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庾岭驰锋，雄关洞开
顺治七年正月。
梅岭横亘于赣粤之间，古称“南北之襟喉”。大庾岭上关楼斑驳，驿道蜿蜒于云树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从江西踏入广东的第一道门槛。岭头的梅树经了一冬霜雪，枝桠枯疏，花苞尚在寒枝里沉睡着；山间驿路石板，被百年车马、行人踏得温润发亮，一道一道辙痕，刻满南北往来的旧迹。
尚可喜与耿继茂的联军，已经在岭北南安府屯驻多时。
耿继茂心中始终压着父亲耿仲明自缢峡江的阴影。对这个年轻藩主而言，南征不只是朝廷的军令，更是一场必须打赢的“赎罪与证明”——唯有拿足够大的战功，才能把耿家的王爵、部曲、体面从悬线上拉回来。帐中议事，他屡屡挺身请命，愿领部曲充当前锋，直叩梅关；言语之间，急功之意，溢于辞色。
尚可喜比他年长，心性沉凝得多。
他自辽东起，历朝鲜、闯关内、平山东、定湖广，半生都在刀头讨活，太晓得岭南山水的凶险：这里不是华北平原，无阔野可供骑兵驰突；山多路狭、暑湿瘴重、水土伤人，孤军急进，最容易诱入深山埋伏；何况梅关扼住驿道咽喉，城垛倚崖而筑，硬仰攻，必然要把麾下多年攒下的精锐家底，平白耗在关前石缝里。
他不肯拿部众性命去赌一场没有把握的强攻。
于是尚可喜一面虚张声势，营中增筑土台、堆起云梯，遍传号令，摆出即刻就要正面强攻梅关的姿态；一面悄悄遣出数十批细作，扮作行商、采药人，深入粤北万山之中，搜访有没有可以绕过关隘的旁道。不出旬日，探马陆续回报：大庾岭并非只有梅关这一条通途，东侧深山里有一条本地人世代相传的荒径，土人直呼为“小径”，荆棘塞路，少有人行，却可以迂回到南雄城的侧后方。
守御梅岭、南雄一带的明军，是惠国公李成栋旧部的分支。
自从信丰一战李成栋败亡，这支兵马便失了主心骨。李成栋的养子李元胤，名义上是诸将共推的统帅，可广州朝堂之上，“五虎”文臣把持舆论，党争纠缠不休，一道道文书、猜忌，把他的手脚牢牢捆住。文臣长于笔札辩难，却不知治军调度之法；各镇守将，有的观望成败，有的已经暗遣私使，向岭北清营递去降表；真正愿意为反正大义死守疆土的，寥寥无几。南雄守将江起龙，麾下兵寡器缺，只认准清兵必循驿道而来，死死盯住梅关正面，对那条隐在重山之中的侧径，防备极为疏略。
尚可喜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破绽。
他与耿继茂约好：由耿继茂挑选精锐步骑，备足三日干粮，趁着夜色循那条荒僻山径，悄悄潜越大庾岭，自北向南，突袭南雄城后；自己亲领大军，依旧在梅关以北扎营，日日摇旗擂鼓，以主力牵制关上明军，不让他们察觉侧后方已经有奇兵潜行。
一个寒雾浓重的凌晨，山坳里忽然传出喊杀。
耿继茂的人马，披霜踏露，从密林缺口猛地杀出。南雄城外毫无预警，城上哨兵猝然遇敌，一时不知清兵从何而来，阵脚顷刻大乱。烽火一道接着一道，在城垣上燃起；江起龙亲自登陴督战，往来驰突，终因众寡悬殊，力战阵亡。南雄，就此陷落。
南雄一失，梅关便成了悬在山巅的孤隘。
守关将士后路已被切断，既无援军，粮储又薄；人心一散，或弃关向南溃逃，或解甲投戈请降。尚可喜这才从容引兵，踏过梅岭关楼，两藩联军如决堤的寒水，顺着浈江河谷一路向南漫卷，兵锋直指韶州。韶州守将听闻南雄已破，不战而遁，粤北的门户，就这样轰然洞开。
败报星夜急传广州。
