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老家的乡亲们迁过来那天起，宁兆香心里头就种下了一个念头。那天她站在三区五排的砖瓦房门口，远远地看见王婶扛着铺盖卷从卡车上下来，张桂兰抱着孩子跟在后头，李会计挑着扁担，扁担一头是被褥，一头是算盘，老陈站在人群里扯着嗓子指挥——她忽然觉得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被拽了一下。这些人她认识了一辈子，在魏家榨的河边一起捶过衣裳，在场院上一起分过粮食，在那些饿得睡不着觉的夜里一起熬过。如今他们来了，就在二里地之外，村名还叫魏家榨。
搬进砖瓦房快一个月了，这念头不但没消，反倒一天比一天实沉。
那天傍晚刘绍业从指挥部回来，鞋上糊着半干的泥浆，棉裤腿上沾着碎苇叶子。他在灶台前坐下，端起碗喝了两口粥，宁兆香在炕沿上缝衣裳，缝着缝着开口了。
“俺想搬家。”
刘绍业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
“搬到魏家榨去。”宁兆香说，针线没停，“俺们村的乡亲都迁过来了，村名还叫魏家榨，安置点在区政府南边，二里地。”
刘绍业没说话。他知道她说的“魏家榨”不是淅川那个了——那个已经沉在水底了。现在这个，是移民们照着老家的名字在原上新建的村子，住的都是三官殿魏家榨的老乡。那些在老家河边嚼过她舌根、分柴火时刁难过她、吃过她炸的馍馍的人，都在这二里地之外。
“俺想住到娘家窝里去。”宁兆香把针在头皮上蹭了蹭，“你十天半个月不回来，俺一个人带四个孩子。住在娘家窝，家里有事还能找人搭把手。再一个，你上班也近——区政府就在魏家榨旁边，二里地，抬脚就到。”
刘绍业沉默了一会儿。
“那边的砖瓦房早分完了。”他说。
“俺知道。”宁兆香把线尾咬断了，“俺问过老周了。新房子没盖好，要等第二批砖瓦房，少说半年，长了一年。俺可以先盖间茅草屋住着。芦苇秆子有的是，和点泥巴，几天就搭起来了。”
“中。”他说。
三天后，茅草屋在魏家榨村西头立起来了。位置是宁兆香自己选的，村边上，不挨着谁，也不隔着谁。墙是芦苇秆子糊泥巴，屋顶是茅草压苇席，和刚到木湖时住的那间泥巴房差不多。弟弟帮她和泥，景玲抱着景玉蹲在一边看，景波捡芦苇秆子，一根一根地码齐。刘绍业请了半天假，把屋顶的苇席压严实了，又把门板重新钉了一遍。
搬进去那天，宁兆香站在门口往村里看了一眼。王婶家的烟囱冒着烟，张桂兰在院子里晾衣裳，李会计蹲在门槛上打算盘。村名还是那个村名，人还是那些人。她觉着心里头踏实了些。
可踏实了没几天，她就觉出不对了。
队里分芦苇秆子那天，宁兆香去了。管分柴火的换了个姓孙的，她不认识。别人家的男人扛着扁担挑好的，她站在人群后头等着，轮到她了，剩下的都是些碎秆湿秆。张桂兰抱着一捆好柴从她身边走过去，脸上堆着笑，扔下一句：“哟，兆香搬回来了？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泼出去还能收回来？”
宁兆香看了张桂兰一眼，笑了一下。
“桂兰嫂子，你这理儿不对。”她把扁担往地上一搁，“嫁出去的闺女是泼出去的水——那嫂子你也是嫁进来的，你也是别家泼出来的水。照你这说法，这村上的媳妇们都是水，这村不成河了？”
旁边几个妇人憋着笑，张桂兰脸上的笑僵住了。
宁兆香没再理她，转头看着姓孙的。“孙队长，这柴火是按工分分，还是按谁来得早分？”
姓孙的一愣：“按工分呗。”
