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腊月，快到年底了，梁山队却事务繁忙，施奈安办公室的灯常亮到深夜。新建俱乐部还没有竣工，材料虽然报上去了，工作人员招聘还没有最终完成。罗冠中有时来坐一会儿，问几句，他不是只管训练，但他也没有办法。

公孙胜回来那天，山上下了一场雪。雪不大，落地就化了，路面上湿漉漉的，空气里全是泥土和野草混在一起的味道。他下了车没有回镇上俱乐部，先去了施奈安办公室，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拉链拉开，取出一沓文件放在桌上。

“足协那边怎么说？”施奈安问。

公孙胜把文件翻到第三页，用指节敲了敲上面的一段字：“职业联赛注册球员须年满十八周岁。”他顿了一下，“我们主力名单里，十八岁的只有晁盖一个人。青训梯队、俱乐部和主场的资质都好办，就这一条卡死我们了。”

施奈安没有立刻接话。他把文件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回桌上。纸张之间发出的摩擦声在房间里显得异常清晰，像是一段时间的停顿后，有一层东西正在被揭开。

“有没有变通的办法？”他问。

“我没有问到。”公孙胜说，“足协办公室的人说不清楚，让我等通知。我等了三天，又跑了两趟足协，还是没有消息，却打听到我们在丙级决赛中的犯规问题很严重，对秦明追加的处罚不会撤销，还间接影响到了升级问题。”

施奈安靠回椅背，没有再说话。公孙胜站起来，把文件收进包里，说了一句：“我年后再跑一趟。”施奈安摆摆手，“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俱乐部一大摊事还等着你呢。”

公孙胜刚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家里的座机号码，号码下方没有备注，屏幕亮了一会儿才接起来。他起身走到窗边，接通后没有说话，先听到那边传来呼吸声，然后父亲开口了，语气很平常：“你最近忙得怎么样？”

“还在跑手续。”施奈安说。

“年底了，也该歇一歇。我这里有人介绍了一个姑娘，在足协工作，跟你的工作有交集，不如见一面。”父亲说完这句话之后，停了一下，像是整理了一下措辞，“你抽出时间来，见个面，聊一聊，未必非要怎么样。”

“最近真的走不开。”施奈安说，“申报的事还没完，公孙胜还在跑。”

父亲没有多劝，只是说了一句“那你先忙”，挂了电话。那边先断掉了，施奈安看着屏幕暗下去，重重地坐回椅子上。

过了不到一周，父亲的电话又来了。这次他说得更具体：“那姑娘叫高凌，以前是女足国家队的，现在在足协青少部工作。你跟人家见一面，对你申报的事也有帮助。”施奈安说：“我不靠相亲来解决问题。”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不是让你靠相亲解决问题。我是为你的婚姻大事。”

施奈安说：“我真走不开。等申报的事告一段落再说。”父亲没有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好”，挂了电话。通话记录里又一次出现了那串重复的号码，而申报材料里的页码还没有翻到最后一页。

第三次来电话，父亲说身体不太舒服。施奈安问哪里不舒服，父亲说“见了面再说”。隔天堂叔也来了，直接亮底牌：“你爸没事，就是想让你回去相个亲。足协洪副主席给介绍的，托你爸说了好几次了。”施奈安最怕这种事，耷拉着脑袋坐在办公桌前，什么话都不说。堂叔坐在办公室不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会儿一句，不住地唠叨：“你妈走得早，你结婚的事，要让你爸等到什么时候？”，“连我都着急，别说你爸。”

“去，明天就去。”施奈安无奈，把桌上的文件合起来，放进抽屉里。

第二天他买了回北京的票。他在火车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起来靠着窗，看窗外是北方冬天的田野，土地被冻成深浅不一的褐色和浅灰色，远处偶尔有村庄的轮廓，从车窗边缘滑过去，像是匀速翻动着的一册旧年历。他不再想文件，更不去想即将面对的那个“对象”，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感到出来走这一趟心情反而轻松了。他只是看着那些被雪覆盖的田埂和房子，等它们一片片地退到视线之外。