整座城池一下子坠入恐慌。珠江江面上帆影纷乱，富户豪门争相出资雇船，挈家携货，沿着水道向南、向西逃去；市井之间流言四起，一日数变。世人多有不知：永历帝早在此前，便已经带着行朝向西迁往梧州；广州，名义上依旧是岭南重镇，实质上已经变成一座暴露在兵锋之前的前线孤城，防务只能托付给李成栋旧部与两广留守文武自行支撑。
李元胤在广州城外接到噩耗，扼腕痛愤。
他此前屡次上书行朝，请命亲赴岭北布防，扼守韶、雄要道；却屡屡因朝中猜忌、粮饷迟滞而作罢。如今敌骑已经踏入粤地，他想要收拢部众回师北上拦截，又被其他各镇将官多方掣肘，号令难行。彼时广东的军政，恰似一盘松脱已久的算盘，一颗颗算珠各有盘算，再也凑不出完整的章法。
尚可喜、耿继茂并不急于挥师直扑广州。
他们很懂得“先固根本，再摧腹心”的道理：大军长途越岭，补给线漫长，倘若贸然深入，一旦后路被抄，局面便难以收拾。于是先分兵扫荡粤北各县，招抚沿途土司、地方乡勇，在韶州、南雄建立起稳固的粮草转运据点；同时将一道道檄文送入广州，宣示“顺者安堵，逆者玉石俱焚”。兵威压于外，诱降摇于内，双管齐下，静静等待城内人心自行开裂。
二、围城长困，内外乖离
顺治七年二月，清军前哨终于抵达广州北郊。
广州依山带海，南临珠江；外城垣高大厚重，城濠深阔，引江水环绕，本是易守难攻的雄城。倘若主将指挥得宜，军民同心，未尝不能支撑长久。可此时广州城内的权力格局，早已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名义上主持城守的，是杜永和。
杜永和是李成栋最早的心腹大将，当年随李成栋自北而南，身经多战；反正之后，李成栋便命他留镇广州。此人久历戎行，麾下有一支可靠的亲军，可心底也藏着一份不能明说的私心：永历朝廷远在梧州，山川阻隔，号令难以及时抵达；广州若能守住，他便是无可争议的粤中巨擘；万一事有不济，这座人口稠密、财货充盈的大城，也可以作为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与李元胤之间，本就有位次、兵权上的暗争，彼此提防，始终做不到无间协同。
远在梧州的永历行朝，并非没有谋划救援。
一道道诏旨从广西、粤西发出，调遣各处兵马东下，以解广州之围。只是各路援军，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惧怕中途遭遇清军拦截，逡巡不前；有的顾虑兵马被友军吞并，不愿倾力；少数敢于向东进发的队伍，也只敢在珠江口外的沙洲、岛屿上游弋，远远观望，不敢冲破清军已经布下的封锁。
尚可喜、耿继茂极有耐心。
他们没有一到城下，就驱兵猛扑城墙；而是从容铺开一张巨大的罗网：北面连营扎下大营，西面控扼通往三水、肇庆的陆路要道，南面占据珠江北岸滩涂，又从粤东调派水师，封锁珠江主航道。广州的陆路、主要水上出入口，一步步被死死锁闭。他们打定主意，不必急攻，就以围困之法，慢慢熬干一座大城的气力。
围城旷日持久，从春拖到盛夏，又从盛夏挨入深秋。
岭南暑气蒸腾，溽热闷湿，瘟疫顺着濠沟、街巷悄悄蔓延，清军营寨与城内，都不断有人染病。城里粮价一日数涨，米珠薪桂；起初民间尚有积蓄，可以勉强周转，待到入秋之后，存粮渐空，街头开始出现饿殍。守军的军心，也在漫长煎熬中不断分化：一部分将士感念李成栋反正之义，立誓与城共存亡；另一部分人，眼见外援渺茫，便暗中遣人，缒城而下，往清营通消息。
杜永和的心，也在摇摆之间。
