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那间被惨白日光灯照得没有一丝温度的病房里，我终于又看到了她。
那个让我日思夜想、让我在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里念着名字辗转反侧的人，此刻就站在我的面前。
她瘦了。瘦得让我心头猛地一抽，像被人攥住了最柔软的那一处。她两颊微微凹陷下去，下颌的线条锋利得几乎能割破空气。脸色也不好，透着一种灰败的苍白，像是好久没有晒过太阳的花。她看着我，眼泪无声地淌了满脸，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
我注意到她的手，那双修长的、从前只握笔和实验器材的手，此刻手背竟然有暗红色的血痕。是针头划开的痕迹。我的心一下子就慌了——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什么，手背上扎着的输液针在我不自觉的挣扎中滚了针，一阵刺痛，药水和血珠一起渗出来。护士很快被惊动了，急匆匆地跑过来处理我们两个人的狼狈。
这时候我才看见，李明珠身后还站着她的妈妈和几个哥哥。他们沉默地立在床的两边，看着我们，像一排沉默的、严阵以待的雕像。
我看见她妈妈的眼神，不是从前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了，却依然复杂得让我无从分辨。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已经分手了，就不要再纠缠。放她自由，让她跟家人回去，这才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事。一个连手臂都没有的残废，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拿什么说给她幸福？这时候保持冷静，保持体面，才是对她最好的交代。
我把脸别过去，拼命地压下喉咙口翻涌的酸涩。告诉自己，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让她走。
可她的第一句话，就把我那层本就薄得像纸一样的冷静，撕得粉碎。
“阿瑾，你真的不要我了么？”
她轻声问我。声音轻得像是怕惊碎什么，轻得像是从一场漫长的噩梦里小心翼翼探出来的试探，轻得像是这几个字已经在她的舌尖上辗转过一万遍，才终于敢送出来。
我瞬间就溃败了。
所有那些提前准备好的台词——那些“你值得更好的人”，那些“我不想拖累你”，那些“忘了我好好过”——全数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身体里被压抑了太久的哀切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冲垮了所有的堤坝。我无法回应，也无法看她，只能低下头，把脸埋进仅剩的那只手掌里，肩膀剧烈地颤抖。眼泪从指缝间涌出来，滚烫的，无声的，止也止不住。
“阿瑾，”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那裂痕迅速蔓延，碎成无数片锋利的碎片，“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哥哥，我会伤心。时间久了，伤口会结痂，会愈合。但是——”她顿了顿，那短暂的停顿里像是聚集了全部的勇气，“但是——没有你，我会死的。我求求你，别不要我。”
她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尖最柔软的地方。我又何尝不是——没有她的日子，我活得像个行尸走肉。不吃不喝地把自己的关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跑数据、写报告，用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麻痹自己，可只要一停下来，她就在我脑海里活过来。深夜里躺在宿舍那张窄床上，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过，就这样一直睡下去也好。再也不用醒来，再也不用在这漫长而空荡的余生里，一遍一遍地咀嚼失去她的滋味。
可是我知道，我现在这副模样，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给她幸福了。我更不想拖累她。她是天边的那轮太阳，那样耀眼，那样明亮，应该去照亮广阔的天空和广袤的大地，而不是被我禁锢在这一小片昏暗的、泥泞的废墟里，日复一日地为我耗尽自己的光芒。从小到大，我做什么都自信满满——十四岁上大学，十八岁读博，学术上攻城略地，辩场上锋芒毕露。我的人生字典里从来没有“怕”这个字。可这一次，我是真的怕了。我对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心，我不敢许诺她任何未来。
她好像看穿了我所有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思。
“我不求你对我承诺什么未来，”她一字一顿，每个音节都清晰得像石碑上的刻字，仿佛提前在心里练习了无数遍，“我只想知道——在我们还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答应过会好好爱我的。那句话，还算数吗？”
我再也撑不住了。
那只仅剩的手猛地掩住脸，我背过身去，不敢面对她。宽阔的肩膀在病号服下剧烈地抖动，像一棵被狂风反复抽打却不肯折断的树。我哭得像个孩子，哭得浑身发抖，哭得连呼吸都碎成了一截一截的。
“可我……我现在只会拖累你……我舍不得啊……”我的声音终于从喉咙里挤了出来。沙哑，破碎，像一面摔裂的铜锣。每一个字都裹着血和泪。
“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拖累’这两个字。”她摇摇头，用尽所有力气把我扳过来，双手捧住我的脸，强迫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指腹上有薄薄的茧，那是这些年做实验留下的。她的手背上还有未干的血痕，那是刚才在车后座上攥了一路留下的。她把这些都摊在我面前，把一颗真心血淋淋地剖出来捧到我眼前。
“只要是和你在一起，”她说，声音忽然稳了下来，不再是之前的颤抖和急切，而是一种尘埃落定般的从容和笃定，“任何事都是我心甘情愿。乐在其中。”
她深吸一口气，目光炽热而坚定，仿佛把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都押在了这一句话上：“阿瑾。我爱你。我需要你。没有你，我的世界再也没有意义了。”
我看着她，眼泪模糊了视线。我看见的是十七岁那年雨夜公交站台上替我捡文稿的女孩，是封山顶上迎着日出喊我名字的女孩，是在空荡荡的新房里抱着我大哭又大笑的女孩，是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笨拙地颠勺然后回过头来冲我笑的女孩。她从来都是那个勇敢的人。从头到尾，都是。
我终于放弃了所有的抵抗，所有的顾虑，所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为她好”。
我用那只仅剩的手臂把她拉进怀里。她把脸埋在我的肩窝里，双臂死死地环住我的背，像是要把自己嵌进我的骨头里。我们就在那间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在她妈妈和哥哥们沉默的注视中，抱在一起，失声痛哭。那哭声里有委屈，有思念，有绝望，有重逢，有我们各自熬过的所有无眠的夜和所有咽回肚子里的泪。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便都知道了。
我们重新在一起了。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分开。
她的哥哥不再对我冷言冷语。在医院住着的那些日子里，他们轮流来照顾我，有时候带一兜水果，有时候带几本书，有时候什么也不带，只是来坐一坐。他话不多，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不再是排斥和戒备，而是一种沉默的、笨拙的接纳。她妈妈之后没有再找过我，李明珠说，这在她家的语言体系里，已经算是变相的认可。不反对，就是最大的让步。
我们可以大胆地在一起了。不用躲躲藏藏，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在家人面前装作只是普通朋友。可以在阳光下牵手，可以在家人面前坦然地对视一笑。
出院后不久，我在京郊定了一间民宿。那是一个藏在半山腰的小院子，推开窗就是满眼葱郁，山涧里的溪水昼夜不停地流，夜里能看见铺满整个天幕的星星。我记得那天晚上的银河格外清晰，像一条发光的河流横亘在头顶，近得仿佛踮起脚尖就能触到。
我就在那片星空下，单膝跪地，向她求婚了。
那枚戒指，从我第一次见她就开始打磨的戒指，那块穿越了四十六亿年星际尘埃的陨石，在我手中一天一天地被塑成了一枚圆环，内圈刻着两个字——她的名字。它在她无名指上严丝合缝，不大不小，正正好好。就像我在最初就预估过的那样，就像我在无数个深夜里用自己的小指一遍一遍试样、一点一点打磨时反复确认过的那样。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块陨石穿越了数十亿年的黑暗和寂静，大概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等她戴上它。
我们互相为对方戴上戒指。触感冰冰凉凉的，却烫得两颗心都在发颤。我们在浩瀚的银河下承诺，未来的人生彼此相伴，不离不弃。
还有不到一年。我二十二岁，她二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