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下了通知的那个下午，周建国正在院子里修理一辆自行车。
他半蹲在地上，手里拿着扳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拧着螺丝。其实那辆车早修好了，他只是在找点事情做。赵国安从围墙那边探过头来，神神秘秘地说：“老周，你听说了吗？咱们这院子要拆了。”
扳手顿了一下。
“建新小区，说是下半年就开始动工。”赵国安还想说什么，看见陈秀兰从屋里走出来，便缩回头去，假装咳嗽了一声。
晚棠正好从外面回来，走到院子门口就听见这话。她脚步顿了顿，没有立刻进屋，而是站在凤凰花树下，看着父亲那半蹲的背影。
五月的凤凰花开得正盛，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风一吹，花瓣扑簌簌地往下落。晚棠记得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她和弟弟就会在树下捡花瓣，弟弟总是捡得最多，然后举着满手的花瓣向她炫耀。
周建国把扳手扔进工具箱，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起身往回走。经过晚棠身边时，他看了一眼女儿，什么也没说，径自进了门。
晚饭的时候，气氛有些沉闷。
陈秀兰把最后一盘菜端上桌，看看丈夫，又看看女儿，犹豫了一下，开口说：“老周，今天赵国安说的那事儿……”
“吃饭。”周建国打断她，端起碗扒了一口饭。
陈秀兰抿了抿嘴，没再往下说。晚棠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低头戳着碗里的米饭。
饭桌上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隔壁刘桂芳家传来电视机的嘈杂声，隐约能听见新闻联播的声音。走廊里有人在走动，脚步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吃完饭，周建国坐在藤椅上，从口袋里掏出旱烟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里的烟头很快堆成了小山。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落在墙角的缝纫机上——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妻子年轻时的陪嫁。
陈秀兰收拾完厨房，擦着手走出来，在丈夫旁边坐下。她等了等，见他还是没有开口的意思，便试探着说：“老周，要不咱们就搬了吧？新房子有电梯，比这楼道方便。”
沉默。
烟雾缓缓升起，模糊了周建国的脸。
“我在这住了三十多年，习惯了。”过了很久，他的声音才响起来，沙哑而低沉。
陈秀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她站起身，回了厨房。
晚棠走到父亲身边，在藤椅的扶手上坐下来。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陪着。父女两个就这样坐着，听着院子里邻居们的议论声——
“听说补偿款按户口本算，咱们家四口人，能分不少。”
“搬就搬吧，新房子好，地方敞亮。”
“可不是，这破楼道，搬东西都不方便。”
周建国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眼神有些恍惚。晚棠看着父亲花白的鬓角和粗糙的手，突然明白了他的心思。这座老房子承载了太多的回忆，他不是舍不得房子，是舍不得那些回忆——年轻时的车间、孩子们的童年、妻子在缝纫机前忙碌的身影。
“爸。”晚棠轻轻叫了一声。
周建国抬起头，看着女儿。
“不管搬到哪儿，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哪儿都是家。”
周建国没有说话。他看着女儿，眼眶微微红了。凤凰花的花瓣被风吹落，飘进窗户，落在父女俩的脚边。
他点了点头。
晚棠伸出手，握住父亲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指节突出，上面布满了老茧和疤痕。三十多年的岁月，都刻在这双手上了。
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