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建国，今年五十三岁，退休前在市建筑公司干了三十年钢筋工。

五天前我刚从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做了前列腺增生切除手术。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叮嘱我至少休养一个月，不能提重物，不能剧烈运动，连打喷嚏都得捂着肚子。我躺在客厅的三人沙发上，肚子上还贴着厚厚的纱布，每翻一次身都能感觉到伤口那里传来一阵钝痛，像是有人在肚子里拽着一根线。

六月中旬的傍晚，天黑得慢。窗外吹进来的风带着一股子栀子花的甜味，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叶子在夕阳余晖里闪着碎金子一样的光。阿玲把客厅的窗户全打开了，说要通通风，让屋里换换气。她端着切好的西瓜走过来，放在茶几上，又拿了个小毯子盖在我腿上。

“你就老老实实躺着，遥控器在这儿，想喝水叫我。”阿玲说。

她叫赵玉玲，跟我结婚二十六年了。当年她是我们那条街上最漂亮的姑娘，白白净净的，扎两条麻花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追她的人能从街东头排到街西头，可她偏偏选了我这个穷工人。这些年跟着我吃苦受累，住过棚户区，吃过糠咽菜，好不容易熬到买了这套房子，日子刚缓过劲来，我又病倒了。

阿玲现在也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手指关节因为常年做家务已经变形了。可在我眼里，她还是当年那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姑娘。

电视里放着宗教频道，一个穿白袍子的牧师正在讲道，声音低沉缓慢，像是在念经。我不信教，但喜欢听这些东西，觉得心里踏实。阿玲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手里织着一件毛衣，说是给小女儿冬天穿的。

“爸，妈，我出去买点夜宵啊。”儿子周洋从楼上下来，穿着一件球衣，手里拿着车钥匙。

“又出去吃？家里不是有饭吗？”阿玲唠叨了一句。

“跟同学约好了，烧烤，很快就回来。”周洋嘿嘿一笑，冲我摆了摆手，“爸，你好好休息啊，我给你带烤串回来。”

“少喝点酒。”我说。

“知道了知道了。”

周洋今年二十五岁，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平时住在家里。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爱玩，三天两头往外跑，拦都拦不住。

他走后，屋子里又安静了下来。电视里的牧师讲完了道，开始播放一首赞美诗，旋律很舒缓，听得人昏昏欲睡。我闭上眼睛，感受着窗外吹来的凉风，心想这样的日子也挺好，平平安安的，一家人在一起。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份平静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被彻底打碎。

门是被一脚踹开的。

我后来无数次回想起那个瞬间，每一次都觉得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把。那声巨响来得太突然，就像是平地响起一声炸雷，震得整个屋子都在抖。

木门的门锁根本承受不住那股力道，直接被踹飞了，门板撞在墙上弹回来，又被一只穿着破旧军靴的脚狠狠踢开。

一个人影冲了进来。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周洋回来了，可下一秒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冲进来的是一个男人，三十岁上下，身高一米八几，虎背熊腰，穿着一件黑不溜秋的T恤，上面满是油渍和污垢，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油腻腻地贴在头皮上，脸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从左边的眉梢一直延伸到右边的嘴角，像是一条蜈蚣趴在他的脸上。

最让我心脏骤停的是他右手里的东西——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地对着我。

那一瞬间，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晚上好啊，幸福的两位。”他的声音沙哑粗糙，像是砂纸在铁皮上来回摩擦，嘴角挂着一丝让人毛骨悚然的笑意，“看来我来得正是时候。”

阿玲尖叫了一声，手里的毛衣针掉在地上，她整个人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脸色惨白如纸。

“你……你是谁？”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每个字都像是挤出来的。

“我是谁？”疤脸男人往前走了两步，枪口稳稳地对准我的眉心，“你没看见我手里的家伙吗？还不知道我是谁？”

那是一把黑色的手枪，枪管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我当过兵，虽然退伍几十年了，但对枪械的记忆还在。那是仿制的五四式手枪，七点六二毫米口径，近距离射击足以致命。

“你……你要做什么？”阿玲的声音带着哭腔，她下意识地往我这边靠了靠，“我们家没什么钱的……”

