不至，流言四起，有人暗中私通洪承畴在边界的招抚使者。
李定国一面尽力安抚，一面接连遣使，向贵阳陈情前方实情：湘南可守，然非后方持续输送不可；若饷道时断，恐前功尽弃。
孙可望的答复，多是空泛的“勉力支撑，就地筹济”，很少有实质补给。
非但如此，他还以“巩固根本”为名，下令：驻守在广西西北、靠近黔边的几支原本配属前线的部队，改归秦王行营直接调遣。等于从李定国的“左臂”上，抽走了几块重要的砝码。
顺治九年春，洪承畴开始逐步把湖广各处兵力向湘北集结。
他并不急着大举南下，只是以长沙为枢纽，不断加固外围要塞；小股游骑频频南下，骚扰明军粮道，劫掠乡邑，试探李定国的防线。清兵打得十分克制：能打就打，占不到便宜便立刻退回堡寨，绝不投入主力决战。
李定国几次想诱敌再打一场野战，复制衡阳伏击；
可要么粮草跟不上，难以长时间设伏；要么可用之兵已经不足以完成大规模包围。战机，就这样一点点流逝在僵持与消耗之中。
更沉重的消息，从川北传来。
三、保宁一挫，西翼倾摇
就在李定国在湘南苦苦支撑的时候，刘文秀奉孙可望之命，领西军另一路主力，进入四川。
孙可望的算盘打得很清楚：
如果刘文秀能够平定川中、拿下保宁，控住川北，那么西军就可以西据巴蜀，南守滇黔，东压湖广，形成一个庞大的战略盘。就算湘桂一线将来有失，四川也能作为又一条退路，秦王在整个西南的话语权，便再无人可以撼动。
起初战事十分顺利。
顺治九年二月，刘文秀自贵州北部入川，连克叙州、重庆；清将纷纷败走，川南几乎尽复。明军声势浩大，一路向着川北的重镇保宁推进。
保宁（今阆中），倚嘉陵江，北接剑门，是川北门户。
守城的是清将吴三桂。他自汉中撤入保宁之后，收拢溃兵，凭坚城死守。不少将领劝刘文秀：保宁城池险固，吴军是久历行伍的边兵；我军连胜之后锐气虽盛，却也有轻敌之态，不妨先扫清外围，截断其粮路，围而缓攻，不必急于硬拼。
然而刘文秀急于收全功；又受来自贵阳的催促，希望速建大功，以平衡李定国在东南方向的声威。他没有采纳持重之议，反而主动把大军开到保宁城下，意图四面合围，一举拔城。
谁料吴三桂看准明军部署上的一处破绽，集中全部精锐，从城东北角突然杀出，直捣明军前军的指挥部。
城下大战，明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大将王复臣战死，大批军械、辎重遗弃江边。刘文秀制止不住溃败，只能收集残部，向南撤退，重庆、叙州得而复失。一场本来大有希望的西征，在保宁城下，骤然折戟。
败讯传回贵阳，孙可望震怒。
他把败因多归于刘文秀，削去其王爵，令他退回云南闲居；可更深一层，保宁之败意味着：西军向西向北拓展的道路，暂时被堵死了。 整个西南抗清的格局，只能收缩回云贵、湘南、广西这片狭长地带；原本设想的“川、湘、桂三路并举”，从此化为泡影。
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人心：
西军两大支柱，一个在东边“功高震主”，一个在西边“丧师受挫”；强弱之势越发分明，孙可望心中的焦虑，也就越发难平。
远在衡州的李定国闻听川中败报，抚案长叹：
“天下事，又难一分了。”
西翼既挫，自己在湘南的孤军，便少了一条可以遥相呼应的臂膀。
四、密疏潜通，行在危疑
当外面的战场渐渐僵持，一股暗流，正在永历朝廷的小圈子里涌动。
永历帝朱由榔，自离开肇庆之后，一路流离梧州、南宁，数度濒临绝境；全靠大西军余部接纳，才得以在西南苟存。名义上，他是天下共主；实际上，朝廷既无直属兵马，也无独立财赋，一举一动，都要看孙可望的脸色。
秦王早年迎驾，本意是“借天子之名，成自己的霸业”；随着权势日隆，僭越之举渐渐多了：在贵阳自设内阁、六部，文书往往不经过行在，径直以秦王令旨颁行滇黔；对永历身边的旧臣，或是拉拢，或是排挤。行在的君臣，日日都活在一种无形的威压之下。
