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燕廷定策，虎符南颁
顺治五年冬，北京寒气砭骨。
紫禁城武英殿内，多尔衮对着南方的舆图久坐不语。
短短一年之间，战局迭变：金声桓、王得仁南昌反正，震动江右；李成栋广东倒戈，永历声威一度直达五岭；何腾蛟在湖广遥相呼应，大清朝几乎有丢掉半壁东南之虞。可转瞬间，南昌被围、信丰沉沙、湘潭星陨，三块最大的反清支点相继摧折。
胜是胜了，多尔衮却不敢松气。
他看得很清楚：这不是南明已经无力反扑，而是永历这套“各镇自守、名义奉君”的体系，自己先散了架。一旦给他们喘息之机，说不定又会冒出第二个李成栋、第二个金声桓。江南、湖广、两广山深地广，只靠满洲八旗来回奔突，人马耗不起、路途拖不起。
之前谭泰、卓罗虽屡建大功，终究是临事调遣，没有一个长期镇抚南方的总布局。
多尔衮与内院诸王、大学士反复计议，终于抛出一套后来影响整个南方格局的方略：以降清汉藩为前锋，以八旗劲旅为后镇，专力经略两广。
这便是后世所谓“三王南征”之缘起。
三王者：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三人都是早年从辽东就归附后金的旧人，身经百战，熟悉南方水土民情；部下以辽东汉人为骨干，久在行间，比起关内新附之兵，更受清廷信任。
廷议上，也不是没有异议。
有人提醒：三王久握部曲，若令其同镇一方，恐尾大不掉。多尔衮自有他的算盘：眼下最急的是平南明，不是防三王；待底定之后，再徐徐区划。况且三王之间本就有亲疏、有嫌隙，未必就能拧成一股反力。他自信以朝廷名爵、钱粮、调度之权，足以驾驭。
于是诏命下：
- 定南王孔有德，率本部由湖广入广西；
- 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合兵自江西下广东；
- 另以八旗重兵屯于湘赣要地，作为后援，遥作威慑。
又特谕：“凡克城邑，除钱粮解部之外，地方抚治、招降安插，许三王便宜行事；唯重大奏报、大吏除授，必先请旨。”
这道诏命一颁，等于把两广当成了三块试验田：用辽藩旧部的战斗力，换大清对南疆的实际控制。谁也想不到，这一步棋，将埋下几十年后三藩之乱的远因。此刻朝野上下，只看见一支强大的征伐机器正在向南转动。
消息顺着驿道南下，像一块巨石投入已经动荡不安的南方水面。
永历行朝还沉浸在何腾蛟殉国的哀痛之中，尚未料到：清廷不是要守，而是要大举进攻。
二、辽藩旧事，各怀心曲
孔、耿、尚三王，命运早在关外就纠缠在一起。
他们原都是毛文龙东江镇的部将。毛文龙被杀之后，岛上人心瓦解：孔有德、耿仲明先渡海投奔登莱，后来发动吴桥兵变，席卷山东，兵败之后才浮海投后金；尚可喜稍晚，因受岛内倾轧，也率部来归。皇太极待之甚厚，不把他们当普通降将，特意设立“天佑兵”“天助兵”，后来分授王爵。
他们和李成栋、金声桓有根本不同：
李成栋是明朝正规军，降清是大势裹挟，反正也是利害相激；
三王却是“从龙于辽左”，早已把家族、部曲、功名牢牢绑在爱新觉罗的战车上。他们不是来替大清报仇，是来替自己抢一块安身立命的地盘。
但三人之中，心思又各不一样。
孔有德年长，阅历最深。他知道自己过去的污点：吴桥之乱，山东流血千里；又曾领兵征朝鲜、打江南，手上血债不少。若不能立下盖世之功，在朝廷的地位终究不稳。他的目标很明确：拿下广西，就做广西的主人，把定南王府扎在桂林。为此他整训兵马、储备器械，行事比耿、尚更为持重。
耿仲明性情相对阴柔。他年事已高，并不像孔有德那样热衷于独当一面，更在意保全耿氏一门；只是他儿子耿继茂血气方刚，一心想借着南征打出家族威势。父子之间，一稳一锐。偏偏就在大军待发之际，一件祸事悄悄缠上了耿家：有人告发他的部众私匿逃人——顺治朝“逃人法”极严，哪怕王公亲贵触犯，也担不起干系。耿仲明心里一直悬着这块石头。
尚可喜最为沉毅。他治军严整，家族人丁兴旺，子弟多在军中。他看得透：南征是险途，也是机会；打下来广东，就是尚家世代的根基。他不愿出头当“首功之藩”，却暗暗盘算怎样把广东这块肥肉吃稳。
表面上，三王同受朝命、共赴国难；暗地里，各算各的账，各护各的部曲，也互相提防。
大军开拔之前，多尔衮特意召见三人，温言慰勉，又隐隐敲打：“功成则裂土酬勋，若私相侵轧、慢军失律，国法不私。”