他时而披甲登城，当众激励士卒，誓以死守；时而又悄悄派出心腹，出城试探“保全城内生灵”的可能条件。这些私下的往来，渐渐在高级将官的小圈子里泄露，本就浮动不定的人心，愈发惶惶。副将范承恩，素来与杜永和有嫌隙，心怀怨望；见大势似乎已无可为，便暗中联络尚可喜营中，许诺愿为内应。
城外的清军，同样承受着重压。
北来兵丁水土不服，病号日增；粮草必须翻越梅岭，经浈江辗转南下，一路损耗不小。耿继茂屡次请令，要集合全部兵力，对城墙发起总攻；尚可喜每每按住：“攻坚，死者必众；待其内变，方是事半功倍。”
千里之外，辗转流徙于梧州、柳州之间的永历君臣，只能隔着千山万水，遥望广州烽火。他们不是不痛惜岭南这块要地，只是手上已经没有一支可以机动东援的强大兵团：堵胤锡已经逝去，忠贞营漂泊在桂北边境；滇中兵马尚在整合；焦琏所部，困守在粤西深山，只能自保。一纸纸勤王诏令，大多如石子投入浩瀚珠江，激不起半点浪花。
隔海的郑成功，一度动过赴援的念头。
他在厦门、金门整顿舟师，曾商议派遣水师驶入珠江口，袭扰清军后方，稍稍分担广州的压力；可彼时福建沿海，清军压力同样沉重，他深知主力一旦远出，金厦根基便有动摇之虞；权衡再三，最终只派出少数船只，在大洋之上遥作声势，始终没能形成真正有力的解围。
广州，只能独自苦撑。
三、叛将启扉，血洗南城
顺治七年十一月初二。
范承恩认定时机已经成熟。
他手里执掌着广州西门一带的城防防务；事前已经与尚可喜、耿继茂密约：待清军发起总攻，他便撤去西门外濠边岗哨，打开城门，引大军入城。为免举动太过惹眼，他没有大规模调动兵马，只把自己最信得过的心腹，悄悄安插在城头垛口、城门通道这些紧要去处。
尚可喜、耿继茂接到密报，严密封锁计划，只传令少数精锐，提前饱食、披甲待命；其余各部，则在城北、城东方向，大张旗鼓地布置佯攻，务求把守军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到这两处。
黎明时分，号角突然划破晨雾。
城北、城东杀声震天，矢石如雨；杜永和以为清军主攻就在此处，亲率亲兵赶往那里，在城头亲自督战。就在城上的目光、兵力都被北面牵动的一刻，西门的栅门，悄无声息地拉开一道缺口；范承恩的部下打出约定的信号，清军先锋人马，呼啸着从缺口涌入城中。
城上守军骤然惊觉。
有人急着想要封堵城门，却遭到范承恩麾下兵马从背后袭杀；清兵顺着城内长街向内猛冲，把还在懵懂之中的明军分割成一块块孤立的队伍。杜永和在北城闻知西门已破，知道大局再无可挽，只得带着寥寥数名亲信，策马奔向南门，抢夺江边船只，从珠江出海，仓皇远遁。
主将一去，城防彻底崩解。
广州陷落之后，便是后世史书所载惨烈的庚寅之劫 。清兵以“城池久抗王师、多伤士卒”为由，纵兵大掠，屠戮甚酷。街巷之内血污浸漫，六脉渠为之壅塞；珠江水面浮尸相属；无数官绅士民、市井百姓，或死于兵祸，或被掳掠；府库与民间财货，遭到大规模洗劫。
这一场浩劫，并不只是兵卒一时泄愤。在清初的军规与征服逻辑之中，久围方下的坚城，往往被视作“儆尤”，要用最沉重的代价，昭示四方州县：顽抗到底，便会落到这般结局。
后世读史，应当公允：尚可喜并非每一战都嗜杀好屠，耿继茂急于立功，也不等于天性残忍；只是在那个时代，久困、内应、破城、积怨、军中默认的“克城大掠”，诸多因素层层叠加，终于酿成这场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
广州既破，广东大局急转直下。
