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雨幕，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面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他就那样站着，像一尊雕塑，任凭雨水淋在身上。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

那个人是谁？

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我们？

我冲到窗前，想看清楚一些，但雨太大了，视线一片模糊。等我擦掉窗户上的雾气再看的时候，对面楼顶上已经空荡荡的了，什么都没有。

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我的幻觉。

但我知道，那不是幻觉。

在闺女家住了三天，一切都很平静，没有再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

方警官打过一次电话，说案子还在调查中，刘强已经被正式批捕了，但那个发短信的手机号一直没有再开机，追踪不到信号。至于那个出现在楼下的可疑男子，也没有再出现过。

“也许那个人只是路过，”方警官说，“你们先安心住着，等我们把事情查清楚了再通知你们。”

挂了电话，我心里依然不踏实。

那个人真的只是路过吗？那张纸条上的话，真的只是恐吓吗？

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四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是本市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请问是周建国先生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嗓音有些沙哑。

“是我，你是哪位？”

“我叫李国栋，”对方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很重要的事，关系到你的生命安全。”

我心里一紧：“什么事？”

“电话里说不清楚，”李国栋说，“我们见面聊吧。今天下午三点，城南的老茶馆，你应该知道那个地方。”

“你到底是谁？”我问，“为什么要见我？”

“因为我认识刘强，”李国栋说，“我还知道他为什么会去你家。”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下午三点，你来了就知道了，”李国栋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站在原地，脑子里乱成一团。

李国栋？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他说他认识刘强，还知道刘强为什么会来我家——难道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不对，如果是幕后主使，他为什么要主动联系我？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还是说，他想把我引出去，然后对我下手？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去见见他。

如果真的有线索，我不能放过。这件事一天不弄清楚，我和阿玲就一天不得安宁。

下午两点半，我跟阿玲说要去买点药，一个人出了门。我没有告诉她真相，怕她担心。

城南的老茶馆在一条老街上，开了十几年了，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泡得一手好茶。我到的时候，茶馆里人不多，只有两三桌客人。

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坐在角落的位置，面前放着一壶茶，看到我进来，朝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你就是周建国？”他打量着我，目光有些复杂。

“是我，”我说，“你是李国栋？”

他点了点头，给我倒了一杯茶：“喝吧，这家的铁观音不错。”

我没有动那杯茶，而是直直地看着他：“你说你知道刘强为什么会去我家？”

“别急，”李国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这事说来话长。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二十年前，你们工地上的那场事故吗？”

二十年前？

我愣了一下，努力回忆着。二十年前我还在市建筑公司上班，那时候我三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工地上确实出过几次事故，但都是些小磕小碰，没什么大事。

“什么事故？”我问。

“1998年，你们公司在城南承建的那个商业广场项目，”李国栋说，“有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当场死亡。”

我的手猛地抖了一下。

那件事我记得。那是我在建筑公司这么多年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事故。一个叫陈德贵的工人，因为安全绳断裂，从十二层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当场就没了。

“我记得，”我说，“那是个意外，安全绳的质量有问题，公司赔了家属一笔钱。”

“意外？”李国栋冷笑了一声，“你真的以为那是意外？”

“你什么意思？”

“那个安全绳，是被人做了手脚的，”李国栋一字一句地说，“有人故意割断了安全绳，想让陈德贵死。”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凉了。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个人就是我，”李国栋说，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是我割断的安全绳。”

我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向后倒去，发出一声巨响。

茶馆里的其他客人都看向我们，老板也探出头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坐下，”李国栋说，“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

我深吸了一口气，扶起椅子，重新坐下。我的手在发抖，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他该死，”李国栋的眼神变得冰冷，“他害死了我妹妹。”

“你妹妹？”

“陈德贵是我妹夫，”李国栋说，“我妹妹叫李玉兰，嫁给他的时候才二十岁。那个畜生，婚后天天打我妹妹，打得她遍体鳞伤。我妹妹怀过三次孕，都被他打流产了。最后一次，她被打得太狠，子宫破裂，大出血，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眼眶红了。

“她才二十四岁啊，就那么没了。陈德贵连葬礼都没参加，还在外面喝酒赌钱。你说，他该不该死？”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从法律上讲，李国栋做的事情是错的，但从情感上讲，我理解他的愤怒。

“所以你杀了他，”我说，“然后呢？”

“然后我就跑了，”李国栋说，“我改了名字，换了地方，躲了二十年。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有人找到了我。”

“谁？”

“我不知道，”李国栋摇了摇头，“但那个人知道当年的事，也知道是我干的。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他找到你，”李国栋看着我说，“他说他跟你有仇，要找你报仇。他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告诉他你在哪里，你的生活习惯，你家里的情况。”

我的心沉了下去。

“所以你把这些都告诉他了？”

“说了，”李国栋低下头，“我需要那笔钱。我老婆病了，要做手术，需要很多钱。我没有别的办法。”

“那个人是谁？”我急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李国栋说，“他每次见我，都戴着口罩和帽子，看不清脸。但他的声音我记得，大概四十多岁，说话有点南方口音。他的左手上有一道疤，很长，从手腕一直延伸到小臂。”

左手上有疤？

我努力回忆着，但想不起来认识这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找我？”我问，“我跟他有什么仇？”

“他没说，”李国栋摇了摇头，“他只说，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

失去一切的滋味？

我心里一阵发寒。

“他还做了什么？”我问，“除了让刘强来抢劫，他还做了什么？”

“刘强只是第一步，”李国栋说，“他跟我说过，这只是开始。他要慢慢折磨你，让你一点点崩溃，最后再亲手了结你。”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他现在在哪里？”我抓住李国栋的手，“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

“我不知道，”李国栋说，“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行踪。每次都是他联系我，我联系不上他。”

“那他下次什么时候联系你？”

李国栋沉默了一会儿，说：“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他让我今天晚上八点，在老地方等他，”李国栋说，“他要我汇报你的情况。”

我盯着李国栋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带我去见他。”

“不行，”李国栋摇头，“他很警觉，如果发现有别人在，他会立刻消失的。”

“那你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你告诉他，就说我明天要回老家了，短时间内不会回来。我要把他引出来。”

李国栋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点了点头：“好，我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不管结果如何，你不能把我供出去。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我不能坐牢。”

“我答应你。”

从茶馆出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二十年前的旧事，竟然在今天掀起了波澜。那个死在工地上的陈德贵，那个被他打死的妻子，那个为了复仇而走上不归路的李国栋……这些人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最终指向了我。

可我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我跟陈德贵只是工友关系，连朋友都算不上。他的死是李国栋造成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那个神秘人要找我报仇？

除非……他搞错了对象。

或者，还有更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