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二章 辽东砥柱：熊廷弼的三次经略与传首九边
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西四牌楼。
囚车碾过青石板路，发出沉闷的声响。道路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百姓，他们伸长了脖子，想看清那个即将被处斩的“败军之将”到底长什么样子。囚车中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五十六岁的熊廷弼面色从容，腰板挺得笔直。他的罪名有两个：任职期间丢失广宁，败坏辽东战局；待罪之中仍贿赂东林党，以图脱死。
午时三刻，监斩官验明正身，令牌扔入场中。刽子手手起刀落，竟然没有一刀把脖子砍断，只能以刀为锯反复切割，方才把头颅割下。随后，他的无头尸体被弃市，首级被放入木盒之内，快马传首九边，以儆效尤。
此时，距离广宁失陷已经过去三年。那个曾被努尔哈赤称为“熊蛮子”、令后金军不敢轻进的辽东经略，最终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他的死，是晚明党争的牺牲品，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悲剧的浓缩。
一、江夏书生：从巡按到经略的蜕变
熊廷弼，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他中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保定推官，后擢御史。他“有胆知兵，善射”，性格刚烈，“好谩骂，不为人下”。
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巡按辽东。此时辽东的局势已经暗流涌动——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放弃了宽奠新疆八百里，将六万家边民迁徙到内地，却“论功受赏”。熊廷弼到任后，立即弹劾赵楫和李成梁“弃地驱民”之罪，同时弹劾前任按臣何尔健、康丕扬“党庇”。
在辽东的几年间，熊廷弼展现了出色的治理能力。他提出“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的方略，上疏陈述“十五利”，朝廷“奏行之”。他推行军屯，建议“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使辽东“风纪大振”。
然而，他的刚烈性格也让他树敌无数。督学南畿时，他因“杖死诸生”与巡按御史荆养乔互相攻讦，最终“听勘归”。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性格问题离开官场。
二、首任经略：守辽一年，后金不敢轻进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杨镐指挥的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惨败，明军在辽东失去优势，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战后，廷议以熊廷弼“熟边事”，起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随即擢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到任时，开原、铁岭相继失陷，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他在赴任途中遇到逃难者，便“谕令归”。他到辽阳后，立即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之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之。
他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之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他上疏提出用兵十八万，“分布靉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禦，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
在他的经略下，“后金不敢轻举妄动”。据记载，“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
然而，熊廷弼的刚烈性格再次成为他的致命伤。他与兵部、户部因军饷问题“打了四个月的打口水仗”，他弹劾李成梁“借反腐治贪的机会打击辽东李氏将门”，他对辽人“胡乣人口比例过高”的偏见也让他与辽东本地势力关系紧张。
熹宗即位后，御史冯三元劾他“无谋者八、欺君者三”，御史张修德劾他“破坏辽阳”。熊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再疏自明”，“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朝廷允其去，以袁应泰代。
三、辽沈失陷：被召回的“救火队长”
天启元年，后金攻破沈阳，袁应泰死；不久辽阳又陷，“震动京师”。朝中有人想起熊廷弼当年的功绩，大学士刘一燝说：“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 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保守危辽功”，帝乃治前劾廷弼者，“乃复诏起廷弼于家”。