到家的时候，施远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气色很好，穿着一件旧棉服，袖口起了毛，膝盖上放着一摞叠好的晚报。他看见施奈安走进来，没有站起来，只是侧过头，下巴朝茶几的方向抬了一下：“你坐吧。那个姑娘是足协洪泰伟给你介绍的，也是踢球的，跟你有共同语言，容易相处。洪泰伟这个人也是运动员出身，搞田径的，后来一直在体育部门工作，现在是足协主管联赛的副主席。那个姑娘好像28岁了，是青训部的科级干部。你跟他们认识一下，对你以后的工作也有好处。”施奈安在对面坐下，点点头没说话。他注意到茶几上的茶杯是满的，茶水已经不烫了，但父亲没有喝过。

父亲又说：“晚上你去见见她吧。七点，足协外一家川菜馆，洪泰伟也在。你三十多了，婚姻大事也该考虑了，不要总当差事应付。”他把那摞晚报摞整齐，放回茶几下面的格层里，靠回沙发靠背。

施奈安提起茶壶往自己杯里续了热水，杯口的水汽向上升了一下，很快散开，像一个人呼出一口长气，很快就消失在空气里。

2

川菜馆不大，在一条老街上，门脸不起眼，进去之后走廊却很深，墙壁上贴着褪色的壁纸。包间在二楼走廊尽头，一张圆桌，四把椅子，窗户开了一条缝，冷风从缝隙里渗进来，吹得窗帘边缘微微晃动。

施奈安到的时候洪泰伟已经坐在里面了。他五十多岁，灰白头发，穿着一件深蓝色夹克，拉链拉到一半，露出里面浅灰色的毛衣。他靠在椅背上，面前的茶杯已经添过两回了，茶叶沉在杯底，像一层薄薄的暗影。

洪泰伟站起来，向他伸出手：“施奈安吧？前几年看你踢球，如今作教练了，丰采依旧。”

“哪里，我正火燎眉毛呢。”施奈安握住他的手，感觉那只手肥厚而温暖。

洪泰伟右手抬了一下，示意他坐下：“你申报乙级的事我听说了，但我有个习惯，吃饭不谈工作，——太累。你是从国外回来的，一定理解。”

“理解，”施奈安在对面坐下，“不能把轻松时刻也搞得太累了。”

“今天就是给你搭个桥，有个人想让你见见，我们足协的一位女同志，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商量。”他顿了顿，“先点菜吧。”他把菜单推过来，施奈安翻开看了看，没有点什么复杂的菜式，只报了两样家常的。洪伟接过去，又点了两个，然后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

包间里安静下来，只有墙角暖气管轻微的流水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拧开了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门外走廊里响起脚步声，不急不慢，每一步间隔匀称。脚步声在门口停下来，有人转动了门把手。门推开，一个女人走进来。

她穿一件深灰色大衣，没系扣子，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短发，没化妆，面容清丽，目光明澈，很有精神。看不出具体年龄，但走路的时候肩膀不晃，步伐稳定。她进门后先朝洪泰伟点了一下头，然后看了施奈安一眼，拉开他旁边的椅子坐下，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

洪泰伟没有多做介绍：“高凌。以前女足国家队主力中后卫，打进过世界杯前四，现在在足协青少部工作。”他说完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底，“你们聊。我还有个饭局要应付。”他走出包间，把门带上。门外走廊的脚步声朝楼梯方向移动，渐渐轻了，消失了。

高凌没有立刻说话，她看了一眼桌上那壶茶，伸手拿起来，给施奈安添上，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放下茶壶，把茶杯端到嘴边抿了一口。她的动作简洁，没有刻意修饰的柔美，也没有刻意表现干练的痕迹。她把茶杯放回桌上，杯沿与桌面贴合得严丝合缝，像经过训练的习惯。

