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这东西,说慢也慢,说快也快。
好像昨天还在花园里,她低着头,脸红红的,说“要不加一个吧”;一转眼,小晚已经上小学了,背着书包,扎着两条小辫子,跑起来马尾一甩一甩的,像极了她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小晚七岁那年,我们搬进了更大的房子。三室一厅,朝南的大阳台,比原来那个还宽敞。晚晚高兴坏了,规划着要种一排月季,还要给小晚搭个秋千架。
搬家那天,我收拾旧物,从衣柜顶上翻出一个落满灰的纸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我当年在厂里给她写的信——那几年异地,我不会说甜话,就把想说的话写在信纸上,一封一封地寄。信纸都泛黄了,上面的字迹还是我的,歪歪扭扭的。
“晚晚!”我喊她,“你看我翻到什么了!”
她跑过来,看到那一箱子信,愣了一下,然后蹲下来,一封一封地翻,翻着翻着就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红了。
“你这个人,”她拿着信,声音软软的,“写个信都写得跟记流水账似的。”
“怎么流水账了,”我说,“你看这句,‘今天食堂的土豆炖牛肉挺好吃,要是你在就好了’,多实在。”
“实在什么呀,又傻又土。”她嘴上嫌弃,却把那封信小心地放回箱子里,抱在怀里,“我留着,以后给小晚看。”
“别给她看!”我急了,“多丢人。”
“就要给她看,”她笑,“让她看看她爸当年多傻。”
日子就这样,在一封信、一顿饭、一次拌嘴、一个拥抱之间,不紧不慢地过着。
小晚十二岁那年,有天晚上,她忽然跑来问我:“爸,你跟妈是怎么认识的呀?”
“怎么突然问这个?”我愣了一下。
“我们班同学说,她爸妈是相亲认识的。我就想问问,你们呢?”
晚晚在厨房洗碗,听见了,探出头来:“问你爸,让他讲。”
我清了清嗓子,坐直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年你爸十九岁,你妈十八岁。一个夏天的傍晚,六点十七分,你爸在小花园里,第一次见到你妈……”
我讲着讲着,晚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坐过来了,靠在我肩膀上,静静地听。小晚托着下巴,听得入神。
讲完夜集市,讲完奶茶,讲完棉花糖,小晚眼睛亮晶晶的:“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我看了晚晚一眼,笑着说,“然后你妈就嫁给我了呗。”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我说,“一辈子,说起来长,其实也就这么简单。”
小晚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去写作业了。
阳台上,晚晚种的那些花,又开了一茬。茉莉的香气顺着晚风飘进来,淡淡的,好闻得很。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还是个红着脸的小姑娘,跟我说:“以后要有个自己的家,不用太大,要有厨房,有阳台,阳台上种花。”
她说的,我都做到了。
又过了很多年。
小晚大学毕业,结婚了,嫁到了隔壁市。家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
退休以后,我修车的活儿干得少了,铺子交给学徒打理。每天早上,我和晚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傍晚一起沿着河边散步。
我们走得越来越慢,她的头发白了,我的背也驼了。可每次出门,我还是会走在她左边,让她走里面,跟年轻时候一样。
有天傍晚,我们散步,走着走着,又走到了那个小花园。
花园还是老样子,凉亭、花坛、几棵老树,只是树更高了,人也换了。一群小孩子在凉亭边上跑来跑去,笑声清脆。
晚晚站在花坛边,看着那群孩子,忽然说:“阿沉,你还记得吗?就是在这儿,你第一次见到我的。”
“记得。”我说,“你穿着白裙子,脸红红的,站在阿远旁边,绞着一根草叶。”
“你还记得我穿什么?”她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我说,“你的事,我都记得。”
她没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已经不像年轻时候那样光滑了,有些粗糙,有些凉,可我握着,还是觉得暖暖的。
夕阳西下,天边挂着橙红色的晚霞,跟六十年前那个傍晚,一模一样。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六点十七分。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天。晚霞烧得正红,晚风轻轻吹过来,吹得她的白发飘起来。
“晚晚,”我说,“你信不信,六十年了,咱们还是同一个时间,站在同一个地方。”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还是我记忆里那个模样:“信。阿沉,你说的话,我都信。”
晚风拂过,花坛里的花开得正好。
我们并肩站着,看着天边的晚霞,谁也没有说话。
这一生,从那个傍晚开始,到无数个傍晚,到此刻的晚霞满天。
我想,下辈子,要是还能遇见你,我还是会,在六点十七分的花园里,红着脸,问你一句——
“要不要,加个微信?”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