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承安生于民国九年，秋。

他是五代单传。往上数五辈，每一代都只有一个儿子。爷爷没有兄弟，父亲也没有兄弟。一代一代，独苗一根，传到他这儿，还是独苗。全家几十亩良田，就是这么攒下来的。独生子娶独生女，两家的地并在一起。娶寡妇，寡妇前夫的地也跟着人一起过来。一代一代，又都是独生子，地只会越来越多，不会变少。加上祖上节俭——节俭到什么程度？蚕豆连壳吃——就这样，几十年，几代人，积攒下这些良田和那几间青砖瓦房。

祖父陆老根早年身子骨硬朗，六十岁那年下地时摔了一跤，摔坏了腰，从此便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话也说不利索了。他把地契和家业都交给了儿子陆守田，只说了一句："地不能丢。"说完那话，他闭上了眼睛，像是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尽了。从那以后，他很少再开口，每天只是睁着眼望着房梁，偶尔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响动。陆守田床前伺候，端屎端尿，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父亲陆守田是个儒生。说儒生，其实也没中过功名，只是读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能把《三字经》《百家姓》从头背到尾。他还会背《千字文》，背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时候，声音会突然拔高，像念咒一样。母亲周桂香在一旁纳鞋底，听到这儿就笑："你又念经了。"父亲不理她，继续背。背完了，叹一口气，说："古人说的，都是道理。"

父亲会种地。但地里的活，主要都是雇工干的。春天播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积肥——一年四季，跟着二十四节气转。父亲做什么呢？他买菜。

听起来可笑。几十亩良田的地主，一到雇工干活时，就天不亮起床，走十几里路去赶集，买回来各种荤素食物。雇工干活，要好吃好喝伺候着，这是规矩。早饭、午饭、晚饭，三顿不能马虎。每一顿饭，父亲都要亲自张罗。

夏天最热的时候，雇工们在地里挥汗如雨。父亲在灶间挥汗如雨。柴火熏得眼睛睁不开，锅里的油噼啪乱溅，他的长衫上永远沾着洗不掉的油腻。等雇工们收工回来，他把饭菜摆好，看着他们吃，自己站在一边。周桂香说他："你是东家，又不是伙夫。"父亲说："东家怎么了？东家就不能端碗了？"

陆承安小时候，经常趴在灶间的门槛上看父亲炒菜。父亲个子不高，瘦，但胳膊上有劲，颠勺的时候整个人都在用力，额角的青筋暴起来，脸涨得通红。油锅里的菜翻一个跟头，落回去，噼啪一声。父亲回头冲他笑："阿安，饿不饿？"陆承安摇摇头，但眼睛盯着锅里的肉。父亲就会夹一块最小的，吹一吹，递到他嘴边。陆承安嚼着那块肉，觉得父亲身上有汗味、柴火味、油烟气混在一起的味道。长大后他才知道，那就是一个男人的味道。

有时候陆承安会想：不知道是父亲拥有了良田，还是良田拥有了父亲。

三十里外，有一个非常繁华的市镇，叫罗店镇。民国时期的罗店，不是纸上的旧梦。三里长街挤着六七百家米行、花号、布庄与典当，练祁河上帆樯如林，大通桥边人声鼎沸。茶馆里永远坐满了人，说书的、谈买卖的、聊闲天的，一壶茶能从早泡到晚。镇上还有一家照相馆，门口摆着穿了西装的人形纸板，乡下人路过总要停下来看半天。

陆承安第一次去罗店镇，是七岁那年。

秋天，父亲带着他，摇着乌篷船，顺着练祁河慢慢往镇上去。船是自家的，不大，船头堆着一捆新割的蒲草，船尾蹲着一只芦花鸡，是父亲打算带去镇上的花行换几个零钱。陆承安趴在船舷上，手伸进水里，河水凉丝丝的，从指缝里淌过去。两岸的稻田黄澄澄的，沉甸甸的稻穗垂着头，风一吹，整片田像一块巨大的金缎子，沙沙地响。

