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把酒瓶里的酒一口喝完，站起来说：“行，我帮你。”

“真的？”

“但有个条件。”

“你说。”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等你出去了，帮我找个人。”

“谁？”

“我女儿。”

老刘的故事是这样的。

十五年前他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一个五岁的女儿。他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供她读书，给她买衣服，什么都依着她。女儿也很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直到三年前的一天，女儿突然失踪了。

老刘报了警，警察查了半年，什么都没查到。他又自己花钱请私家侦探，找了整整两年，还是一无所获。

“她就这么没了，”老刘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你觉得她出事了？”我问。

“我不知道，”他摇摇头，“但我知道一件事——她失踪之前，交了一个男朋友。”

“什么人？”

“一个有钱人，开公司的，姓沈。”

我的心猛地一沉。

“沈建国？”我问。

老刘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我没说话。因为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小得多，小到所有的线最终都会缠在一起。

沈建国，又是沈建国。

八年前他用一辆装着尸体的车毁了我的生活，八年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我的命运里。

“你认识他？”老刘追问。

“算是吧，”我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刘想了想，说：“有钱，有势，长得也不错。我女儿很喜欢他，觉得他是真心对她好。但我总觉得不对劲，那个人看人的眼神不对，像是……像是在打量一件商品。”

“你见过他几次？”

“三次。第一次是在女儿的生日聚会上，第二次是在他们公司楼下，第三次……”

他停住了。

“第三次怎么了？”

“第三次是在医院里，”老刘的声音变得很低，“我女儿住院的时候，他来探望。我当时在走廊里，听见他们在吵架。我女儿在哭，说‘你不能这样对我’，他说‘你别不识好歹’。我正要推门进去，他就出来了，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说‘叔叔好’。”

“后来呢？”

“后来我女儿出院了，没过多久就失踪了。”

我深吸一口气：“你觉得是他干的？”

老刘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如果我帮你出去，”他看着我，“你能不能帮我找到真相？”

“我尽力。”

“不够，”他说，“我要你发誓。”

“我发誓。”

“用你妈的名义发誓。”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了：“我方诚对天发誓，如果我能活着出去，一定帮刘德贵找到女儿失踪的真相。如有违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老刘点了点头，伸出手：“成交。”

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但握得很用力。

接下来一个月，我和老刘开始秘密筹备。

首先是情报收集。我需要知道殡仪馆来拉尸体的确切时间，停尸房的位置和结构，棺材的尺寸和重量，以及最重要的——什么时候会有尸体。

老刘在这方面帮了大忙。他每天在监狱里走动，跟各个部门的人都说得上话。他装作闲聊的样子，从医务室的护士那里套出了不少信息。

“下个月十号晚上会有一具尸体运出去，”他告诉我，“是一个肝癌晚期死的，六十三岁，姓王。”

“确定吗？”

“确定，护士长亲口说的，殡仪馆那边已经通知了。”

好，就是他了。

接下来是第二步：制造机会。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出现在停尸房附近，而且不能被任何人怀疑。老刘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他可以假装在停尸房外面的走廊上洒一些废机油，然后让我去清理。

“你平时就在车间干活，清理地面也是你的工作之一，没人会觉得奇怪。”

“但停尸房那边是禁区，一般人不能靠近。”

“所以你要等天黑之后再去，”老刘说，“晚上九点以后，大部分狱警都在值班室休息，巡逻的频率会降低。而且那条走廊没有监控，只有一个摄像头对着大门，我可以想办法把它挡住。”

“怎么挡？”

“挂一块破布，就说晾衣服。”

我笑了：“你真是个天才。”

“别高兴太早，”他说，“最难的部分还在后面。”

最难的部分，当然是钻进棺材里。

那副棺材是标准尺寸，长一米八，宽六十厘米，高五十厘米。里面躺一具尸体刚刚好，但如果再加一个人，空间就会变得极其逼仄。

“你得侧着身子躺在尸体旁边，”老刘说，“棺材盖一合上，你就完全动弹不得了。”

