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庾岭驰锋，雄关洞开

顺治七年正月。

梅岭横亘于赣粤之间，古称“南北之襟喉”。大庾岭上关楼斑驳，驿道蜿蜒于云树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从江西踏入广东的第一道门槛。

尚可喜与耿继茂的联军，已经在岭北南安府屯驻多时。

耿继茂心中始终压着父亲耿仲明自缢峡江的阴影。对这个年轻藩主而言，南征不只是朝廷的军令，更是一场必须打赢的“赎罪与证明”——唯有拿足够大的战功，才能把耿家的王爵、部曲、体面从悬线上拉回来。他屡次向尚可喜请战，愿为前锋破关。

尚可喜比他年长、沉得多。

他经历过辽东、朝鲜、关内无数恶仗，知道岭南不是华北平原：山多路狭、暑湿瘴重、水土伤人，急进容易被诱入埋伏；而且梅关本身易守难攻，硬冲势必死伤惨重。他不想把自己的家底平白耗在一座关口之下。

于是尚可喜一面虚张声势，摆出要正面强攻梅关的姿态；一面遣细作深入粤北，探察有没有旁道可以迂回。很快探马回报：大庾岭并非只有一关可过，东侧有一条荒僻山径，本地人叫“小径”，可以绕到南雄城侧后。

守御梅岭、南雄一带的明军，是惠国公李成栋旧部的分支。

李成栋死后养子李元胤名义上是诸将共主，却被广州朝堂的党争捆住手脚。“五虎”文臣长于口舌，短于治军；各镇将官有的观望、有的暗递降书，真正愿意死战的人不多。南雄守将江起龙兵力单薄，以为清兵只会盯死梅关正路，对那条侧径疏于设防。

尚可喜抓住这个破绽。

他令耿继茂领精锐连夜循间道潜越山岭，自背后突袭南雄；自己则率主力在正面牵制，不让明军察觉异动。

一个寒雾浓重的凌晨，耿继茂的人马突然从山坳里杀出。明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南雄城内外烽火骤起，江起龙力战阵亡，南雄失守。

南雄一破，梅关就成了悬在半空的孤隘。

守关将士见后路已断，或溃或降。尚可喜从容引兵过岭，两藩联军像决堤的寒水，顺着浈江河谷向南漫卷，直指韶州。韶州守将不战而遁，粤北门户轰然洞开。

败报急传广州。

整座城市一下子陷入恐慌。珠江上帆影纷乱，富户豪门争相雇船南逃；行朝此时早已不在广州——永历帝此前就向西迁去梧州，广州等于变成一座前线孤城，留给李成栋旧部与两广文武自行支撑。

李元胤闻讯，扼腕痛愤。

他屡次请命扼守岭北，却被朝中猜忌、粮饷拖后腿；如今敌已入粤，他想回师北上拦截，又被别的镇将掣肘。广东的军政体系，像一盘早已经松脱的算盘，每一颗算珠都各自滑动，凑不成一个完整算式。

尚可喜、耿继茂没有急于直扑广州。

他们先扫荡粤北各县，招降地方土官，建立补给线；同时派人往广州城里投送檄文：顺者安堵，逆者玉石俱焚。一面是兵威，一面是诱降，双管齐下，等着城内人心自己开裂。

二、围城长困，内外乖离

顺治七年二月，清军前哨抵达广州北郊。

广州依山带海，南临珠江，城垣高大，濠堑深阔；若指挥得人、上下同心，并非不能长期固守。但此时城里的权力格局，早已是一团乱麻。

名义上的主事者是杜永和。

杜永和是李成栋最早的心腹大将，李成栋反正之后命他镇守广州。此人有经验，有兵力，却也有私心：他知道永历朝廷远在梧州，鞭长莫及；广州守得住，他就是粤中巨头；守不住，也可以拿全城做筹码和清廷谈条件。他和李元胤之间隐隐有地位之争，互相提防，很难做到无间协同。

永历行朝不是没有试图救援。

诏命从广西、粤西调兵东下，可各路援军行动迟缓：有的怕路上遇敌，有的怕被吞并，有的干脆坐观成败；少数敢来的，也只敢在珠江口外游弋，不敢硬撞清军的封锁线。

尚可喜、耿继茂很有耐心。

他们不急于猛扑城墙，而是先布下一张大网：北面扎大营，西面控要道，南面扼珠江岸口，再调水师封锁珠江航道，把广州的陆路、主要水路出入口一一卡死。他们要把广州变成一个瓮，慢慢熬干城里的气力。

围城旷日持久，从春拖到夏，从夏拖到秋。

暑气蒸腾，瘟疫在两军之间蔓延；城内粮价飞涨，米珠薪桂。一开始百姓还能勉强支撑，后来便出现饿殍；守军也日渐疲惫，军心开始分化：一部分将士感念李成栋反正之义，愿意死战；另一部分人看到外援无望，私下和清营勾连。

