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晚宴摆在堂叔家的堂屋里。方桌靠墙，墙上贴着年画，一个胖娃娃抱着鲤鱼，颜色褪了大半，但鱼还是红的。菜是堂婶做的，腊肉炒蒜苗、酸汤鱼、凉拌折耳根、一锅炖鸡，还有一碗红亮的油辣椒。碗是粗瓷的，筷子长短不一，施奈安拿的那双还带着手工削过的棱角。

堂叔坐在上首，开了瓶本地酿的米酒，倒了两杯，一杯推给施奈安，一杯留给自己，另一杯放在对面的空位上，放了一会儿，自己又端起来喝了。“你爸不喝酒，我记得。这杯我替他。”

施奈安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甜，后劲大，像糖水煮过的火。他放下杯子，看了看堂屋的四周——木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墙角堆着南瓜，门后面挂着一顶旧草帽。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叔，我想把周围那片坡地都占了。球场要标准场，旁边还要几块训练场，供销社那个老院子我想改造成宿舍，旁边那座废弃的小学也征用做教学楼。我跟施恩算了一下，大概百十来亩。足校外面留出一块给村寨的人们踢，我给你建成标准球场，外面修上跑道，可以开运动会，看台也建上。”

堂叔放下筷子，看着他：“不用。留块象样的球场就行，他们都踢野球惯了，看球也都站着看。供销社那个院子，荒了七八年了。小学也空了三年，师资不够，孩子们都合并到镇里的学校了。这两块地你要用，我大小是个干部，在镇上好说话。”他夹了一块腊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又说，“但坡地那一大片，公家的，要上面批。倒不是难，是慢，也怕有人卡，得有个人帮你说话。”

“我给我爸打电话。”施奈安习惯地掏出手机。

“这没信号，”堂叔说，“我用座机打。”

堂叔站起来，走到楼梯拐角，那里有一个旧式的电话机，按盘式，漆面磨得发亮。他拨了号，等着，一只手叉在腰上。电话接通了，堂叔开口：“远山，是我。你儿子回来了……在我这儿，喝酒呢。”那边说了句什么，堂叔笑了，“你放心，没灌他。菜好酒好。你儿子说了，要建一个球场，坡上那片地，供销社院子，小学，都要征。”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堂叔听着，脸上的表情没变，但语气淡了一点：“远山，你那些年不回来，我不说。现在你儿子回来了，你还要拦，这就说不过去了。地是公家的，批不批不是你说了算。你帮他打个电话，剩下的是我的事。”那边又说了句什么，堂叔忽然笑了一声，“你防你亲生儿子，比后卫还紧。他三十多的人了，你防得住？”

他听了一会儿，语气也缓和了一些：“行。你打电话。我等你信。”他挂了电话，走回桌边坐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像是刚刚办完一件早就该办的事。

几天后，堂叔告诉他地批下来了。“但是，”堂叔郑重地说，“镇上有个小服装厂维持不下去了，想改做运动服，你得挂名，投资。这事叔替你应下了，你今后长期住在这儿，应该先站稳脚根。”

施奈安耸耸肩，一扬眉，“没问题。”

施奈安开始平整场地。推土机沿着坡底开出一条路，工人用石锤敲碎大块的石头，铺上一层碎石子，再浇上水泥。那条山路有5公里长，真应了宋江的说法，他先作了一个修路的，这也是镇上的要求。他没有急着铺草皮，先让工人把坡地铲平。他站在坡顶，看着脚下那片被翻开的土，原来的野草被埋在泥层底下，露出新鲜的颜色。他又蹲下来用手按了一下，土是松的，潮湿的，能闻到一种地底深处才有的气味。

他亲自设计了一张招生广告，面向西部和南方招生：“梁山足校招生，食宿学费全免。10至15岁。不限身高体重，不限基础。只考一项——停球前会不会抬头观察。地址：梁山镇供销社旧址，联系人朱贵。”落款是施奈安。济宁早已开始在北方招生。

这里招生的事交给施恩的同学朱贵办理，朱贵在县里单位上班，有电话，能收快递。施恩说朱贵这人稳重，话少，但靠得住。施奈安没见过朱贵，只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那头声音低，像压着什么：“施教练，我记下了。来的人我登记，你先别管，把场地弄完。”