粤东、粤西不少府县，听闻羊城惨状，不战而降；少数仍奉永历正朔、举义旗抵抗的，只能退守滨海孤岛或是深山之中，再也组织不起能够影响全局的反攻。当年李成栋反正，一度点燃的“广东复明”的浪潮，至此烟消云散。
李元胤后来仍在粤西山地坚持抗清，终因势孤援绝，兵败被执，宁死不屈，从容就义。李成栋这支由“降清—反正—败亡”走过跌宕道路的力量，就此画上悲壮的句号。
四、黔山望眼，大西联明
当两广疆土次第糜烂之时，西南万重群山深处，一股足以震动天下的力量，正在慢慢聚合。
那便是大西军的余部。
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之后，麾下四员大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收拢十几万部众，离开残破的四川，一路向南，进入贵州，再分兵控扼云南。这支兵马，起自农民军，原本和永历朝廷麾下那些官绅、旧将，属于两条完全不同的轨迹；只是天下板荡，危局当头，共同的敌人才把他们推到同一个棋盘之上。
四将之中，孙可望居首。
他有经略一方的雄略，权欲也格外旺盛。他看得通透：单凭“大西”这个名号，要在云贵长久立足，名份上始终有缺憾；如果打出“联明抗清”的旗帜，尊奉远在西南的永历朝廷，借用大明残存的正统，便可以把散落在云贵各处的土司、乡勇、残明文武，尽数收拢过来，铸成一支能够抗衡三藩与八旗的强大集团。
李定国所思，则更偏于大义。
他少年便在张献忠军中，身经百战；治军素来严整，善待地方百姓，在部曲之中威望极高。他同样力主联明，心中所念，更多是“复明雪耻”，而非借朝廷的名义，为自己割据一方。表面上，孙、李目标仿佛一致；可在看不见的地方，权力与理想之间的裂痕，已经悄悄埋下。
最先迈出一步的，是孙可望。
他接连派遣使者，奔赴永历流动的行朝，开出条件：大西全军奉永历为共主，愿倾全力出兵抗清；朝廷则需正式册封孙可望为秦王，授予他调度西南军政的大权。
消息传入行朝，朝堂之上立刻吵作一团。
一部分恪守旧名份的大臣，坚持大西军出身“流寇”，绝不可轻易授予“秦王”这般至高爵位；另一批务实的官员则直言：如今朝廷兵微地蹙，倘若拒绝这支劲旅，用不了多久，便会被清兵步步驱赶，再无容身之地。诏书往返，使者穿梭，议论迁延，迟迟不能决断。
就在广州陷落、桂林危殆、行朝不断向西奔逃的绝境里，永历君臣终于松口。
朝廷承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把云贵地区很大一部分军政处置权，托付给了大西军。自此，这支曾经被视作“流寇”的武装，在名义上归入永历的“官军”序列；南明抗清的主战场，也正式从湖广、两广，转向遥远的云贵高原。
只是这个联盟，从诞生之日，便带着先天的痼疾：
永历有名而无实，几乎没有直属的精锐兵马；孙可望手握重兵与地盘，不甘心只做守土之臣；李定国、刘文秀，又不肯全然屈从于孙可望独断专行的意志。危难之中仓促缔结的盟约，恰似一桩权宜的婚媾，看似一体，内里却处处藏着缝隙。
山雨欲来，却也透出一缕微弱却珍贵的光亮。
后来史家多有一语：永历最窘迫绝望之际，恰恰也是他可调动的野战力量最强之时。十几万久经战阵的大西老兵，是整个南明阵营里，最能攻坚、最能长途转战的一支生力军。只是，人心不齐这颗暗雷，已经埋在云贵群山之下，只待日后引爆。
五、四海回响，暗流分途
广州城破、粤西瓦解的消息，顺着海路与山间驿道，一站一站，传到各个尚在坚持的抗清据点。
