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我想得很清楚——我们至少要在京市有一个房子。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一个不会被赶出去、不会被质问、不会在清晨被人堵在门口用失望的眼神审视的家。

这个念头，在明珠母亲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连一眼都不曾看我的那个早晨，便像一颗种子一样，牢牢地扎进了我的脑海里。它生了根，日日夜夜地长，长成一棵非如此不可的树。

我开始盘算自己的家底。读博之前，我已经陆陆续续攒下了一些钱——学术专利的转让费、历年拿到的奖学金、零零碎碎的补课费、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做报告的酬劳。这些钱我没有乱花过，一部分存着，一部分买了股票和基金，几年下来倒也滚出了些模样。粗略一算，手头能调动的资金有几百万。

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

我想起之前有一家公司看中过我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与我现在的专业方向并不完全对口，当初做的时候也谈不上多成熟，但对方开出的价码不低。当时我正一头扎进新的课题里，便搁置了。如今倒可以重新接触一下——若是对方仍有兴趣，把项目完善完善，再帮他们做一做后续的思路跟踪和技术支持，应该还能值不少钱。

我拨通了那个尘封已久的号码。电话那头先是惊讶，继而热情。谈了几轮，条件比我预想的还要理想一些。签完意向书那天，我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望着窗外萧索的秋色，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然后便是看房子。

我早就留意过一个小区——御园。地铁站很近，步行不过几分钟；距离科大和京大都算不上远，位置恰到好处。小区是新建的，楼体线条干净利落，绿化也做得用心。唯一的问题是贵。我跑了一趟售楼处，问清了情况：以我目前的身份，在京市购房尚有一些限制，但明珠的资质可以。需要全款。

售楼小姐带我看了一套五楼的房子。三室，南北通透，客厅的窗户大得奢侈。阳光从玻璃外倾泻而入，把空荡荡的房间灌满了金黄色的光。我站在那片光里，想象着将来明珠站在这里的样子——她一定会喜欢这些窗户。

一千多万。这个数字压在心头，沉甸甸的，却也让人生出一种奇异的踏实。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像一台被调到最高档的机器一样运转起来。学术报告要出去做，大大小小的会议要参加，公司的项目要接洽、要跟进。出差的行程排得密不透风，往往是刚从一个城市的会场出来，便直奔下一个城市的机场。回京市的时间被压缩得可怜，可只要一落地，我便一头扎进实验室，把落下的课程和实验进度一点一点补回来。

我和明珠见面的时间少得可怜。视频通话成了我们之间最常用的联系方式，屏幕那头的她总是笑着，问我累不累，吃了没有，叮嘱我少喝咖啡。有时候夜深了，她会在屏幕那头睡着了，手机歪倒在枕边，镜头里只留下半张安静的侧脸。我就那样看着，舍不得挂断，仿佛那一点点微弱的电信号，便是系住我们之间唯一的绳索。

等到所有款项到位，办好一切手续，终于在十月份的一个下午，我拿到了那把钥匙。金属的触感冰冰凉凉，握在掌心里却觉得滚烫。我站在御园小区门口，给明珠打了个电话，声音里的兴奋怎么也压不住：“绵绵，我带你看个东西。”

她来的时候穿着一件驼色的风衣，围巾裹住了半张脸，露出的一双眼睛好奇地忽闪着。我牵起她的手，没有多说，只是一路带着她上了五楼。在那扇深灰色的大门前，我松开手，示意她：“输入你的生日，0416。”

她看了我一眼，眼里有一闪而过的疑惑，然后伸出手，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去。

门开了。

她站在玄关处，整个人愣住了。米白色的墙壁，浅灰色的地板，客厅里那扇我一眼便相中的大窗户，正把下午三点钟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放进来。满室通明，亮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房间是简单的清水装修，还没有家具，空旷得连说话都会有隐约的回声。可它就在那里——真真切切，结结实实，属于我们的，一个家。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挤出一句：“你租的？”

“不，”我笑了，摇了摇头，“买的。给你，给我们买的。”

她的表情变了。那双眼睛迅速地从茫然转为震惊，然后是一种近乎慌张的担忧。她开始上上下下地摸我的身体，先是胳膊，再是肩膀，然后绕到身后，又转到身前，那副样子像是在检查一件从高空坠落的易碎品。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打量着我，嘴里急切地问：“你哪来的钱？这个位置很贵吧？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是不是——”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她的脑回路有时候就是这样让人心疼又好笑。“我很健康，”我捉住她还在胡乱摸索的手，“每一分钱都是合法出卖知识和脑力劳动换来的。没卖血，没卖器官，没做什么不理智的事。”

她松了一口气，可紧接着又想到了什么，小心翼翼地问我：“叔叔阿姨……很为难吧？”