熊廷弼第三次被起用，任兵部右侍郎，令其第三次经略辽东。他针对辽东业已失守的现实，制定了著名的 “三方布置策”。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以广宁驻步骑军，集中固守辽西防线，从正面牵制后金主力；以天津、登州、莱州驻水军，由三地巡抚统领，乘虚袭击金、复、海、盖诸南卫，达到收复辽阳的目的；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往来防御。
这一战略“提倡水陆并用，尤其注重对海上力量的建设与运用”，与以往明朝单纯重视陆战的传统截然不同。熊廷弼计划“西联蒙古，东依辽人为内应，并调蓟、昌、宣、大各镇兵，布置辽河防线”，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
然而，这一战略需要一个前提——权力集中。熊廷弼请求“罢经略之设”，由他统一节制三方，但朝廷没有批准。
四、经抚不和：一场注定失败的权力博弈
熊廷弼的悲剧，在于他遇到了一个无法共事的同僚——广宁巡抚王化贞。
王化贞由宁前道参议擢升为广宁巡抚，他“主战”，熊廷弼“主守”。朝廷将关东的十三万大军驻广宁，统由王化贞指挥，掌握实际的兵权。熊廷弼只带五千名士兵驻山海关，“徒拥经略虚号”。
王化贞“得到兵部尚书张鹤鸣专心竭力的庇护”，“张鹤鸣主谋在中，王化贞决策于外，熊廷弼身为经略，‘有名而无实’”。他“不但不能节制王化贞，反而处处受张鹤鸣、王化贞的节制，更谈不到有节制三方之权，卒致封疆大坏”。
熊廷弼多次上疏陈述经抚不和的危害。他在奏疏中写道：“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今无望矣。” 这些“语语切直”的话，“激怒政府，正欲罢廷弼，专任化贞”。
五、广宁之溃：不战而退四百里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五万大军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王化贞派心腹骁将孙得功、祖大寿、祁秉忠迎战。然而，孙得功“与李永芳等里应外合，刚一交锋便率部投降后金”。
孙得功“未败叫败，摇乱军心”，刘渠、祁秉忠“血性男儿，不肯中止”，最终“兵残力竭，以死报国”。孙得功逃回广宁后，“扬言敌兵薄城”，居民“相率移徙出城”。他“在城内扎定了兵，专待满洲兵到，作为内应”。
王化贞“尚全然不知，阖著署门，整理文牍，从容得很”。忽有人闯入告急，他才“仓皇失措”，被人拉上马“策鞭出城”。
在大凌河畔，王化贞与从右屯率兵前来的熊廷弼相遇。王化贞“惭悔得痛哭流涕”。熊廷弼讥笑说：“六万大军一举荡平辽阳，今却如何？” 王化贞“益发号啕不止”。熊廷弼说：“哭亦何益？熊某只有五千兵，今尽付君，请君抵当追兵，护民入关。”
熊廷弼随即做出了一个让他背负千古骂名的决定——不战而退。他“尽焚积储”，带领军民退入山海关，“不战而退四百里，一口气退到了山海关”。
六、传首九边：党争的牺牲品
广宁失守后，朝廷追究责任。天启二年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奏上狱词，“廷弼、化贞并论死”。
然而，真正置熊廷弼于死地的，是党争。
天启五年，阉党分子魏忠贤指使党羽“袒护王化贞，委罪于廷弼”。魏忠贤的党羽还指控熊廷弼“待罪之中仍贿赂东林党，以图脱死”。这一罪名将熊廷弼与东林党捆绑在一起，使他成为阉党打击东林党的工具。
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被处斩，传首九边。据记载，“刽子手受人指使，要熊廷弼到死还受罪”，“手起刀落，但竟然没有一刀把脖子砍断，只能以刀为锯反复切割，方才把熊廷弼的头割下，场面惨不忍睹”。
七、身后评说：争议与平反
熊廷弼死后，关于他的评价始终充满争议。
批评者认为，熊廷弼“一生就打过一场大仗，却是在战争中和同事意气用事，最后连敌人的面也没有看到，就不战退出四百多里”，“实在没有资格称之为一流统帅”。有论者更直指他“因为私人恩怨，就故意促成、放纵事态扩大”，“这种人必须得判死刑”。
同情者则认为，熊廷弼的悲剧是“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他“三入辽东，知兵善战”，第一次经略时“后金不敢轻举妄动”，第二次经略时“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王化贞手握辽东精锐，主持广宁战局，熊手里就几千人，你让他出去打大仗是不是有点过于残忍了”。他的“三方布置策”是“明末辽东战略的一次重要创新”。
乾隆帝在读《熊廷弼传》后，写下了这样的评价：“明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而以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坏长城，弃祖宗基业而不顾者，尚得谓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 他更批评“叶向高尚为忠厚老臣，徒以庇其门生王化贞而亦有憾于熊廷弼”，“师生门户之害人家国如此之甚”。
尾声：辽东的囚徒
熊廷弼的一生，是一个关于“能力与性格”的悲剧。他“有胆知兵，善射”，是明末最懂辽东军事的官员之一。他的“三方布置策”为后来的袁崇焕提供了战略基础。但他“好谩骂，不为人下”的性格，让他无法与同僚共事，最终在党争的绞肉机中被碾碎。
他被传首九边的那一年，距离大明亡国还有十九年。十九年后，当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时，那些曾经弹劾他、构陷他、看着他被砍头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了。而“熊蛮子”的名字，却在辽东的寒风中被反复提起——那个曾经让努尔哈赤不敢轻进的辽东经略，至死都没能等到属于他的公道。
崇祯元年，有工部主事徐尔一“讼廷弼冤”，但崇祯帝“没有搭理”。直到乾隆四十七年，清廷才正式为熊廷弼平反，谥“襄愍”。一个前朝的大臣，被敌人的后代平反——这大约是历史对晚明党争最辛辣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