“你适应这种老土的‘搞对象’方式吗？”她含着笑问。

施奈安说：“我已经被堂叔逼着见过好几个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没有抱怨，也不像自嘲。

高凌接着说：“你是世界级球星，感情生活不会空白吧？崇拜你的女球迷应该不少。”她说这话时没有试探的意味，只是很大方地随口一提。

施奈安说：“踢球太忙，顾不着。”他停了一下，“我骨子里还是传统中国人，没到那种随便的程度。”

高凌没有接话，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她放下杯子时，杯沿第二次贴合在同一道印迹上，位置几乎没有偏移。然后她说：“对中国的足球环境，有什么看法？”

“太不成熟。”施奈安挑起眉毛，“我们在决赛阶段遇到过两次不公正判罚，来找我们卖球的，几乎每场赛前都有。这在巴西乃至整个美洲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中国足球刚开始发展，这样的阶段也不可避免。”高凌看着窗外，意味深长地说。

“但是主管部门有责任。”施奈安把公孙胜跑审批碰壁的事情说了一遍：年龄不够十八、秦明的禁赛申诉被压下、材料递上去被退回，没有任何理由，窗口关了又开，像一扇永远不对齐的门。

高凌听完，没有评价，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听说你那份申报材料，被归到了‘职业俱乐部准入’那一类。”

“那要问公孙胜。我最头疼这些程序细节”施奈安说，然后拨通了公孙胜的电话，交给高凌。

高凌在电话里问：“那类材料需要附上每位球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户籍证明，你附了吗？”

“附了。”电话里说。

“那问题不在材料本身。这类材料被退回，通常不是文件的问题，是分类的问题。”

她停了一下，把茶杯放到桌上，“丙级冠军在足协的文件体系里是业余联赛冠军，不代表职业资格。你确定不是按职业准入申报的吗？”

“当然确定，这么明白的事还会搞错？”公孙胜说。

高凌放下电话，说：“有人给你们动手脚了。”

施奈安没有说话。他看着她，像是在确认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高凌没有解释更多，她接着说：“职业联赛有一条很少人用过的规定——未满十八岁的球员，可以‘试训队员’身份注册，有效期一年，期满后可以转为正式注册。即使没有这一条，你们球员的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乙级联赛只规定了25岁的上限，没有明确规定下限，10岁的孩子能拿冠军升级更好。”她说完这段话，喝了一口茶，“另外，秦明的禁赛申诉，你那份材料标题写的是‘申诉’吧？”

“没错。这个材料我很清楚。”施奈安说。

“可是有人当成了‘情况说明’归类。申诉是质疑裁判的判断，情况说明是补充现场事实。后者不会被自动转到裁判委员会，只会留在竞赛部备案。”她放下茶杯，“两份材料走的是不同的流程，后者压根不会触发禁赛复议。”

施奈安看着她：“怪不得我们的申诉一直没有回音！”随后又问，“你怎么知道这些？”

高凌端起茶杯，杯底碰到了桌面上包里的蓝封面的文件夹，发出一声很轻的响动：“因为我在青少部待了两年多。洪副主席让我来跟你见面，不只是安排一场相亲，他是让我告诉你申报的事卡在哪里。”

“卡在哪里？”施奈安急切地回。“谁给我们做的手脚？”

高凌莞尔一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侦探。但是我听说，这几年没有哪支队伍能够白白升级，不管你是冠军还是亚军。”

“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施奈安顿了一下，“莫非……”

“别乱猜了，”高凌说，“你现在的问题是申报材料，包括申诉材料到不了洪副主席手里，这你就要想办法了。”

“我们马上整理材料，投诉到纪监部门。”施奈安说。

“这当然要办，”高凌说，“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最好有一个公开的、正常的接触洪副主席的渠道，比如通过竞聘世青赛主教练，下半年已经有不少人递交材料了。”

