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这是刚才有人送到前台的东西，说是给你的。”

我愣了一下，接过信和果篮。果篮很大，里面有苹果、橙子、葡萄，还有一盒包装精美的进口巧克力，看起来价格不菲。

“谁送的？”我问。

护士摇了摇头：“不知道，前台说是一个年轻人送来的，没说名字，放下就走了。”

我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白色的卡片，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写着几行字，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周建国先生，恭喜你活了下来。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刘强会知道你家有枪？为什么他知道你刚做完手术？为什么他偏偏选了你们家？好好想想吧，有些答案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祝你早日康复。——一个关心你的人。”

没有署名。

没有联系方式。

我的手开始发抖，卡片从我指尖滑落，飘到了地上。

阿玲捡起卡片，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老周……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盯着那张卡片，脑海里翻涌着无数个念头。

是啊，为什么是刘强？为什么是我们家？为什么他知道那么多细节？

他说他看到电视柜抽屉里有枪盒——这怎么可能？那个抽屉平时都是关着的，除非他提前进过我们家，否则根本不可能知道里面有什么。

除非……有人告诉他。

除非有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们。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上周我出院那天，在医院门口，有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人撞了我一下，然后匆匆忙忙地走了。当时我没在意，以为是普通的行人碰撞。现在想起来，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在踩点？

还有，刘强闯进来的时候，周洋刚好出去了。如果他没出去，三个人面对一个持枪歹徒，情况会不会不一样？或者说，刘强是不是知道周洋不在家，所以才选择了这个时间点？

一个个疑问像是气泡一样从我的脑海里冒出来，每一个都让我后背发凉。

“老周，你在想什么？”阿玲紧张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把卡片收起来，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可能是恶作剧，别当真。”

但我知道那不是恶作剧。

那句话说得对——有些答案，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窗外，天色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了。

我忽然觉得，这场噩梦，也许才刚刚开始。

在医院又待了五天，我终于可以出院了。

这五天里，我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那张卡片上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拔不出来。

阿玲说我多想了，说那可能就是哪个好事者写的，想吓唬我们。但我了解阿玲，她嘴上这么说，眼神里却藏着同样的不安。她每天晚上都会起来好几次，检查门窗有没有锁好，有时候半夜会突然惊醒，坐在床上发呆。

回到家那天，我看着被踹坏的大门已经被修好了，新换的防盗门锃亮锃亮的，门上还装了猫眼和链条锁。客厅的吊灯也换了新的，原来的地方看不出任何痕迹，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

那天晚上，周洋加班没回来吃饭，家里就剩下我和阿玲两个人。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谁都没说话，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要不……咱们把这房子卖了吧？”阿玲突然开口，“换个地方住，换个环境，也许就能忘掉这些事。”

“卖了？”我愣了一下，“咱们好不容易才买到这套房子……”

“我知道，”阿玲低下头，“但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每次经过门口，我都会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我怕……”

她没说完，但我明白她的意思。

“再想想吧，”我说，“搬家也不是小事，得从长计议。”

阿玲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叮咚——

我和阿玲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紧张。

“谁啊？”我站起身，走到门口，透过猫眼往外看。

外面站着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他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

“你好，请问是周先生家吗？”他的声音透过门传进来，温和而有礼。

“你是谁？”我没有开门。

“哦，我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姓方，这是我的证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本，举到猫眼前面。

我仔细看了看，确实是警官证，照片和本人对得上。

“有什么事吗？”我打开了门，但没有解开链条锁。

“是这样的，”方警官笑了笑，“关于前几天你们家发生的入室抢劫案，我们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跟您核实一下。方便让我进去说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解开了链条锁，把门打开了。

“请进。”

方警官走进客厅，环顾了一圈，目光在电视柜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坐在了沙发上。

“周太太也在啊，那就更好了，”他冲阿玲点了点头，“我今天来，主要是想确认几个细节。”

“您问吧。”我在他对面坐下，阿玲给我倒了杯茶，也给方警官倒了一杯。

“首先，”方警官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们已经对嫌疑人刘强进行了初步审讯。他交代了一些情况，但我们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哪里不对劲？”

“刘强说，他是随机选择目标入室抢劫的，路过你们家的时候看到门没关好，就临时起意闯了进去。但是，”方警官顿了顿，“据我们调查，刘强在作案前一天，曾经在你们小区附近出现过。监控录像拍到他在这条街上徘徊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的心沉了一下。

“而且，”方警官继续说，“我们在刘强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条短信，发送时间是他作案当天下午三点，内容是你们家的详细地址，以及‘男主人刚做完手术，女主人单独在家’等信息。发送号码是一个未注册的预付费手机卡，现在已经关机了。”

“什么？”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凉了，“有人给他发了信息？”

“是的，”方警官推了推眼镜，“所以我们怀疑，这不是一起简单的随机入室抢劫，而是有预谋的。有人提供了你们家的信息，甚至可能是指使刘强来作案的。”

阿玲捂住了嘴，眼睛瞪得大大的。

“可是……谁会这么做？”我的声音在发抖，“我们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啊……”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方警官看着我，“周先生，您最近有没有跟什么人结过仇？或者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过什么矛盾？”

我仔细想了想，摇了摇头：“我就是个普通工人，一辈子老实本分，从不跟人吵架。退休后更是天天在家，连邻居都不怎么来往，能得罪谁呢？”

“那您的家人呢？您的子女有没有什么仇家？”

“应该没有吧……我儿子在公司上班，就是个普通职员，女儿嫁人了，女婿是做生意的，但也没听说跟谁有过节啊。”

方警官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那您最近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奇怪的电话、短信，或者邮件？”

“没有，”我说，“就是那天在医院，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方警官的眼神锐利起来，“什么样的匿名信？能给我看看吗？”

我起身走到卧室，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那张卡片，递给方警官。

方警官接过来，仔细看了几遍，眉头皱了起来。

“‘一个关心你的人’，”他念了一遍，冷笑了一声，“这个措辞很有意思。表面上是关心，实际上是在暗示什么。”

“他到底想说什么？”阿玲急切地问。

“他想说，”方警官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们，“这件事背后还有人。刘强只是个棋子，真正的主使者还在暗处。”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钟，只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方警官，”我艰难地开口，“您的意思是……那个人还会来找我们？”

方警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周先生，我建议您和太太暂时搬离这里，去亲戚家住一段时间。我们会尽快查清这件事，在此之前，安全第一。”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阿玲无助地说。

“去您女儿家也行，或者找个酒店住几天，”方警官站起身，“费用方面，我们可以申请一部分补助。”

送走了方警官，我和阿玲坐在客厅里，谁都没说话。

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影。

“老周，”阿玲突然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咱们走吧，现在就走。”

“去哪儿？”

“去闺女家，或者去旅馆，哪儿都行，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我看着阿玲苍白的脸，看着她眼中的恐惧，心里一阵酸楚。她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好不容易熬到安稳了，却又摊上这种事。

“好，”我握住她的手，“明天一早咱们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