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的第二年，日子忽然变得难了起来。
先是厂里效益不好，工资从五千降到四千，又从四千降到三千五。房租涨了，食堂的饭也涨了，我每个月精打细算，除去吃饭房租，几乎存不下什么钱。
然后是晚晚那边。她爸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医生让住院调理。水果店就她妈一个人撑着，晚晚白天在店里，晚上去医院陪床，累得瘦了一大圈。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谁都不说难处。我问她：“你爸好点了吗？”她说：“好多了，你别担心。”她问我：“你钱够花吗？”我说：“够，我存了不少呢。”
其实我兜里比脸还干净。
有一回，我连着加了半个月的班，累到站着都能睡着。那天晚上九点下班，我蹲在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手机里晚晚发来的照片——她在家做了红烧肉，拍给我看，说“等你回来做给你吃”。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忽然觉得特别委屈，又觉得特别对不起她。
她跟了我这么久，我没让她过上好日子，反而让她跟着我吃苦。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动了“要不分手算了”的念头。
不是不爱了，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了。
我给她打电话，说了没两句，我就说：“晚晚，我……我可能还得在厂里多待几年。”
“嗯，没事，慢慢来。”
“我怕……怕耽误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阿沉，你是不是想说，让我找个更好的？”
我没吭声。
“你听我说，”她的声音很平静，“我要是想找更好的，我早就找了。我等你，是因为我想等你，不是因为你能给我什么。”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阿沉，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你一个人扛着，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蹲在厂门口的台阶上，拿着手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晚晚……”
“好啦，”她的声音软下来，带着一点鼻音，“你记住，咱俩是一伙的。你难，我陪你难；你好了，我陪你高兴。你要是敢把我推开，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
我抹了一把脸，声音哑哑的：“知道了。”
“那你说，你以后还说不说这种话了？”
“不说了。”
“这还差不多。”她说，“行了，去吃饭吧，别饿着。”
挂了电话，我在台阶上又坐了很久。夜风吹过来，凉凉的，我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忽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了。
后来我跟阿远打电话，说起这事，阿远说：“兄弟，你捡到宝了。这种姑娘，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得拼命，不能辜负她。”
那之后，我白天上班，晚上跟着师傅学技术，周末接私活，帮人修电动车、修冰箱，攒一点是一点。晚晚那边，她爸出院以后，身体好了不少，她白天看店，晚上还学着在网上卖水果，生意居然慢慢做起来了。
我们俩，一个在厂里，一个在家里，隔着几百公里，谁也没闲着，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
日子虽然还是紧巴巴的，可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我反而觉得特别有奔头。
因为我知道，路的尽头，有一个人在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