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冬天，母亲因工作忙，把我寄养在城里的姨妈家。那是个呵气成霜的清晨，姨妈带着表弟去巷口吃早点，我跟在后面，看着玻璃窗上腾腾的热气，闻着里面飘出来的猪油香。
姨妈给表弟点了一份加了两颗溏心蛋的红烧牛肉面，还特意叮嘱老板多给些葱花。表弟坐在油腻的木凳上，把面条嗦得震天响，嘴角沾满了红油汤汁，姨妈一边笑着用纸巾帮他擦拭，一边轻声问他还要不要加醋。
我就缩在旁边的柱子后面，双手插在校服口袋里，冻僵的指尖紧紧抠着口袋里仅有的两块钱硬币。那硬币冰冷刺骨，我几次想迈步上前，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咽下去的口水。
不吃牛肉面，吃一碗清汤寡水的荷包蛋挂面也行。
姨妈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也没问我一句“要不要来一碗”。
回去后，我就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中，我对姨妈说想家了，想吃父亲熬的柴火粥。姨妈叹了口气，当天下午就买车票把我送回了乡下。
一进家门，我就扑到父亲怀里大哭。父亲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挂面。那面条寡淡，蛋也煮散了，但我吃得狼吞虎咽。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姨妈家留宿过夜。父亲也没有再给姨妈家寄过特产。那个没吃到的荷包蛋面，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童年最敏感的神经上。它不是对那口吃的贪念，是寒夜里无人问津的失落。
后来我才读懂，真正让人心凉的，从来不是一碗面的温度，而是长辈眼中那不经意流露的厚此薄彼。童年的阴影往往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那份在冷漠中被区别对待的委屈，它像一根刺，拔不掉，也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