我抬手轻轻刮了一下她的鼻子：“没有。每一分都是我自己攒的。你说过的——我对你有义务了。所以，需要你配合我去办理一下购房后续的尾款手续，房子得落在你的名下。这些事，你都得和我一起去办。”

她没有说话。只是眼眶一点一点地红了，然后那红漫开来，漫成满眶的泪。她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我抱着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流了泪。我们站在那间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房子里，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哭我们走过的那些难，笑我们终究还是在一起。哭那些不被祝福的委屈，笑这满室阳光里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手续办理得很顺利。办完的那天，我和明珠正式开始规划我们的小家。她像一只刚找到了筑巢之地的燕子，兴致勃勃地在新房里转来转去，手指点着每一个角落：“这里放书架，那面墙可以做一面顶天立地的，把咱们两个人的书都放进去。”“这里放一张长长的书桌，我们一人一半，你看，靠窗这边光线最好。”“沙发要软一点的，你老喜欢窝在上面看书……阿瑾，你还想放什么？”

我望着她眉飞色舞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安宁。想放什么？我想放一张餐桌，不大，两个人刚好够用，早晨的阳光会落在你的粥碗里。我想放一盏落地灯，你深夜看书的时候，暖黄的光会把你整个人笼住。我想放一盆绿植，什么品种都行，只要你愿意每天记得给它浇水。

可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笑着，跟着她的手指一处处地看，一处处地点头。

家里的大小物件陆续购置齐全之后，我们两个人的账户几乎都见了底。银行余额那栏的数字，少得让人不忍多看。但说来也怪，心里却一点也不慌。好在我爸妈每个月还在打生活费，我们各自接的补课也还在继续，奖学金那边也还有着落。我们一点一点往窝里添着东西，日子清简，却对未来充满了毫无来由却坚定无比的信心。

过年的时候，我告诉爸妈不回去了。因为明珠不回家，我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京市过年。

关于她家里的情况，我其实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才知道全貌的。那次张嘉琪说漏了嘴，话到一半猛然收住，紧张地看着我。可我已然听明白了——她的家族希望她回去联姻，按着那条铺好的、无数人走过的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我知道，这世上没有不为自己子女好的父母。站在他们的角度，那条路或许更稳妥，更光鲜，更不必在深夜里为银行卡余额而辗转反侧。可我也知道，那不是她想走的路。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自私。我反反复复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答案始终只有一个——我爱她。我想过没有她的日子，那念头只在我脑海里停留了一瞬，便让我觉得窒息。那样的生活，一定是寡淡的、无趣的、如同坟墓一般沉寂的。所有色彩都会被抽走，只剩下黑白两色和一望无际的灰。

可是，如果有一天她不愿意了——如果她做出了另一种选择——我一定放她走。绝不强留。一切，都以她自己的意愿为先。

而不是被经济压迫，不是被家里逼着妥协。不是。

我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心里也存着这样一层考虑。她至少要知道，这世上有一个地方，是她的。无论发生什么，无论谁对她说出怎样难听的话，无论谁把她拒之门外，这个地方，这扇刷她的生日便能打开的门，永远是她的。

那是我和明珠一起过的第一个年。在京市，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我们按着北方过年的习俗一起包饺子。我不会擀皮，她不会捏褶，两个人对着视频教程忙活了半天，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大的大小的小，最丑的那几个我们互相推说是对方包的。我告诉她，在海市，每年除夕妈妈会做蛋饺，金灿灿的，像一个个小元宝，和北方的饺子不是一回事。她听得入神，说以后也要学着做，等有机会做给我吃。

窗外有烟花炸开，一蓬一蓬的，把夜空染得五光十色。电视里的晚会热热闹闹地放着，主持人说着吉祥话，演员们唱着我们叫不出名字的歌。窗户上贴着她剪的窗花，歪歪扭扭的，仔细看还能看出剪刀走偏的痕迹。火锅的热气把玻璃熏出一层薄雾。

我们在这一年辞旧迎新的时刻，成为了彼此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那一天，我们彻底交付了彼此。

日后的每一天，都像泡在温水里似的，说不出的妥帖与安宁。春天来的时候，窗外的树抽了新芽；夏天到的时候，客厅那扇大窗户把蝉鸣和热浪一起放进来。日子就这样在温馨与甜蜜中缓缓流淌，快得让人抓不住，又慢得把每一帧都刻进了骨血里。

然后天就热了起来。

那天和同学约了一场篮球，跑动、跳跃、争抢，都是年轻人再寻常不过的活力和热血。可就在那次，我看到球架的金属落下差点打到绵绵，我用手臂挡了一下，钻心的疼痛从脚踝蔓延上来，冷汗瞬间布满了额头。

虽然及时去医院处理，但我当时并没有太当回事。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看似寻常的受伤，竟会引出后来那些我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