杜永和的心态也在摇摆。

他时而登城激励士卒，摆出死守姿态；时而悄悄遣人去清营试探“保全军民”的条件。消息渐渐在高级将官圈子里泄露，人心更加浮动。有副将范承恩，素来和杜永和不睦，暗中与尚可喜通谋，许诺做内应。

城外的清军同样不好过。

岭南湿热，北方来的兵丁多有染病；后方粮道漫长，要从赣南大庾岭辗转运来；耿继茂求战心切，尚可喜则时时压着他：“攻坚必多死，待其内变，事半功倍。”

漫长的围困，成了对双方意志的酷刑。

远在梧州、后来又往柳州方向流动的永历朝廷，只能隔岸观火。他们不是不痛惜广州，而是手上已经没有一支强大的机动兵团可以东援；堵胤锡已逝，忠贞营漂泊于桂边，滇兵远在云贵，焦琏还在粤西山地打游击。一道道勤王诏，大多像投进珠江的石子，激不起多大水花。

海上的郑成功曾经动念。

他在闽南整顿舟师，想派水师入珠江口袭扰清军后路，为广州减压；可福建前线压力也重，又顾虑离厦门太远会丢了根本，最后只派出少量船只作遥势，没有形成真正有力的解围。

广州，只能靠自己苦撑。

三、叛将启扉，血洗南城

顺治七年十一月初二。

范承恩觉得时机成熟了。

他握有西门一带的防务，预先和尚可喜、耿继茂约好：待清军发起总攻，他就撤去岗哨、打开西门，放大军入城。为了不引人怀疑，他没有提前大规模调动部众，只把心腹安插在关键垛口与城门通道。

尚可喜、耿继茂接到密报，立刻部署总攻。

他们不把计划广布诸营，只令精锐提前饱食、披甲待命；其余各部在北、东两面佯攻，吸引守军注意力，把最大压力悄悄压向西城。

这天黎明，号角齐鸣。

城北、城东方向杀声震天，杜永和以为主攻就在这边，亲往督战；就在城上守军注意力被北面死死牵住的时候，西门的栅门无声地拉开了一道缺口。范承恩的人打出预先约定的暗号，清军先锋呼啸而入。

城上守军大惊失色。

有人想堵门，却被范承恩的部下从背后砍倒；潮水般的清兵顺着街道向内猛冲，把猝不及防的明军分割成一块块。杜永和在北城听到西门失守，知道大势已去，带着少数亲信急奔南门，抢了船只从珠江出海逃走。

主将一走，城防彻底崩解。

广州城陷之后，发生了惨烈的“庚寅之劫”——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广州屠城。

按当时史料所载，清兵入城之后，以“城久抗命、伤我士卒”为由，纵兵大掠、屠戮甚众。街巷之内血污浸地，珠江水面浮尸相属；无数官民、士女、商贾或死或俘，府库、民家被洗劫一空。这不是单纯的泄愤，也带有清廷“杀一儆百”的威慑逻辑：凡是长期顽抗的大城，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让别的州县望而畏服。

尚可喜后来成为平南王，以广州为藩府；耿继茂也一度驻此，后来移镇福建。但广州城这一段血泪记忆，长久留在岭南民间。

公允而论：尚可喜不是每战必屠的嗜杀狂，耿继茂急于立功也不等于天性残暴；但清初军制之下，久围始克之城往往默许“大掠若干日”作为兵丁酬赏，加上民族仇恨、久攻不克的怨气、内应与反水的混乱叠加，悲剧便不可收拾。

广州既破，广东大局急转直下。

粤东、粤西不少府县听到羊城惨状，不战而降；少数仍举明旗的，也只能退守滨海、山区，再无力组织大规模反攻。李成栋反正带来的“广东复明”高潮，至此烟消云散。

李元胤后来在粤西坚持了一阵，势孤被执，不屈而死。李成栋这支从“降清—反正—败亡”的力量，画上了悲壮的句号。

四、黔山望眼，大西联明

两广次第糜烂的时候，西南的群山之间，正酝酿另一股巨大力量。

这就是大西军余部：张献忠死后，他麾下四员大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带着十几万部众撤出四川，向南进入贵州、云南。

大西军出身农民军，和永历朝那些官绅、旧将本来是两条路；但天下大变，利害把他们推到同一个棋盘上。

孙可望是四将之首，有雄才，也有极强权力欲。他看得很清楚：单凭“大西”这个名号，在云贵也很难长久立足；如果打出“联明抗清”的旗帜，借用永历朝廷的正统名分，就能把西南各路散兵、土司、官绅收拢过来，形成一个足以和三藩、八旗抗衡的大集团。