父亲坐在船尾摇橹，橹在水里划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他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青布长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绳扎着。平时在灶间沾了油渍的那件旧长衫，他洗了三遍，晾干了，叠好压在箱底，说留着下回赶集再穿。陆承安那时候不懂，现在想来，父亲是把体面分成了一份一份的，一份给雇工看，一份给镇上人看，一份给自己留着过年。

"阿安，"父亲忽然开口，"你晓得罗店镇有多大？"

陆承安摇摇头。

"三里长街，六七百家铺子。"父亲说，"你爷爷那辈的时候，罗店还没有这么大。那时候街上只有米行和布庄，后来有了花行，有了典当，有了照相馆。再后来，洋人的东西也进来了，洋火、洋油、洋布——"他顿了顿，"你晓得什么叫洋人？"

陆承安还是摇头。

父亲想了想，说："洋人就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说话叽里咕噜的，听不懂。他们坐大船从海上来，带来的东西，比咱们的好。"

"比咱们的好？"陆承安把湿淋淋的手从水里抽出来，"那咱们为什么不学他们做？"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橹声停了，父亲望着远处罗店镇的轮廓——那是傍晚，镇上已经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练祁河上倒映着一片碎金——父亲忽然叹了口气，说："阿安，等你长大了，你可能会想去镇上，去城里，去更远的地方。但你要记住，不管你走到哪儿，陆家的根在这片地里。地不能丢。"

又是这句。

陆承安"嗯"了一声，没有多问。他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根。

乌篷船靠了岸，父亲栓好船，拎着那捆蒲草和那只芦花鸡，牵着陆承安往街上去。第一日的营生是裕顺花行。掌柜姓赵，圆脸，戴一副铜框眼镜，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赵掌柜报了一个价，父亲皱了皱眉，没吭声，把蒲草和鸡换成了几块银元揣进怀里。赵掌柜又说："陆先生，今年的棉价又涨了，你家那块洼地要是愿意种棉花，我收你的。"父亲说："再说吧。"赵掌柜笑了笑，没再劝。

出了花行，父亲又去米行。佃户交的租米，要换成现银才实在。米行掌柜姓钱，瘦高个，说话慢悠悠的，称米的时候总是把秤杆压低一截。父亲看出来了，没发作，只是说："老钱，今年旱，佃户交的米不饱实，你给的这个价，我亏了。"钱掌柜把秤杆往上一抬，又往下压了压，最后说："算你六分五，不能再多了。"父亲点了点头。

日头到了中天，父亲带着陆承安进了临河的一家茶馆。茶馆里的跑堂认得他，老远就喊："陆先生来了！老位子留着呢！"父亲要了一壶龙井，一碟花生米，一盘云片糕。陆承安坐在旁边，一口一口地吃云片糕，听父亲和四乡八邻的人谈棉价、说年成、聊镇上的新闻。有人说，南边又来了几个洋人，在吴淞开了纱厂，雇了好多女工。有人说，上海的铁路通到罗店了，以后去上海更快了。还有人压低声音说，听说日本人在东北又闹事了。

父亲没有插话，只是听着。他端起茶碗，吹了吹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眼睛望着窗外的练祁河，不知道在想什么。

当夜，父子俩在镇上小客栈歇下。一间房，两张板床，中间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陆承安躺在硬邦邦的床上，听着窗外街上偶尔走过的脚步声和远处隐约的狗叫，翻来覆去睡不着。父亲也没睡。他坐在床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借着煤油灯的光，一笔一笔地记账。陆承安侧过身，看见父亲在本子上写：花行，蒲草一捆、芦花鸡一只，得洋一元七角。米行，租米兑银，得洋六元五角。茶馆，龙井一角、花生米五分、云片糕一角……

他把每一个铜板都记得清清楚楚。记完了，把本子合上，吹了灯，躺下来。黑暗里，父亲忽然说："阿安，你睡着了吗？"

"没。"

"今天在茶馆里听见的那些话，"父亲的声音很轻，"你有没有记在心里？"

"记了。"

"你觉得那些人说的，有道理吗？"

陆承安想了想，说："不知道。"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你爷爷说得对，地不能丢。可是光有地，好像也不够。你看镇上那些人，他们有地吗？没有。可他们有铺子，有生意，有的还办了厂。他们在做更大的事。"

"那我们为什么不也做？"