施奈安眼睛一亮：“这是个好办法，我们本来准备明年再办这个事呢，那现在就办。”施奈安掏出手机，又要给公孙胜打电话。

这时菜上来了。高凌说：“你一个人就能申请，回去我给你找份样稿。先吃饭吧。”

施奈安拆开碗碟放到她面前一副，说：“那太谢谢你了，这顿饭我算请对人了。”

他在北京留了下来，为申请国青主教练，也为了高凌。那几天，高凌带他登上长城，逛了王府井，游了北海，参观了故宫、天坛、十三陵，他第一次感到北京这么大，这么古老，北京的冬天这么暖和。

3

年后，国青主教练竞聘进入审查面试阶段。施奈安的材料从资质上看差得很远，但他还是递交了。公孙胜帮他整理了一份执教履历——梁山足校主教练，带队获得丙级冠军，底子单薄但勉强能填满。教练证书是意大利足协发的，国内做了公证，附在材料后面，红章盖在蓝墨水字迹上，像一块补丁。罗冠中看了那份履历，没有多说，只把它递回给施奈安。

教练资质不符，执教履历不够，他们明知道这些，本来也不抱多大指望，要的只是一个面呈材料的机会。

面试那天，施奈安提前到。会场在足协办公楼三层，走廊长，灯白，墙上挂着历届国家队出征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从名字到球衣。他站在走廊尽头，看着那些照片，看了很久，直到秘书喊他的名字。

流程走得很快。自我介绍，提问，回答，签字。其他候选人起身离开，施奈安没动。“你的优势，”洪副主席最后说，“只是作过世界优秀运动员这一项。”

施奈安从包里取出两份材料，一份是梁山队申报乙级被反复卡住的备案卷宗，一份是秦明禁赛申诉的补充材料，纸页边缘被翻得起了毛，像被无数人摸过。他走到洪泰伟面前，把材料递了过去。“我们俱乐部还有材料要上交。”

洪泰伟接过，翻了一下封面，没翻开内容。他的目光在"梁山足球俱乐部"几个字上停了一瞬，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地名。

"这份材料，"他说，声音不高不低，"你怎么交到我这来了？"

"这本应是你们处理的材料。"施奈安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别的部门退回来。"

洪泰伟转头看身边的秘书。秘书年轻，穿灰色西装，手里拿着文件夹，像拿着一面盾牌。

"你们没收到？"

秘书看了看说："收到的流程里没有这两份。"

洪泰伟把材料还给秘书："按程序处理。"

秘书接过，没有多问，转身走向走廊另一侧。文件夹在他手里留下一角阴影，像一片云从太阳前面飘过。洪泰伟没再看那份材料，也没看施奈安，目光转向走廊前方，那里有一扇窗，窗外是北京的冬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玻璃。

"听说你刚从梁山过来？"

"年前就来了。"

"那边条件怎么样？"

"不太好。"施奈安说，"但孩子们练得很认真。"

洪泰伟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迈步走出去，步子稳，像一棵移动的树，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然后消失在走廊拐角。施奈安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影子消失的地方，像看着一条河汇入另一条河。

几天后，高凌接到了洪泰伟的电话：“你去一趟梁山。”语气简短，像是布置一项需要确认但不必说明理由的工作。“看看他们的训练和设施，出一份考查报告。”他没有提到那份材料，也没有提秦明申诉的事，高凌没有追问，只回了一个字：“好。”

但她知道，那两份材料起了作用。洪泰伟没有直接处理，但下面再也没有人敢把材料退回来。他选择了"看"——派一个人去看，看梁山是真是假，是合规矩还是不规矩。这也是做给那些掣肘的势力看的。

出发前，施奈安约高凌一起去看望父亲。高凌说："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去见父母，亲事基本就算定了。"

