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方诚，今年三十七岁，坐了八年牢。

八年前我在城东开了家汽修厂，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直到那天晚上，一个叫沈建国的男人开着辆黑色奥迪闯进我的修理厂，车头冒着烟，引擎盖翘得像张开的嘴。他说他赶时间，让我先修别的活儿，把这辆车放到最后。我说行，让他明天来取。

第二天他没来。第三天警察来了。

他们说那辆奥迪的后备箱里有一具女尸，脖子上有勒痕，死亡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沈建国失踪了，而我成了最后一个接触那辆车的人。更糟的是，我的指纹遍布方向盘、后备箱边缘，甚至那个装尸体的编织袋上也有。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什么都没看见，我说我只是修了个水箱换了条皮带。

没人信。

法官说我协助藏匿尸体，判了十二年。我上诉，驳回，再上诉，再驳回。第三年的时候我放弃了，因为有个狱友告诉我，沈建国在外面有关系，这案子翻不了。

那个狱友叫周海，是个瘦得像竹竿的中年人，因为诈骗进来的。他说他知道沈建国的事，说他认识道上的人，说只要我给他三万块，他就能帮我递话出去，找人翻案。

我把攒了三年的钱给了他。

一个月后周海转监了，去了北边的监狱。临走前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对不住，那事儿办不成，钱我花了，你认命吧。

那天晚上我用牙刷磨了一夜的墙。

我不是想自杀，我是恨我自己蠢。

八年了，我妈没来看过我一次。我知道她不是不想来，是她来不了——她腿不好，坐不了长途车。每个月她会托人给我寄五百块钱，雷打不动。那些钱我都存着，一分没花，因为我不知道出去了能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

直到去年冬天，我妈的信断了。

我等了三个月，没有消息。第四个月我托一个即将出狱的狱友去我家看看，他回来后脸色很难看。他说我妈去年冬天摔了一跤，没人发现，在屋里躺了两天才被人找到。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脑溢血，半边身子不能动，话也说不了。

她现在住在城南的养老院里，每个月两千三，靠街道办的补助撑着。

我把存了八年的钱全部托人带了出去，让他们交到养老院。我知道这点钱撑不了多久，但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想一个问题：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方诚，你必须出去。

咱们先说清楚，这座监狱叫南湾监狱，建在城郊的一片荒地上，周围五公里内没有任何居民区。围墙高六米，上面拉着电网，四个角都有岗哨，探照灯每晚扫个不停。监狱里关着四百多人，重刑犯占了一半，杀人、贩毒、绑架，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里的规矩很简单：服从，闭嘴，活下去。

看守长姓马，叫马国梁，四十多岁，秃顶，啤酒肚，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但整起人来比谁都狠。他有个习惯，每次巡视的时候手里都会拿根橡胶棍，走到你面前，敲敲你的床沿，问你今天乖不乖。你要是说乖，他就笑；你要是不说话，他就用那根棍子戳你的肋骨，一下比一下重，直到你开口为止。

我没被他打过，因为我够听话。

但这不代表我不想出去。

我每天都在想。吃饭的时候在想，干活的时候在想，睡觉的时候也在想。我想了整整一年，想过挖地道，想过翻墙，想过装病送医然后逃跑，甚至想过劫持人质——但这些方案全被我一个个否定了。

挖地道？地基下面是两米厚的混凝土，你挖到猴年马月也挖不通。

翻墙？六米高的墙加上电网，你还没爬到一半就被打成筛子了。

装病送医？监狱医院就在大院里头，连大门都出不去。

劫持人质？算了吧，马国梁那根橡胶棍可不是吃素的。

我几乎绝望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一辆殡仪馆的车开进了监狱。

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操场上放风，远远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行政楼后面。车上下来两个人，穿着蓝色工作服，抬着一副棺材走进了停尸房。

