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沈伯庸带着好消息来了。
“丫头，北京那边的会定下来了。”沈老把一份正式的邀请函放在顾清月的诊桌上，“全国中医学术交流会，下个月十五号开幕，会期五天。我给你报了个专题报告的名，题目你自己定。”
顾清月拿起那份邀请函翻看了一下。烫金的封面，盖着全国中医学会的红色印章，落款日期写着“一九七七年八月”。
“沈老，我这个资历去这种级别的会……”她顿了顿，“会不会有人觉得我太年轻？”
“年轻怎么了？”沈老一瞪眼，“我二十岁出师的时候也被人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结果呢？我治好了县太爷的老娘，谁还敢吭声？丫头，你手里有真东西，怕什么？”
顾清月把邀请函收好，当天晚上开始准备发言材料。
她翻出那几册从县城带过来的祖传笔记，又把自己这大半年的病例梳理了一遍，挑了几个最典型的疑难杂症写在报告提纲里。每天看完病人之后她就伏在南窗那张诊桌上写，写到深夜才收笔。
陆铮有时候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她趴在桌上睡着了，就轻轻把她抱回炕上。那几页写了一半的稿纸放在桌上，他拿镇纸压好，怕风吹乱了。
九月初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顾清月把行李收拾好——一个布包换洗衣服、一个药箱、一摞发言稿。陆铮替她拎着包送她到火车站的时候，站台上人很多，汽笛声呜呜地响。
“到了北京给我发电报。”陆铮把包递给她，“别省着钱，住好一点的招待所。”
“知道了。”顾清月接过包，“你这几天自己在家好好吃饭，别又啃冷馒头。”
“不会。”陆铮低头看了看她，忽然伸出手，把她额前被风吹乱的碎发别到耳后。站台上人挤人，没人注意到他们。他就那么自然地做完了这个动作，然后退后半步，目光落在她脸上。
顾清月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低头假装整理包带。但临上火车的时候她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他就那么站在站台上，穿一身笔挺的军装，手里捏着她落下的那条围巾，冲她点了点头。
火车开了之后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那条围巾从窗口接过来的时候，指尖蹭到他温热的指腹，她心里有什么地方被轻轻勾了一下。
她低头把围巾叠好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树木，嘴角翘着，好半天没放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