施奈安在工地上待了一周。白天看工人干活，晚上睡在供销社老院子临时搭的铺上。院子里的电线裸露在外面，瓦漏了一个洞，能看见星星。他点着蜡烛，在账本上记了些数字，这些数字和他记忆里米兰基地的配置单比了一下，差得很远——面积、床位、更衣室、医疗室、健身房，对不上。

一周后的傍晚，施奈安终于给罗冠中打了电话。他从镇上邮局打了长途，拨通了罗冠中在济宁的号码。接通之后，施奈安说：“场地批下来了，标准足球场，铺草皮。旁边还有四块训练场，小一点。供销社改宿舍，小学改教学楼。我还要建一个室内训练馆，一个健身房，一个理疗室，一个——”

罗冠中打断他：“你这是建足校还是建度假村？”

“标准足校。”

“标准是哪儿的标准？欧洲的？中国的？”

“国际足联标准。”

“你在米兰住久了，忘了你当年在哪里踢出来的了。街边，土路，一个破球。你在那种地方踢得出来，你这帮孩子也得从那种地方开始。你现在给我铺这么好的条件，让他们在草皮上滚、在理疗室按摩，他们脚腕还怎么长？”

施奈安沉默了一会儿：“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弄？”

罗冠中说：“你自己踢过野球，你比我清楚。太舒服了，就养不出敏锐。你得让他们吃苦。”

“吃苦和条件好不冲突。”

“冲突。”罗冠中说，“你让他们坐在草皮上，他们就站不起来了。你以为你在帮他们，其实你在替他们选路。路得他们自己走。你只负责把路指给他们看，走的力气，他们自己出。”

施奈安握着电话，没有接话。

罗冠中又说话了：“你等着。我过来。”

“你走了，那边招生怎么办？”

“交给晁盖和吴用就行，我放心。”

“你来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来了，至少能让你少花点冤枉钱。”

两天后，罗冠中到了，看了施奈安的设计草图。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站在施工现场外面，看着那几间正在翻修的破房子和工人们清场出来的空地，沉默了很久。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开口：“你这整的是商业体，不是足校。”

施奈安说：“这是标准配置。”

罗冠中看着他：“你在米兰踢过球，你见过他们的基地。但我问你一件事——你十七岁的时候，在巴西街头踢球，那种野球场的条件，值不值你后来那些冠军？”

“巴西踢街头足球，踢野球的人多了，但他们为的不是冠军。”施奈安说，“你去欧洲看过青训，你应该明白他们的观念，足球是用黄金铸成的，不烧钱就滚不动。”

“停。”罗冠中把烟掐了，烟头在鞋底碾了一下，“我知道你有钱。可是你算过一年维护费多少？草皮要换、机器要修、人要发工资，孩子们要上课、看病、吃喝拉撒，年年都要投入，十年也不一定有产出，世界杯也未必能出线，你怎么办？”

“不可能。真要到了那时再说。”

“到那时这学校就没了，”罗冠中说，“那种情况下你还会继续投入吗？你以为我在乎钱？我在乎的是这学校能不能活过你。你走了，钱花完了，孩子散了。那这十年算什么？算你玩了一票？”

施奈安看着他，没说话。

罗冠中蹲下来，手按在泥地上。“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些孩子能聚起来？不是因为我有钱。你也说过，是因为没地方去的人，找到了一个能待的地方。你拿钱堆出来的地方，跟足协盖的基地有什么区别？他们用钢筋水泥，你用欧元，都一样。孩子住进去，以为自己是来享受的，不是来拼命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你出钱，我认。但这个学校不是钱堆的，是用血、用肉、用激情和生命燃烧起来的。你给孩子们一人一双好鞋，一个能洗澡的地方，一锅热饭——够了。剩下的，让他们自己去摔、去抢、去追到爬不起来。”

“那场地呢？”

“泥地。”罗冠中说，“下大雨，泥地变水塘，他们照样踢。摔一身泥，爬起来的比摔之前快。你要铺草皮，铺一块就行了——正式比赛用，打完就得走。平时，泥地。”

“宿舍呢？”