李定国则更重大义与复仇。

他少年就跟着张献忠，身经百战，善待百姓，威望很高；他也主张联明，但他心里想的更多是“复明报国”，不是借名自雄。孙、李二人目标看似一致，内里的裂痕已经悄悄埋下：一个要做西南霸主，一个要做大明孤臣。

一开始孙可望是主动方。

他多次遣使去永历的流动行朝，提出条件：大西军奉永历为共主，出兵抗清；朝廷则要封他为秦王，赋予他调度西南军政的大权。

永历君臣内部吵成一团。

一部分大臣认为：大西军是“流贼余孽”，名分不正，不能轻易给这么高的王爵；另一部分务实派说：现在兵微地蹙，不靠这支强兵，迟早会被清兵赶尽杀绝。争论反复拉扯，诏使往还，迁延了不少时日。

就在广州陷落、桂林已失、行朝一路西逃的绝境之下，永历终于松口。

承认了孙可望“秦王”的名号，正式把云贵军政很大一部分权限托付给大西军。于是，大西军从“割据势力”，名义上变成了永历政权的“官军”；南明抗清的主战场，就此从湖广、两广转移到云贵高原。

但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先天有病：

永历有名无实，没有直属强兵；孙可望有兵有地，却不甘心只做臣子；李定国、刘文秀又不完全服膺孙可望的独断。这个联盟是危机之下的“权宜婚媾”，不是牢不可破的同心同德。

山雨欲来，却也透出一丝光亮。

很多后来的史家说：永历最绝望的时候，恰恰也是他军事力量最强的时候——大西军的十几万老兵，是当时整个南明体系里最有战斗力的野战兵团。可内部的暗疾，早已为后来的内讧埋下引线。

五、四海回响，暗流分途

广州屠城、粤西瓦解的消息，顺着海路、山路传到各个抗清据点。

厦门，郑成功。

他听到羊城浩劫，神色凝重地对诸将说：“杜永和之守，非不坚也；外援不至，内又有叛将，遂成此惨。两广既失，则我与西南声援隔一重山海。然我海上之利，不在陆战，在往来自由。当益固金厦，精治水师，伺隙而动。”

他一面继续经营闽南沿海，一面和云贵的永历行朝保持文书往来；身为延平王，他名义上尊奉永历正朔，实际上仍保持高度独立——他的军队、财赋、人事，都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不轻易受孙可望遥控。

舟山，张煌言。

瞿式耜已死，两广陆疆大半沦丧，他更加确信：内陆大平原、盆地不利于南明；只有海洋可以化被动为主动。“由海入江”的计划不再只是遐想，他开始派密使潜回江南，联络太湖、浙东一带残存的义士，摸清长江沿岸城防、粮运、民情，为将来大举做准备。

只是他手上兵力有限，必须和郑成功的大军合流才敢深进。于是他频繁遣使厦门，反复劝说郑成功：一旦时机成熟，联舟直上长江，震动江南财赋根本，则西南压力自解。

云贵那边，大西军开始整军备战。

孙可望坐镇贵阳，统筹粮饷、调度土司；李定国请命，独领一军向东，直指广西、湖南——他要去碰那个刚刚拿下桂林、气焰正盛的定南王孔有德。一场日后震动天下的大战，正在滇黔的群山之间蓄力。

北京的多尔衮，对西南新动向有所耳闻，却没有足够重视。

在他眼里：两广已定，湖南稳固；云贵是偏远荒徼，大西军不过是“穷寇窜伏”，只需令三藩与八旗逐步蚕食，早晚可以荡平。他把更多精力放在朝廷内部的权力布局、对关内各省的抚治上，没有料到李定国这把利剑会劈得那么重。

顺治七年就在血色与惶惑中结束。

南明已经不再是那个“有江有广、可争天下”的政权；它退向高原、退向大海，变成了两套并行的抵抗体系：一套是以云贵为基地、依托大西军的陆上力量；一套是以金厦舟山为据点、依托水师的海上力量。

它们可以互相声援，却很难真正融为一体；它们都曾打出耀眼的反击，也都将被内部的猜忌、权力的私欲反复消耗。

历史的指针，正慢慢拨向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两蹶名王。

本章述评

尚可喜、耿继茂迂回越岭，陷南雄、围广州；围城十月之后，叛将范承恩开西门引清兵入城，广州遭屠，粤局崩解。与此同时，走投无路的永历朝廷接受孙可望之请，与大西军余部结成抗清同盟，主战场向云贵转移。郑成功固守海上根本、张煌言深耕江南内应、李定国秣马滇东——三条抵抗线索渐次清晰，但各股力量之间缺乏统一指挥，先天就有分裂的隐患。广州之劫既是李成栋反正浪潮的终点，也是南明“大西时代”的起点。

伏笔：李定国出师广西、严关大战、桂林复夺、孔有德自焚；李定国再败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孙可望妒功内忌；孙李内讧；郑张大举入长江；永历入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