父亲没有回答。陆承安等了好久，等到窗外的狗叫声都停了，等到隔壁房间的客人打起鼾来，才听见父亲说了一句话，那句话飘在黑暗里，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

"我放不下。"

第二日，不赶市。父亲专办田土租务。他在茶馆约了几家佃户见面。有个佃户欠了租，父亲皱着眉头听他说完家里的难处，最后说："缓你三个月。明年要是再欠，我也没办法了。"又有一个佃户地界不清，和隔壁家的田埂歪了几尺，两家吵了大半年。父亲带他们去了地里，拿绳子拉直线，重新埋了界桩。还有一个年轻的后生想续租，还想多种几亩。父亲看了他一眼，说："你家里几口人？"后生说："刚娶了媳妇。"父亲说："行，多给你两亩，好好种。"

下午得空，父亲带陆承安去了布庄。父亲给母亲周桂香裁了几尺洋布，蓝底白花的，摸上去滑溜溜的，比家里的土布软和得多。又给陆承安裁了一匹靛青色的布，说回去做一件新褂子。陆承安说："我不要新的，我要娘先做。"父亲摸了摸他的头，说："你娘也有，都买了。"然后又挑了几匹粗布，是给家里雇工和帮工备的。针线、纽扣、胰子、煤油，一并拣上。掌柜把东西包好，码在柜台上，父亲数了数钱，递过去，说："老周，你这布比上回贵了。"掌柜说："陆先生，世道不太平，什么东西都涨。"父亲没再说什么。

布庄斜对面有一家新开的铺子，门楣上挂着"明远洋货"四个字的招牌。父亲站在布庄门口，朝那边望了一会儿。陆承安顺着父亲的目光看过去，看见铺子门口摆着几样从没见过的东西——亮晶晶的铁皮罐子，花花绿绿的玻璃瓶子，还有一台黑色的机器，像缝纫机，但比缝纫机大得多。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正站在门口招呼客人，白衬衫，黑背带裤，头发梳得油光水滑。

父亲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牵起陆承安的手，说："走吧。"

第三日，收尾采买。称糖、买烛、置烟叶、备香纸。父亲一样一样地挑，一样一样地比价钱。陆承安跟在后面，口袋里装着一包刚才在糖果铺买的水果糖，他舍不得吃，攥在手心里，糖纸被汗水洇湿了也不肯松开。

回程的船上，父亲忽然说："阿安，以后每年秋天，我都带你来罗店。"

陆承安说："好。"

父亲又说："等你再大一点，你要自己来。这些营生、租务、采买，都要学会。"

陆承安点了点头。他坐在船头，嘴里含着一块水果糖，腮帮子鼓起一个小小的包。夕阳把练祁河染成橘红色，两岸的稻田在暮色里渐渐模糊。船橹吱呀吱呀地响，父亲哼起了一支小调。陆承安听不懂词，只觉得那调子又慢又长，像河水一样淌出去，淌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母亲周桂香正在灯下缝衣服。父亲把洋布和粗布在桌上摊开，说："这是给你和阿安的，这是给雇工的。"母亲拿起那匹蓝底白花的布，翻来覆去看了看，嘴角往上翘了一下，又压下去，说："花这个钱做什么，我穿土布就行。"父亲说："你一年到头忙，也该有一件像样的。"母亲没再说话，低头把布叠好，放进柜子里。

陆承安站在旁边，从口袋里掏出那颗还没吃的水果糖，递给母亲。母亲愣了一下，说："你留着吃。"陆承安把手往前伸了伸，说："你尝一口。"母亲接过糖，剥开糖纸，咬了一小块，又把剩下的塞回陆承安嘴里。她舔了舔嘴唇，说："甜。"

父亲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娘儿俩，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那表情里有满足，有疲惫，还有一点陆承安当时看不明白的东西——后来他才知道，那叫不安。

那一年，陆承安七岁。他还不懂土地的分量，不懂父亲心里的挣扎，不懂罗店镇那些洋货和纱厂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父亲每年秋天都会带他去镇上，母亲会在灯下等他们回来，家里的地还在那儿，庄稼还在长，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练祁河的水，不紧不慢，一直往东流。

可他不知道，日子很快就会不这么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