三人叩头领旨，各自回营。
顺治五年十一月，孔有德先提兵出京，取道河南入湖广；隔不多时，耿仲明、尚可喜合部继进，向江西移动。数十万兵马连同眷属、辎重、牛马、炮具，像一条漫长的带子，从北向南缓缓蠕动。
南方的冬天没有北方酷寒，可山风卷着湿雨，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三、五岭风声，两广惶然
塘报一份接一份飞入肇庆。
一开始永历君臣还半信半疑：清廷刚打完江西、湖南几场恶仗，难道不需休整，又能倾巢而出？可探马回报越来越确凿：孔有德已经进驻长沙，调度湘南各路清军；耿、尚二王屯于吉安、南安一带，直逼梅岭北麓。
警报一出，肇庆城里人心大乱。
短短数月连丧三大支柱之后，恐惧已经成了朝堂的底色。“移跸”的旧议再度抬头，而且呼声比从前更高：不少勋臣、内侍、甚至部分阁臣都劝永历及早向西走，离开肇庆这个临江易攻的都城，迁往桂林，若事急还可以再退入贵州。
瞿式耜此时在桂林，闻报连上数疏，力陈不可轻移：
“天子一动，则郡县解体、军民奔逃，未战而先自溃。宜以桂林为根本，以肇庆为前藩，分守要害，征调诸镇，合力扼五岭之险。纵不能逆战于岭北，亦当拒敌于岭上。”
道理堂堂正正，可挡不住人心的怯弱。
永历帝朱由榔时年不过三十出头，天性柔懦，并不具备在惊涛骇浪里掌舵的气魄。他不是不想振作，只是周围太多人在耳边讲危险、讲退路；加上他亲眼见过南昌、湘潭败讯传来时那种天塌地陷的气氛，心底的不安一天天滋长。
这时两广的军力状况，也实在让人捏一把汗。
李成栋死后，他留下的“惠国公旧部”群龙无首。养子李元胤算是名义上的继承人，年轻有血气，可威望压不住诸将；袁彭年、刘湘客这帮“五虎”文臣，善内争而不善治军；广东各镇大多拥兵自重，有的暗通清廷预留后路，有的只肯守自己的府县，不愿出境协防江西。
广西方面，主要靠瞿式耜居中调度，焦琏等老将撑持。焦琏身经百战，是桂林的柱石，但兵力有限；还有一部分是从湖南退下来的忠贞营，由堵胤锡、李赤心、高必正率领，辗转于桂北边境。忠贞营能打，却也桀骜，和广西本土将吏摩擦不断。
更糟的是情报混乱。
有人说三王有兵三十万；有人说不过十万；有人传孔有德已经克衡州，马上杀向全州；又有人说耿仲明父子内部不和，未必敢急攻梅关。真真假假，从两广传到黔滇，越传越离谱。
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五岭不是一道牢不可破的天险。
梅岭、骑田、萌渚、都庞、越城，道道可通；守不住任何一关，敌人就能长驱直入。而永历最大的短板，从来不是没有险地，而是没有一套能把险地上的兵力拧在一起的指挥系统。
就在风声鹤唳之际，一桩意外先在耿仲明军中爆发出来。
四、逃人之狱，一王陨途
耿仲明本来和尚可喜约好：在江西南安会师，然后择日破关入粤。
谁料行至江西吉安府境内，一道朝廷的诘问文书飞马追到营前：有人告发，耿部不少将官私藏从八旗逃出来的奴仆，违犯《逃人法》。
顺治朝的逃人法是一根极严苛的高压线。
当年多尔衮为了保护满洲贵族的奴仆来源，立法甚酷：隐匿逃人者重惩，连坐邻里；即便是藩王，也不能例外。告发者有赏，被举者必须自查、缚送犯人，稍有迟疑，就可能被视作“有意包庇”。
耿仲明又惊又惧。
他知道部下鱼龙混杂，长年征战，的确常有俘获、收纳人口之事，未必人人都登记在册。他不敢抗旨，立刻下令全军彻查，一口气查出三百余名涉嫌隐匿逃人的人犯，准备解送京师。
可恐惧已经攫住了他。
他是从辽东一路过来的降王，心里比谁都清楚清廷对汉藩那层若即若离的猜忌。过去有功，不代表永远安全；一旦坐实“慢法”，王爵能不能保、家族会不会罹祸，全是未知数。
身边有人劝他：“可上书自辩，以功赎罪。”
也有人悄悄说：“朝廷不过敲打一番，未必真加严谴。”
耿仲明却越想越寒：多尔衮要南征，需要尚、孔的力量；可若要拿一个藩王立威，拿谁开刀都有可能。他一路心绪郁塞，夜不能眠。
顺治六年十一月，大军行至吉安府所属的峡江县。
一个寒夜，营中忽然传出消息：靖南王耿仲明自缢身亡。
此事在当时震动很大。正史所载简约，后世多有揣测：或谓畏罪而死，或谓别有隐情，甚至有流言说是被密使逼杀。但清廷对外宣告：耿仲明“闻命惶恐，自戕殒命”，没有大肆株连他的部众；同时下旨，令其子耿继茂承袭所领部曲，继续随尚可喜南征，暂不立刻袭王爵。