“那俺的工分是队里记的吧？”宁兆香把记分本掏出来，翻开亮了一圈，“俺搬回来这些天，没少上一天工。既然是按工分分东西，那俺这工分该拿多少柴火，麻烦孙队长给俺补上。”
姓孙的看了看记分本，又看了看那堆碎柴，脸色变了又变，最后还是从旁边柴堆里重新挑了几捆好柴给她。宁兆香蹲下身子把柴火捆好，背起来，脊背挺得直直的。路过张桂兰身边的时候，她脚步没停，只是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嫂子，往后有啥话当面说。俺听着。”
分粮食的时候姓孙的又抖了手。宁兆香接过口袋掂了掂，放在地上。“孙队长，这口袋分量不太对。”姓孙的嘴硬说没错，宁兆香笑了笑，说要不去找老陈当着面再过一遍秤。姓孙的脸色变了。旁边蹲着抽烟的李会计抬起头来看了宁兆香一眼，又把头低下去了。老陈被喊出来了，披着棉袄站在场院上，看了看宁兆香，又看了看地上的粮食口袋。过了秤，少了小半斤。他看了姓孙的一眼，姓孙的涨红了脸，从身后的口袋里舀了一瓢粮食补上。老陈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宁兆香扛着粮食口袋往回走。走到家门口，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在凳子上，手在抖。不是怕的，是气的。每次跟人争完都这样。她坐了一会儿，把手在膝盖上搓了搓，起身去灶台前揉面。
村里人都说刘绍业脾气好。在区公所里，他话不多，见谁都是点点头，从来不跟人红脸。老周说他是个老好人，马德福说刘同志这人没脾气，连张桂兰那么刻薄的人，提起刘绍业也说一句“绍业那人倒是不孬”。只有宁兆香知道，那不是真的。他把所有的耐心都给了工作，给了外头的人，回家来脾气越来越兜不住。一句话不对就硬邦邦地怼回来，怼完也不道歉，劈柴挑水烙饼，用活儿代替话。她起初还跟他吵，后来不吵了——吵什么？他累得眼睛眍着，颧骨突着，后脖颈晒得脱了皮，她吵不出来。这些事她从来不跟外人说。说了也没人信，说了也没用。她自己选的，她认。
弟弟蹲在门槛上，闷着头不说话。宁兆香看了他一眼，这孩子这几天都不大对劲——吃饭的时候闷头扒饭，扒完就往外跑，蹲在村口的大柳树底下，往那条土路尽头望，一望就是小半个时辰。
“又去村口了？”宁兆香问。
弟弟不说话，低着头，拿手指头抠门槛上的泥。
“问你话哩。”
“俺爹俺娘啥时候来？”弟弟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他们是不是不要俺了？”
宁兆香手里的面团顿了一下。“爹娘在丹江。丹江有水，有船，有鱼。娘的小脚走不了烂泥地，丹江的路平。”
“那为啥不接俺？”弟弟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嗓子哑哑的，带着哭腔，“他们说了等安顿下来就接俺的！这都多久了！”
宁兆香还没来得及开口，刘绍业推门进来了。他今天回来得早，身上带着一股冷风。弟弟那句话他听了个正着，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闹啥？”他把帽子摘下来往桌上一搁，声音不大，可一句比一句硬，“爹娘养过你一天？从满月就是你姐背大的，会走会跑会干活了，爹娘想起来接了？”
弟弟缩在门槛上，不敢抬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绍业。”宁兆香叫了一声。