“通铺。十个人一间，睡得挤，脚臭，互相踩。他们会在被窝里骂对方放屁，也会在半夜帮对方盖被子。你给他们一人一间屋，他们彼此就连话都不说了。”

“热水呢？”

“烧柴。后山有柴，孩子们自己去砍。砍回来自己烧。洗完澡，自己收拾。这地方是他们的，不是你的招待所。”

施奈安蹲下来，也按了一下那片泥地。土是硬的，指节压下去留不了一个印子。“你那一套，我在巴西见过。土路，破球，没鞋穿。踢出来的孩子，脚腕是活的。”

“那你还在犹豫什么？”

“我怕他们受伤。”

罗冠中笑了一下，不是客气的笑，是那种从肚子里翻上来的笑。“受伤是踢球的代价。你怕他们受伤，你就别让他们踢。你不让他们踢，他们就不会受伤——但也不会长成你希望他们长成的那个样子。”

施奈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有钱。”

“你有钱是你的事。”罗冠中说，“这学校的事，是我的事。你出钱，我出命。钱没了可以再挣，命烧完了就没了。我打算把命烧在这儿。孩子们的青春也不是用钱能买回来的。”

施奈安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那就烧。”

罗冠中说：“你不后悔？”

“我在瓦伦西亚和米兰踢了七年，学的都是怎么不受伤。现在我教他们怎么带着伤继续跑。这是我这辈子干过最没道理的事，也是最像样的事。”

两个人站在那片黄土地上，远处孩子们还在踢球，球砸在泥地上，弹起来，带起一小团灰。施奈安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这学校，等你来了才会活。”

“我已经来了。”罗冠中说。

罗冠中把包放在地上，蹲下来，用手按了按脚下的土，碾了一下。“我打过的电话、寄出去的信，比你想的多。我听过的拒绝，也比你多。我知道现代足校是用钱堆出来的，足球滚起来的动力是资本，但这是西方的足球概念。我就是想看一看，有没有一种可能，不以把那些欧洲标准照搬过来为目的，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我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到底在教什么？是教他们成为职业球员，还是教他们成为人？如果只是球员，标准可以复制。但如果要成为踢球的人，你必须让他从泥地里自己长出来。”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你听着——我跟你在这儿干一年。一年之后，你要是觉得我错了，你按你的标准来，我走。但这一年，你让我按我的来。”

施奈安在工地的月光下看着罗冠中。他第一次觉得这个人不是来帮他的，是来替他找一条路的。

“一年。”施奈安说。罗冠中点了点头。两个人没有再说话，在月光的施工工地上站了很久。远处有狗叫，近处有工棚里传出的鼾声，风吹过新翻的泥土，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腥味。罗冠中蹲下，又按了按地：“你这地，现在翻得不错，肥得很，种什么长什么。问题是长出来的东西，接不接地气。”

4

工程进展比预想的慢。

山区的冬天湿冷，十一月中旬就开始降温，混凝土干得慢，工人每天早上要等露水散了才能开工。工人换了两拨——第一拨嫌条件苦，干了两周走了；第二拨是堂叔从邻县找来的，本地人，不嫌苦，但手生，铺草皮的时候有一块没压实，起了一角，施奈安蹲在旁边看了半天，没说话，自己拿了把铲子把那块重新铲平、压实、再铺上。

元旦前，小学那栋三层楼终于改完了。外墙重新刷了一遍白灰，窗户换了新玻璃，屋顶的瓦也补了一遍。一楼是食堂和仓库，原来教室的墙都凿通了。二楼是宿舍，每间屋子摆四张铁架床，上下铺，住八个人，共用一桌一柜，跟罗冠中设想的大通铺差不多。每层十二间，能住百十来个孩子。三楼暂时用作办公室，等春节前老供销社那座综合办公楼盖好了再搬回去。施奈安站在新房间里，推开窗户，能看见坡下那三块新铺的球场。草皮是深绿色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一种不太真实的光——像一块铺在荒地上的地毯。

另外七块小场地没有铺草皮，只是用推土机推平了，撒了一层河沙压了压，踩着是硬的，但不下陷。施奈安踩上去试了试，脚尖碾了一下，沙面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风一吹又平了。他对罗冠中说：“这块用来练停球。草皮上停球太舒服了，沙地上停得住，到了草皮上只会更好。”