就这样，三王南征刚拉开大幕，就少了一王。
名义上还是“耿、尚合兵”，实权已经落到锐气十足的耿继茂手里。年轻的继茂心里埋下一块刺：父亲之死，是朝廷的敲打，也是前车之鉴——唯有拼命立功，才能保全家门。
尚可喜闻讯，心头也是一凛。
他把自己的部曲严加约束，凡有逃人、俘获人口一一登记，绝不留任何口实。他看得明白：这场南征，不光是打南明，也是三王在清廷眼皮底下的一场生存考试。
孔有德在湖广听说耿仲明之死，沉默良久。他更谨慎了：越是要建功，越不能给朝廷抓到把柄。于是放慢了进军节奏，先肃清湘南山区的反清山寨，稳固后路，再徐徐向广西北大门全州压去。
南征的步伐，因耿仲明之死顿挫了一阵，但没有停下。
只是从此之后，耿、尚之间的关系微妙起来：尚可喜老成持重，不愿过多管束耿继茂；耿继茂急于替父“挣回体面”，求战之心比谁都炽烈。
五、岭外惊风，棋路重排
耿仲明的死讯很快传到两广、闽海、舟山各处。
对永历行朝来说，这本该是一个可乘之机——清方南征集团内部出了动荡，说不定能争取一段喘息时间。可惜永历方面反应迟钝，内部还在为“迁不迁都、谁守广东、谁援广西”吵个不休，没有拿出一套主动破局的方案。
李元胤倒是有志气。
他是李成栋养子，手握惠国公旧部主力，上疏自请出镇梅关，扼守江西入粤要道。可朝堂上不少人猜忌他：毕竟他是降将之后，怕他拥兵自重，甚至怕他重演一次“反正—复叛”的戏码。于是只给了他有限的粮饷，又派别的监军牵制，并不完全信任。大好锐气，被内耗磨掉不少。
堵胤锡在桂北，闻三王压境，心急如焚。
他手里的忠贞营是此时永历少有的野战强兵。他力主：不等敌兵入境，主动提兵北上，袭扰孔有德的侧翼，打乱清军入桂时间表。但广西本土官绅对忠贞营极不放心——这支队伍原本是“流贼”余部，纪律参差，又缺粮，一旦深入内地就容易滋扰地方。不少人暗中作梗，粮饷迟迟不到位。堵胤锡忧愤交加，旧病复发，身体一天天垮下去。
东南海上，厦门。
郑成功接到一连串塘报：何腾蛟殉国、三王南下、耿仲明死于途。他召集诸将议事。
“清廷以三藩为前驱，意在吞两广。”郑成功说，“若两广再失，则西南与海上声援断绝，我闽南将孤悬于外。然我不可轻离根本，只能以水师机动，或袭扰粤东沿海，或遥作声援，不可舍厦门而赴大陆决战。”
他一面整饬舟师，一面再度遣使肇庆，坚请正式封爵——他要在大难来临之前，把自己这支海上力量的名分坐实，免得日后在永历体系里被视作“异数”。
舟山那边，张煌言也在长考。
他看到一条残酷的规律：自从南昌事起，凡是在内陆平地、盆地、山地和清军主力硬拼的，几乎都败了；唯独大海，还是南明可以自由来去的空间。何腾蛟死了，湖广丢了；三王南向，两广危了；若再把希望全押在内陆各镇，恐怕还要重蹈覆辙。那个“由海入江、震动江南”的构想，在他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而远在北京的多尔衮，处理完耿仲明一案之后，重新校准了南征的棋路：
- 不因为一个藩王之死就收缩计划；
- 令耿继茂领父兵，随尚可喜攻粤，用年轻人的锐气补损失；
- 严谕孔有德，独当广西一路，不必等粤方进度；
- 再调八旗一部屯于湖南后方，防止三王万一有变。
顺治六年就在这样的山雨欲来之中翻过。
五岭的关隘还握在明军手里，但谁都嗅到了空气中的硝烟味：孔有德的兵锋正指向全州，叩击广西的北大门；尚可喜与耿继茂已经重新在南安集结，梅岭之下，战云低垂。桂林、肇庆，很快就要直面血与火的考验。
本章述评
多尔衮定策以孔、耿、尚三藩专征两广，试图借辽藩旧部之力一举底定南疆；三王各怀家族利害，并非铁板一块。大军将发之际，耿仲明因部众涉嫌违犯逃人法，在吉安峡江自缢于途，其子耿继茂接掌其军；清廷虽受顿挫，南征大局不改。永历朝堂人心惶惶，迁跸之议再起；李元胤、堵胤锡虽有志御敌，却困于内耗、猜忌、粮饷不继；郑成功坚守海上根本、坚请封爵；张煌言愈发看重“海入长江”之战略价值。三王南征不仅是一场疆场征伐，更是清廷埋下的长远伏笔：用汉藩平汉地，终有一日将自食裂土之果。
伏笔：全州激战、孔有德进逼桂林；瞿式耜、焦琏力守桂林（桂林保卫战）；尚可喜、耿继茂破关入粤、广州围城；堵胤锡病逝；郑成功受封延平王；耿继茂渐成强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