施奈安看着她。她的眼睛像两颗被磨过的石子，亮，但不刺眼。

"我不知道这个风俗。"他说。

"你现在知道了。"

"这样也好。"施奈安说，"我们早该定了。"

高凌没笑，但嘴角动了一下，像风吹过河面，起了一层细纹。

他们开春出发，到梁山那天已经开学了，训练正常进行。

高凌从第一节课开始在场边看。她没有带笔记本，没有让任何人讲解安排，只是沿着球场边缘走了一段，然后停在一个能看清全场的位置。她站了大约半小时，视线从右路移到左路，每一次转换都对应着场上的一次位置调整。她的站位不固定在哪一片区域，而是在场地边缘缓慢横移，像一棵被风吹着慢慢转动的树。

施奈安站在场边，看着她。她穿一件灰色的风衣，没系扣子，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毛衣，和川菜馆那天一样。但她的姿态变了——在川菜馆，她是坐着的，背挺直，像一面墙；现在她是站着的，重心在左脚和右脚之间轻轻移动，像随时准备启动。

上午训练的第一项内容仍旧是乱踢对抗。宋江在中场拿球，分给左路的花荣，花荣带球突破，被武松铲倒，两个人滚在一起，又爬起来，继续踢。没有哨声，没有暂停，像什么都没发生。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野性足球？”高凌回头瞟了一眼施奈安。

“是。我们平时训练就以这种踢野球为主。”

高凌继续看着，没有表情，但施奈安注意到，她的右脚尖在地上轻轻点了一下，像跟着场上的节奏。

训练结束后，她走到施奈安身边。

"有球和无球训练的比例是多少？"

"五比五。"

"为什么不是七比三？"

“实际上是十比十。”施奈安指了指球场边的围墙。墙上用红漆写着一行字，字是罗冠中刷的黑体字，不太规整，但有力：

无球就是有球，有球就是无球。

高凌看着那行字，和对面墙上的标语，看了很久。她没有评价，走到球场对面的沙地旁边，蹲下来，抓了一把沙，让沙从指缝间漏下去。沙是黄的，细的，像被磨碎的时间。她站起来，拍了拍手，等了好几分钟，才转身走回办公楼。

施奈安跟在后面，步子慢，像怕踩碎什么。

下午，高凌查看俱乐部的注册文件、梯队名单和主场设施。她在三楼一间空置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窗外正对着训练场。她看了一会儿，回身翻看左手边的记录册，合上纸页时，指腹在封面上轻轻划过，像在确认纸张之间没有夹带多余的东西。

傍晚，她把三名女队员叫到办公室。

户三娘、孙二娘、顾大姐站在办公桌前面，排成一排。顾大姐十五岁，已经和高凌差不多高，但肩膀还窄，像一棵没长够年份的树。孙二娘站在后面，没靠近桌沿，眼睛看着高凌，像看着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人。户三娘最小，十一岁，胆子却最大，上来就问，“你是施教练的女朋友吧？”

高凌没有问她们练什么，也没有问年龄。她只说：

"你们的训练我看了。基本框架是对的。"

她停了一下，像在等待自己的话落进地里，生根。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她说，"我会帮你们联系最好的女足俱乐部去踢球。"

户三娘抬头看她，眼睛亮了一下，像油灯被拨了拨芯。孙二娘没动，但嘴角紧了一下，像咬住了什么。顾大姐替她们说：“我们不走。我们只在这里踢球。”

“这里只能训练，要踢比赛必须去女足。——这是你们施教练跟我说的。”

高凌没有让她们签名，也没有让她们表态。她说完，就让她们离开了。她看着她们的背影走出门框，三个影子在走廊里叠在一起，又分开，像三条互相追逐的鱼。她想起了早年和姐妹们像野小子一样踢球的岁月，都失散了，女足也一年不如一年。