罗冠中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地面：“够硬。摔了会疼。”

“疼了就记住了。”

招生的事一直没停。朱贵在县城租了一间办公室，挂了一块“梁山足校招生处”的牌子，门口贴了一张招生简章。来的人不少，施奈安和罗冠中轮流下山试训，坐在楼房后院的椅子上，看着一群孩子在水泥地上踢小场，传球，停球，然后逐一面试。

面试了二百多人，只收了36个。

标准只有一条：停球之前会不会抬头看。大部分孩子做不到——球到脚边，低头，停住，再抬头看别人跑到了哪里。施奈安在纸上画一个叉，孩子走出去，家长跟在后面，有的回头看一眼，有的头也不回。

戴宗是第一个让他犹豫的人。那孩子14岁，黑黝黝的瘦，两只小腿却粗壮，弹性十足，整个人就象一台熄不灭火的发动机，随时都会“咚咚”地响起来。他有个外号，叫神行太保。队友把球踢给他，他停球，球弹出去半米远，他追上去勾回来。再停，又弹出去。一场球半小时停了三次，弹了三脚。但他跑动速度极快，比别人快了不止一倍，满场都是他的身影在晃。那么小的场地，那么短的距离，人们都拉不开栓，他却随时都能起动，随时都能停止。施奈安在纸上画了一个叉，然后抬头看见戴宗正看着他，不是那种“我能不能留下”的眼神，是那种“没人比我快”的自信。

施奈安把笔放下：“你停不住球。”

戴宗愣了一下，说“没人抢走就算停住了。”

“你停球之前没有抬头看。”

“我看了，”他瞪大眼睛，“就因为记着球来了先看，才没停好球。”

施奈安笑了：“你这样看，什么都看不见。”

戴宗没听懂，却不说话了。

施奈安盯着他粗壮的小腿，说：“跑一圈看看。”

戴宗转身就跑。他的步子不大，但频率快，像一只被惊起的鹧鸪贴地掠过。施奈安数了三秒半，戴宗已经跑到对面底线了，又跑回来，站在他面前，气都没怎么喘。

施奈安在纸上把叉划掉，在旁边重新画了一个圈：“停球还得练。但你先留下，能跑。”

秦明是第二个让他注意的。那孩子高，宽肩膀，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腰板挺得直直的，像在部队里待过。他父亲跟在后面，穿一身旧军装，袖口磨白了。施奈安把球踢给秦明，他停住了——不是用脚弓，是用脚外侧，球顺着他的脚面滑下去，停在脚尖前面，他抬头看施奈安，等待下一个指令，面无表情。

“你以前练过？”施奈安问。

“体校练了三年。”秦明的声音沉，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教练说我防守太凶，容易吃牌，叫我霹雳火。”

“吃了几张？”

“三张红牌。”

“你防人的时候想什么？”

“想他往哪走。”

“然后呢？”

“我先站到他前面。”

施奈安在纸上画了一个圈。秦明走出去的时候脚步很稳，不像通过考试，像早就知道自己会通过，只是走个过场。

孙立是跟秦明一起进来的，外号叫赛尉迟，从小在球场上与秦明并称门神，秦明走他也走了。他长得黑一点，矮一点，瘦一点，但站在场上的时候重心压得极低，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楔子。施奈安踢了一个高球，他不跳，等球落到腹部，用大腿卸下来，脚背一弹，传回给施奈安，没有抬头——因为从一开始就看着施奈安。

“你看我干什么？”

“跟你打撞墙配合，不看你看谁？”

施奈安在纸上画了一个圈：“你跟他一组。”他指了一下刚走出去的秦明，“你们两个防同一路。”

孙立点了点头，什么也没问。

燕青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父亲是四川一个小职员，夹着皮包站在人群后面不敢过来。他已经跟施奈安说过不少好话了，说燕青踢球天份很高，总跟大孩子们一块踢，带球过人不犯规没人拦得住他。他也爱踢球，整天在球场上跟孩子们翻滚在一起，脏得象个泥人似的，孩子们都叫他浪子燕青。他平常就球不离脚，用网兜装着足球路上踢，但家里没钱，上不起足校，听说这里免费就千里迢迢把孩子送来了。