厦门，郑成功。
接到来自广东的急报，他把文书反复读了几遍，神色凝重，对帐下诸将慨然说道：“杜永和守广州，并非不尽心力；外援隔绝，内有叛人，遂酿此大祸。两广既失，我与西南行朝、滇中诸军，声援又隔一重山海。然我海上之长，不在逐利于陆地，贵在舟师往来自由。当下要务，当加固金厦，精治水师，蓄养气力，伺机而动。”
他一面继续经营闽南沿海，屯垦、筹饷，打磨舟船器械；一面保持着和云贵永历朝廷的文书往来。名义上尊奉永历正朔，但是军队、财赋、人事，始终牢牢自主，不肯轻易接受远在贵阳的孙可望调遣。
舟山，张煌言。
瞿式耜已经殉国，两广陆疆大半沦丧；他愈发笃定：中原腹心的平原盆地，不利于弱势的抗清力量长久立足；唯有海洋，可以化被动为主动。那个“由海入江，震动江南财赋根本”的宏大构想，不再只是书案上的空想。他悄悄派出多名密使，潜回江南，联络太湖、浙东各处残存义士，探查长江沿线城防、漕运、民间人心，为日后大举，一点一滴积蓄线索。
只是他自己麾下兵船有限，深知非与郑成功合兵，不足以深入大江。于是信使频频往返于舟山、厦门之间，反复劝说郑成功，等待一个能够共举大事的时机。
遥远的云贵群山之间，大西军的整训，正一日紧过一日。
孙可望坐镇贵阳，统筹粮秣，联络滇黔土司；李定国屡次请命，要独领一军，向东杀出广西，直面刚刚拿下桂林、气焰正盛的定南王孔有德。一把锋利的长剑，已经在滇东的山谷里，悄然磨砺；一场足以震动天下的战事，正在不远的将来等候着他们。
京师之中，多尔衮也听到了来自西南的种种传闻。
只是在他的判断里：两广已经底定，湖南防线稳固；云贵地处荒远，所谓大西军，不过是一群穷途窜伏的流寇，只需令三藩、八旗逐步蚕食，假以时日，自然可以荡平。他把更多心力，放在朝堂内部的权力排布，以及对新附各省的安抚治理，并没有预料到，不久之后，从滇黔杀出的这支兵马，将会掀起何等惊涛骇浪。
顺治七年，就在血色、惶惑，与一丝不甘熄灭的希望之中，走到了岁末。
南明，再也不是那个据有长江、两广，尚可从容争夺天下的政权。它向着高原退却，向着大海退却；渐渐分化成两套相对独立的抵抗脉络：一路是以云贵为根基、依托大西军的陆上劲旅；一路是以金厦、舟山为据点，凭靠水师驰骋大洋的海上义师。
它们可以遥相呼应，却难以真正熔铸一体；它们都曾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却终究要被内部的猜忌、权力的私欲，反复消耗。历史的指针，正缓缓拨向那个后世无数人扼腕的时刻。
本章述评
尚可喜、耿继茂间道越庾岭，破南雄，长围广州；十月围城之后，叛将范承恩启西门，城陷而有庚寅之劫，岭南抗清大势崩颓。绝境之中，永历朝廷接纳孙可望之请，与大西军余部结成抗清同盟，南明的主战场，自此转移至云贵高原。郑成功固守海上，张煌言经营江南内应，李定国秣马滇东——三条抗清线索，至此清晰浮现；然而诸股力量号令不一、心志难一，先天便埋下分裂的隐忧。广州之劫，既是李成栋反正事业的终点，也是南明历史上“大西时代”的正式开端。
伏笔：
李定国出师广西，严关血战，桂林克复，孔有德自焚；李定国再入湖南，阵斩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孙可望妒功生隙，孙、李裂痕公开化；郑成功、张煌言联舟入长江；永历帝避兵西走，终有入缅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