不少随驾的文官，私下议论：
“李定国远在湘桂，手握雄兵，心存朝廷；若能暗地联络，请他分兵护驾，或可为天子留一条生路。”
这些想法，从零星私语，慢慢变成了秘密行动。
几名为首的朝臣，征得永历默许，草拟了一道密敕，以蜡丸封藏，挑选可靠之人，避开贵阳的耳目，绕道桂西、黔南的荒僻山路，设法送到衡州李定国军中。敕文大意：秦王威权过重，朝廷不安；望定国能在适当时机，分师入卫，护驾脱离控制。
这是一步极险的棋。
一旦密敕外泄，孙可望必然视永历与李定国为公开敌人；西南便要立刻陷入内战。送信的人，一路上昼伏夜行，随时可能被秦王的巡哨拿获。
李定国接到蜡封密疏时，内心极为震动。
他本一心对外，从未设想要直接卷入“天子与秦王”这层水火。一边是君父之危，一边是同袍旧谊、抗清大局。他既不能公然奉诏提兵西去，那样等于直接宣战；又不能置之不理，坐视行在落入不测。只能选择一条极其艰难的中间路：一面把密敕之事严格保密，暗中留意行在安危；一面继续在湘桂勉力支撑，希望能用对外的胜利，冲淡内部的矛盾。
只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孙可望布在各处的密探，渐渐捕捉到蛛丝马迹：有陌生行人往来于桂黔边界；李定国与行在之间，有一些不经贵阳的私下通信。猜忌，从此从“心迹”变成了“实据”。
大战还在正面相持，内战的引线，已经悄悄埋在了西南的土地之下。
五、势难久持，谋图转圜
时至初夏，湘南的瘴气又升腾起来。
李定国清楚地算过一笔账：
以目前后援、粮草、兵力，长期守住衡州、永州一线，已经不现实了。继续硬耗在这里，只会把这支好不容易打出来的精锐，一点点拖垮在坚壁与封锁之中；一旦洪承畴调度成熟，几路清军一齐压上，很可能连完整撤回广西都做不到。
帐下反复计议之后，他定下权宜之策：
主动放弃湘南突出部，大军逐步南撤，以全州、桂林为核心，把主力收缩在广西；一面稳住桂中、桂西，保全一条连通云贵的通道；一面寻机南下，打击广东尚可喜、耿继茂，尝试开辟新的补给来源。若能拿下粤西，或许还能和海上郑成功取得更贴近的联络，把死局走活。
这个决定，带着极大的无奈。
不是打不过眼前的清兵，而是胜机被后方的内耗一点点消磨干净。
撤退不是溃逃。李定国周密安排：前沿各营分批后撤，游骑不断袭扰追兵，不让洪承畴轻易衔尾直入广西腹地；湘南愿意跟随的义士、士民，有计划地向南转移；不能带走的物资，或就地埋藏，或分发民间，不留给清兵充作军用。
衡州城，这座见证了一代奇功的地方，就这样在辉煌之后，被主动让出。
消息传到武昌，洪承畴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不浪战、待其弊”的方略，终于开始见效；可他也没有大意，严令诸将：只宜收复失地，步步结营，不可贸然越境深入广西，还不是决战的时候。
顺治九年的夏天，就这样到来。
南明抗清最耀眼的那个波峰，已经悄然滑过；未来的道路，横亘着三样避不开的东西：清廷稳扎稳打的封锁、孙可望日益炽盛的权欲、还有那道随时可能引爆的密敕。所有人都还在局中，只是很少有人看清，大难，已不在关外，而在萧墙之内。
本章述评
衡阳大捷之后，李定国受制于孙可望的刻意掣肘，饷道不继、兵力渐耗，进取长沙的宏图无由施展；刘文秀保宁兵败，西翼受挫，西南战局由主动转为僵持。永历行在迫于威压，私下密敕，欲借定国护驾，使内部矛盾从暗转明。李定国审度形势，主动从湘南撤师入桂，保存实力以谋他图。抗清事业尚未败于疆场，已先困于内部重重死结，历史的悲剧性正在于此。
伏笔：
密敕事发，孙可望大狱兴起（“十八先生之狱”）；可望亲提大军，东向欲攻李定国；交水之战；永历仓皇西奔入滇；洪承畴“三路入滇”之议；郑成功、张煌言长江大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