我问身边的狱友老黄那是什么情况。老黄在这儿蹲了十五年，什么事都知道。他告诉我，那是殡仪馆的车，来拉尸体的。

“咱们这儿死人很常见？”我问。

“一年七八个吧，”老黄吐了口唾沫，“有老死的，有病死的，也有被打死的。”

“打死？”

老黄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脑子里反复浮现那辆白色的面包车，那副漆黑的棺材，还有那两个穿着蓝大褂的工人。他们进出监狱的时候，门口的守卫只是随便看了一眼他们的证件，连车厢都没检查。

我突然坐了起来。

你知道吗，监狱里每天都有货物进出——食材、建材、药品、工具。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都要经过严格检查，有时候还要开箱验货。但有一样东西例外。

尸体。

死人不需要安检。

棺材也不需要开箱查验。

这是整个监狱安保系统里唯一的漏洞，一个所有人都不会注意到的盲区。

我开始疯狂地搜集信息。我找老黄打听殡仪馆的事，找医务室的犯人打听停尸房的布局，甚至偷偷观察了两个月，摸清了殡仪馆来拉尸体的规律——每个月两次，月初和月中，时间固定在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

负责运送尸体的工人叫老郑，六十来岁，头发花白，驼背，走路有点瘸。他在这行干了二十年，跟监狱里的人都很熟。每次来的时候，马国梁都会跟他聊几句，递根烟，然后挥挥手让他进去。

我盯上他了。

但我需要一个帮手。

老帕特——不对，咱们这儿没有老帕特。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刘的人。

老刘全名叫刘德贵，五十七岁，是监狱雇的临时工，负责清理垃圾和处理废品。他每天早上六点进来，晚上六点出去，一天十二个小时，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他住的地方离监狱不远，一间破旧的平房，院子里堆满了捡来的破烂。

我跟老刘没什么交集，直到去年冬天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那天傍晚下着大雨，我正在车间里干活，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救命。我跑出去一看，老刘摔倒在排水沟边上，腿被一块铁皮划了一道口子，血流不止。几个狱警站在不远处看着，没人上前帮忙——在他们眼里，一个临时工的命不值钱。

我冲过去把他扶起来，撕了自己的衣服帮他包扎伤口，然后背着他去了医务室。

老刘没说什么感谢的话，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从那以后，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跟我搭话。他会在我干活的时候递瓶水，会在放风的时候塞给我一个馒头，会在路过的时候小声跟我说一句“今天天气不错”。

我知道，他在报答我。

我也知道，这个人是我唯一的希望。

有一天下午，车间里的机器坏了，大家提前收工。我路过垃圾站的时候看见老刘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就走了过去。

“刘叔，忙着呢？”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递给我一支烟。

我接过来点上，吸了一口，说：“刘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想出去。”

他的手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

“你疯了？”他压低声音说，“这是监狱，你说出去就能出去？”

“我有办法，”我看着他的眼睛，“但需要你帮忙。”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一根烟抽完了又点上一根。最后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说了句：“明天再说。”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不知道老刘会不会答应，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告发我。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马国梁，我这辈子就别想出去了——不，不只是出不出去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着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老刘推着垃圾车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

我趁没人注意打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晚上放风时候见。”

我的心跳得厉害。

那天晚上的放风时间，我故意落在队伍最后面，绕到了垃圾站后面。老刘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蹲在一个破油桶旁边，手里拿着半瓶白酒。

“说吧，你有什么办法？”他问。

我蹲下来，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

我说的很慢，很详细，每一个步骤都解释清楚。老刘一边听一边喝酒，脸上的表情从怀疑变成惊讶，又从惊讶变成了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问我。

“我知道。”

“这事儿要是败露了，你会被关禁闭关到死。”

“我知道。”

“我也会跟着倒霉。”

“我不会让你倒霉的，”我说，“事成之后，我给你五十万。”

他笑了，露出一口黄牙：“你一个蹲监狱的，哪来的五十万？”

“我妈留了一套房子，在城南，值这个价。”

其实那套房子早就被我卖了，用来还债。但老刘不知道，他也不需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