“能坚持多久？”

“最多一个小时。时间长了，你会缺氧而死。”

“够了，”我说，“殡仪馆的车从这里开到火葬场，大概四十分钟。再加上路上等红灯的时间，一个小时绰绰有余。”

“你想得太简单了，”老刘摇摇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棺材里除了你和尸体，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福尔马林。”

我的笑容僵住了。

福尔马林是用来防腐的化学药剂，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毒性。如果棺材里残留的福尔马林浓度过高，别说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能让人昏迷甚至死亡。

“那怎么办？”我问。

“我已经想好了，”老刘说，“我会在棺材盖上钻几个小孔，保证空气流通。另外，我会在棺材底部垫一层塑料布，把福尔马林的蒸汽隔绝开。”

“你能做到？”

“我以前干过木匠，”他说，“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可靠得多。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棺材盖一旦合上，我从里面是打不开的。”

“所以你要等到殡仪馆的人把棺材搬上车之后才能出来。”

“万一他们中途停车检查呢？”

“不会的，”老刘说，“殡仪馆的车从不检查，这是规矩。”

“为什么？”

“因为晦气。谁愿意打开一副棺材，去看里面的死人？”

他说得有道理。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行动的日子越来越近。

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方面，我渴望自由，渴望离开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失败，害怕被发现后的后果。

老刘看出了我的焦虑，有天晚上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怕，万事俱备。”

我问他棺材准备好了没有，他说准备好了，放在停尸房后面的杂物间里。我又问他通风孔打了没有，他说打了，一共六个，分布在棺材盖的四角和中间，每个直径两毫米，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不会被发现吧？”我问。

“不会，”他说，“谁会仔细检查一副棺材？”

我觉得他说得对。

行动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地想每一个细节，想可能出现的意外，想应对的办法。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一副棺材里，周围一片漆黑，空气越来越稀薄。我想要推开棺材盖，但双手使不上力气。我想要喊救命，但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然后我看见一张脸。

那是一张苍白的、浮肿的脸，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是那具尸体。

他活了。

他伸出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猛地惊醒，浑身冷汗。

行动的日子终于到了。

十一月十日，星期四，天气阴沉，天气预报说晚上会有雨。

白天一切正常。我照常去车间干活，中午吃了饭，下午继续工作。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异常，没有人知道我今晚要做一件疯狂的事。

傍晚六点，收工回监舍。我吃了晚饭，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八点钟熄灯，我躺在床上，听着周围的鼾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八点四十分，我悄悄起身。

我穿着老刘给我准备的一件深色外套，一双软底鞋，口袋里装着一把小型手电筒和一包压缩饼干。我贴着墙壁，沿着走廊的阴影移动，避开了所有可能有人的地方。

八点五十分，我到达了停尸房外面的走廊。

老刘已经在等我了。他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把扳手，看起来就像是来修管道的。

“一切顺利？”我小声问。

“顺利，”他说，“殡仪馆的车九点到，现在还有十分钟。”

“棺材呢？”

“在里面。”

他带我走进杂物间，打开了一盏昏暗的灯泡。我看见墙角放着一副漆黑的棺材，崭新的，油漆味还很浓。

“这是新的？”我问。

“旧的我不敢用，”老刘说，“我怕里面有味道。”

我走过去摸了摸棺材的表面，冰凉光滑。老刘帮我打开了棺材盖，里面空空荡荡，散发着一股木头和油漆混合的气味。

“尸体呢？”我问。

“还在停尸房里，九点的时候殡仪馆的人会来搬。”

“那我什么时候进去？”

“等他们把尸体放进棺材之后，”老刘说，“你躲在杂物间里，等他们走了再出来，然后钻进棺材里，盖上盖子。”

“等等，”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要跟尸体一起待在棺材里？”

“不然呢？”老刘看着我，“你以为棺材里只装你一个人？殡仪馆的人又不是傻子，棺材的重量不对他们会发现的。”

我咽了口唾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