考查结束后，高凌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写在靠后的位置："俱乐部训练体系符合青少年足球发展规律，建议保留并持续跟踪。"这份报告连同附件，被正式收录到足协的青训考察档案中——不是备案，是归档。

至于那份申诉材料后来在什么环节被翻了出来，不在她当天的记录里，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需要她补充说明的文件上。但施奈安知道，高凌站在球场边的那三十分钟，她的右脚尖在地上轻轻点的那一下，已经说明了一切。

4

四月的风还带着凉意，但消息是热的。

施奈安是在电话里听到足协王主席落马的消息的。公孙胜打来的，语气比平时快了一点：“王某被带走了。中纪委直接带的人，凌晨从床上拖走的。据说家里搜出三箱现金，还有二十几本房产证。足协发了通报，正在清查与他相关的俱乐部和裁判。”施奈安握着电话，没有接话。公孙胜又说：“乙级申报材料通过了。秦明的禁赛也撤了。”施奈安问什么时候的事，公孙胜说：“昨天。据说今天上午洪泰伟主席签的字——应该说洪代主席。”

六月，国青队兵败卡塔尔的消息传来。一周后，高凌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你来一趟足协，洪主席要见你。”施奈安问：“能不能透露一点细节？”高凌爽快地说：“你被破格聘用了。来时带足行李，一时回不去。”

施奈安把联赛的事交给罗冠中，第二天就直飞北京。

足协办公楼走廊里人不多。高凌在楼梯口等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没有寒暄，转身带他走向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她敲了门，听到里面应了一声才推开：“洪主席，施教练到了。”她侧身让施奈安进去，自己站在门外把门带上。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三人沙发。洪泰伟坐在办公桌后面，没有站起来，只抬了抬下巴示意施奈安在沙发上坐下。“我找你来的原因，你应该猜到了。”他的声音不高不低，“申报的事，我让人办好了。国青主教练的聘书我也签了，你可以随时上任。”

“为什么是我？”施奈安问。

“第一，你有外教证书，又比外教便宜一大半。”洪泰伟靠在椅背上，“第二，你带梁山队打丙冠那一年的比赛，我看了。你能带一群孩子赢成年人，就能带一群孩子赢亚洲，赢世界。”他停顿了一下，“国青队又有多年打不出亚洲了，我要个真正能打仗的人。后年亚青赛，我要你打进决赛。不是四强，是决赛。四强虽然也能去世青赛，但你是破格任用的，需要让所有人闭嘴。”

施奈安没有说话。洪泰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补了一句：“能做到吗？”

施奈安说：“能。”

“只有两年时间，抓紧准备吧。教练组名单你自己定，队员也由你自己选。但有一条——后年亚青赛，我要看到成绩。”

施奈安站起来：“我现在就跟你要个人——高凌，作教练组的联络员。”

“足协里除了我，你随便挑。”

高凌在走廊里等他，看到他出来，问了一句：“怎么样？”

施奈安说：“定了。你跟我进教练组。”

高凌睁大眼睛说：“我可没当过教练，也没资质。”

施奈安说：“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去，”高凌推了他一把。

施奈安认真地说：“压力很大呢，你得跟我一起扛。”

新官上任三把火，施奈安最初也是满怀雄心。教练组搭建用了将近两个月，施奈安原本打算从各地选一些有经验的教练进来，但一圈下来发现，足协推荐的人各有来头——有的是地方队塞进来的，有的是前王某时期遗留的人脉。他试用了三个人，第一个训练时还在打电话谈转会，第二个对队员名单挑三拣四，第三个来的第一天就问“这个位置的补贴怎么算”。三个人都没能留下。施奈安最终只留了一个体能教练和一个守门员教练，都是高凌从足协技术部找的。至于技术教练，罗冠中带队打联赛来不了，暂用萧让作技术统计，聊胜于无。高凌问他：“你打算一个人扛完所有事？”施奈安说：“不是还有你这位女将军吗？”