燕青自己走进来，忽闪着大眼睛，脸上红扑扑的，还陶醉在刚才一场球的享受中。施奈安没再让他停球，球场上他已经停过好几次了，停下来就带着走，不是因为速度快，而是早观察好了无人防守的线路。

施奈安看着他的脚。他的脚不大，却象手掌一样灵活，脚腕像没有骨头——球碰到他的脚面，不是“停住”，是“接住”，。

燕青没说话。他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尖，那双球鞋还是新的，前面的齿纹却已经磨得很光了。

“你几岁？”施奈安故意问，其实早就画上圈了。

“10岁。”他父亲在人们后面说，说完又补了一句，“过了元旦就10岁了。”

施奈安看着燕青父亲——站得远远的，目光殷切，内心却忐忑不安。他想起十七岁那年，自己站在使馆门口等父亲送护照的那个下午。父亲来晚了，他蹲在台阶上等了很久。

“过了元旦才9岁吧？”施奈安把燕青的体检表扬了扬。

他爸脸红了。

燕青回头看了他爸一眼，对施奈安说：“我8岁了，属小兔子的。”目光真诚得象个小天使。

“留下。”施奈安摸摸他的头说，“手续后面再补。”

燕青的父亲在门外连连点头：“谢谢！谢谢！”

燕青没道谢，转身走出去，去找他爸爸。他回头看了施奈安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施奈安看见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信任。

施奈安回到梁山，施恩跟到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哥，面试了247个，留了36个。其中8个是宋江带来的——石秀、项充、张顺、孔明、孔亮、马麟、乐和。”

“孔明孔亮是谁？”

“双胞胎。宋江说这对兄弟配合默契，心意相通。”

“项充呢？”

“那个守门的，13岁已经长到1米75了，身子细得象杉杆。”

施奈安接过名单看了一遍，然后抬头：“那三个女孩子呢？”

施恩说：“顾大姐和孙二娘还在镇上。不肯走，说你不收她们就在镇上住下，她俩是黔南本地的，一路走山路来的，确实不容易。”他顿了顿，“还有，济宁那边晁盖打来电话——”

“什么？”

“户三娘跟过来了。藏在别的车厢，时迁暗中跟她联络。火车到湖南的时候，吴用尾随时迁才发现。吴用拿他俩没办法，才打了电话给了晁盖。”

“她家里知道吗？”

“晁盖正联系她家里人呢。”

“让她先过来。到了再说。”施奈安说，“本地那两个——也留下。让她们先住下来，跟低年班一起训练。”

“女生也跟男生一起练？”

“女生也是人。”施奈安说，“她们想踢，就踢。训练一样，规矩一样。将来长大了，再把她们送到女足去。”

当天晚上，罗冠中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是济宁那边18个孩子的名单。

“济宁那边的人什么时候到？”施奈安问。

“火车票已经买了，分两批走。第一批明天到，吴用带队。第二批十八个人，东西却多，晁盖殿后，把门锁好再走。”

施奈安接过名单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吴用、鲁智深、武松、蒋敬、黄信、杜迁、宋万……18个名字，写得整整齐齐。

“75个，人不少了。”罗冠中说。

施奈安没有回答。他推开窗户，看着坡下那几块球场。暮色里草皮是墨绿色的，沙地是灰白色的，远处那七块没铺草皮的场地在暮色里像一块块浅色的补丁。

他关上窗，走下楼。罗冠中跟在后面，两个人没有说话。

山里的冬天湿冷，被子薄了半夜会冻醒。施奈安让人从镇上拉了几车炭，每间宿舍门口放了一盆炭火，晚上睡觉前点着，炭火的红光从门缝里透出来，像一条条细细的暖线。

“够用了。”他自言自语。

孩子的笑声从宿舍里面传出来——石秀又在跟人打赌，说他光脚能跑赢穿鞋的；张顺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引来一阵哄笑；孔明孔亮的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项充哑着嗓子喊了一句“别吵了睡觉”，然后他自己又笑了。

施奈安站了一会儿，转身下楼走进那间还没完全收拾好的食堂。他看见灶台上放着一口大锅，锅盖没盖紧，冒出一缕白气。有人已经把汤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