“需要我解释吗？”疤脸男人嗤笑了一声，露出一口发黄的牙齿，“我需要钱，还有值钱的东西。别浪费时间，我没多少耐心。”

他的手很稳，枪口纹丝不动，甚至连呼吸都很平稳。这个人绝对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他握枪的姿势、站立的姿态、眼神里的那种冷漠和从容，都说明他是个老手。

我当过三年兵，参加过两次实战演习，见过真正的亡命之徒是什么样的。眼前这个人，就是那种亡命之徒。

“好好好，”我连忙举起双手，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钱我给你，都给你，你千万别伤害我们。你要多少钱都行，只要你放下枪，咱们好好说。”

“这才像话。”疤脸男人点了点头，目光扫了一圈客厅，最后落在电视屏幕上，“你们在看什么节目？宗教台？”

“是……是的。”阿玲小声回答。

“基督徒？”疤脸男人挑了挑眉，脸上的疤痕随着他的表情扭动了一下，“哎哟，真巧，我也是。”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说自己是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是想让我们放松警惕？还是他真的信教？

我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浑浊而冰冷，没有任何虔诚的光芒，只有一种审视猎物般的冷静和残忍。他嘴上说着巧，手里的枪却一刻也没有放下来，甚至握得更紧了。

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怎么瓦解受害者的心理防线。先用共同话题拉近距离，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他不是那么坏，然后趁我们不备再下手。

“我正在假释期，”疤脸男人往后退了两步，靠在电视柜上，枪口依然对着我们，“我需要五百块钱，找个律师，帮我离开那个该死的地方。我不想回去了。”

假释期。

不带面罩。

明目张胆地持枪抢劫。

这三个信息加在一起，像三把锤子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如果他只是求财，戴上面罩抢完就跑，也许还有可能留我们一条命。但现在他露着脸进来了，还告诉我们他在假释期，不想回监狱——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根本没打算让我们活着离开。

只有死人才不会指认他。

只有死人才不会报警。

我当过兵，打过架，年轻的时候在厂里跟人干过仗，还在业余拳击比赛里拿过第三名。但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五十三岁，刚做完手术，肚子上还贴着纱布，稍微用力就觉得伤口要裂开。

硬拼？那简直是找死。

可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伤害阿玲。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个时候越慌就越容易出错，我必须稳住。

“这位兄弟，”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你想要钱，没问题，我们都给你。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枪放下？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你看我这个样子，刚做完手术，连站都站不稳，能对你造成什么威胁？”

“少废话！”疤脸男人瞪了我一眼，“钱在哪？”

“在我钱包里，”我说，“钱包在电视柜的抽屉里。我去拿给你。”

我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动作故意放得很慢，让他看清楚我没有威胁。我一只手撑着沙发扶手，另一只手捂着肚子，一步一步地往电视柜那边挪。

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计算距离——他离我大概三米，如果我突然扑过去，也许能在他开枪之前抓住他的手腕。但这需要速度，而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别说扑过去了，走快几步都喘。

我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快得像擂鼓。

就在我快要走到电视柜旁边的时候，疤脸男人突然喝道：“坐下！”

我一愣。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疤脸男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狠厉，那种眼神我永远不会忘记，像是一头饿狼盯上了猎物，“我告诉你，我杀过人，不介意再多杀两个。你最好别逼我动手。”

他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让我后背发凉。这不是虚张声势，他是真的杀过人。那种眼神，那种语气，不是演出来的。

我只能重新坐回沙发上。

“老家伙，”疤脸男人用枪口指了指电视柜，“你自己说的，钱包在那儿。你去拿过来，记住，别耍花样。”

我站起身，慢慢走到电视柜前，拉开抽屉，拿出钱包。里面有两千八百块现金，本来是准备交住院费尾款的。

“给你。”我把钱包递过去。

疤脸男人接过钱包，看了一眼里面的钱，撇了撇嘴：“就这么点？”

“家里就这些现金了，”我说，“你要是需要，银行卡里的钱也可以取给你。我卡里有三万块，是准备做后续治疗用的。”

“银行卡？密码多少？”

我报了一个数字，心里暗暗祈祷他拿了钱就走，别再节外生枝。

疤脸男人把钱揣进口袋，又把银行卡装进去，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站在客厅中央，目光在房间里扫来扫去，像是在打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