五月开始，国青集训分阶段进行，集训过后仍回梁山指导训练和乙级比赛。他上任之后，各地俱乐部的推荐材料像雪片一样飞来，足协各科室也在给他推荐人选。高凌每周把材料整理好放在他桌上，施奈安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他让所有推荐来的队员都进集训名单，给他们时间和机会，不筛选、不淘汰，全部先让他们来。第一批集训有五十多个人，场边站满了人，场上的跑动却散漫，大部分人的脚步落地没有明确的方向感，只是单纯地在移动。

第一天训练结束，施奈安没有点评，也没有做总结，只对领队说了一句：“明天继续。”

第二周，训练依然没有淘汰，也没有考核。所有推荐来的人都留了下来，所有人都有机会在对抗赛中上场，不分位置、不分组别，按照到场顺序轮换。施奈安站在场边看着，不记笔记，不评分，只是在等时间过去。有些人开始放松警惕，训练中的专注度明显下降，回防速度变慢，传接球的节奏也越来越随意。第三周集训结束后，施奈安对领队说：“叫他们下周不用来了。”

高凌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没喝的水，靠住门框：“你是故意让他们进的？”

“我是想看他们能踢成什么样。”施奈安说，“结果已经看到了。”

集训到第三次，施奈安开始发现一些更具体的东西。训练结束后他有时会晚走，在场边多留一会儿，看到有队员在更衣室门口接电话，语调轻快，讲的是“今晚哪家酒吧”。他有时会推迟离场的时间，去集训基地的餐厅二楼坐一会儿，路过宿舍走廊时能闻到酒精和烟味混合的气味——不是偶尔，是持续的，像那层气味已经附着在墙纸表面很久了。

有一次半夜从梁山那边赶回来，经过宿舍楼的时候，他看见二楼和三楼有几扇窗还亮着，窗帘拉得很严，只从缝隙里透出一条细细的亮光。他走过窗下时，听到里面有人在叫喊，是游戏里的声音，混着几个人的笑骂声，节奏急促，像是正在打团战。他没有停步，也没有抬头看是哪一扇窗户，继续走到宿舍楼下，推门进去，门轴发出一声干燥的响声，像很久没上过油了。

第二天训练，那几扇亮着灯的窗户对应的队员全迟到了，有人腿软，有人手抖，有人低着头不敢看他。施奈安没有点名，没有训斥，只说了一句：“训练开始。迟到的人，先跑十圈。”

他站在场边看着他们跑，没有说话，也没有换人。跑完十圈的人归队，继续训练，没有人被淘汰，也没有人被处罚。他的态度一直维持着一种明确的疏离感——不生气，不纠正，不像会认真对待他们的样子。

这件事过去之后，他给高凌打了一个电话：“帮我整理一下梁山队近两年的比赛数据和参赛记录。”高凌问：“你要用梁山的人？”施奈安说：“是。全国适龄球员里，唯一能用的，只有他们。”

第二天，施奈安约了洪泰伟，地点还是那间办公室。这一次洪泰伟没有坐在办公桌后面，而是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你找到人了？”

“找到了。”

“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看看？”

“你见过。梁山队那些人。”

洪泰伟转过身来：“你把国青队当成梁山队的预备队了？”

“不是预备队。”施奈安说，“是全国适龄球员里，唯一一支在职业联赛里踢过球的队伍。其他人在俱乐部训练，他们在乙级比赛。差距不是技术问题，是比赛次数。——说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现在青训队里那些人的素质和风气你应该比我知底，娇生惯养，个人情绪严重，平时吃不下苦，上场能打得了硬仗？明年亚青赛，我需要至少能踢满90分钟而不降速的人。”他顿了顿，“那些人，我考查半年，集训三次了。技术基础还凑合，但场下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没有比赛状态，没有一个能用的。大环境如此，我表面上只能跟他们周旋，但对你我必须交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