刘绍业没理她，盯着弟弟。“惦记啥？有啥好惦记的？他们管过你吃还是管过你穿？你姐背着你在魏家榨割麦子的时候，他们在哪儿？”
弟弟哇地哭出来了，从门槛上爬起来，跑了出去。宁兆香把手里的面团往案板上一搁，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看了刘绍业一眼。
“你冲他发啥火？他还是个孩子。”
刘绍业没应声，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院子里响起了劈柴的声音，一斧一斧的，比平时都重。劈完了柴，他又去挑水，铁皮水桶碰在井沿上叮叮当当地响，一担一担地往家挑，把水缸挑得满满的溢出来才罢休。挑完水，他往野地里去了。
他不是去挖渠。他在找野兔子的脚印。雪地上一层薄薄的霜，兔子跑过去会留下梅花似的爪印子，顺着脚印追，能追到兔子洞。
他想起刚来木湖那年的夏天。那时候还没盖砖瓦房，安置点四周全是水沟子和芦苇荡，田里的水晒得发烫，一到傍晚，黄鳝从泥里钻出来，龙虾趴在田埂上举着钳子，王八爬到石头上晒太阳，一抓一个准。本地人不吃这些——嫌腥，嫌费油，嫌麻烦。移民们也不吃——不是不想吃，是舍不得。油金贵，佐料更金贵。可刘绍业舍得。他在荆紫关派出所那八年，跟着所里的厨师老魏学了一手。老魏是四川人，炒菜舍得下料，油烧到冒烟，辣椒花椒一把一把地撒，出锅红亮亮的，香得能把隔壁院子的狗都引来。刘绍业蹲在灶台边看了八年，学会了。每回他拎着铁皮桶下田，后头跟着弟弟和景玲，父子几个在苇茬子里钻一下午，桶里就满了——黄鳝、河虾、龙虾、小王八，活蹦乱跳的。回来往灶台上一倒，宁兆香心疼油，可还是把佐料罐子递给他。景玲搬着小凳子坐在灶台边上等，景波踮着脚扒着灶沿往锅里看，出锅的时候孩子们抢着吃，他坐在旁边喝粥，拣他们啃不干净的边角料——虾头、鳝鱼尾巴、王八的裙边，搁在嘴里咂一咂，也是香的。老魏说得对——做菜不能省，省了料就是省了味道，省了味道就是省了吃饭的人的开心。
可现在是冬天。黄鳝钻泥了，王八进洞了，龙虾缩在苇根底下不动弹。田埂上光秃秃的，只有枯苇秆子在风里摇，摇得呼啦呼啦响。
他往前走了几步，在苇茬子底下发现了一丛野生的荠菜，冻得贴着地皮，紫绿紫绿的，叶片上挂着霜。他蹲下来，拿手指头抠开冻土，连根拔出来，在手里抖了抖泥。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上来了，红着眼圈，不声不响地蹲在他旁边，学着他的样子跟着扒，扒出来一棵，比刘绍业扒的那棵还大。两个人蹲在冻土上扒了半个时辰，兜了满满一衣襟的荠菜。
往回走的时候，在村口遇见了隔壁生产队的老田。老田扛着锄头，手里拎着一只灰毛野兔子，还在滴血，一看就是刚打的。看见刘绍业，老田老远就喊：“刘同志！可碰上你了——俺昨天套了只兔子，正说给你送去哩。俺也不会弄，搁家里白瞎了。”刘绍业还没开口，老田已经把兔子塞过来了，说拿去拿去，你家孩子多，给你家孩子吃。宁兆香在院子里听见声音走出来，看见那只兔子，又看看刘绍业。
“又让人家送东西。”
“他给的。”刘绍业把兔子拎进灶房，“他不会做。”
宁兆香没再说啥，转身去烧水烫兔子毛。
刘绍业系上围裙，挽起袖子。兔子剁成块，焯水去腥。铁锅烧热，倒油——宁兆香在旁边看着那油柱往下淌，嘴角抽了一下，到底没出声。油烧到冒烟，下花椒、干辣椒、蒜瓣、姜片，滋啦一声，一股又呛又香的麻辣味从锅底炸开来，顺着门缝和窗棂的缝隙往外钻。兔肉下了锅，翻炒上色，添水，盖上锅盖，小火炖着。等肉炖烂了，把洗好的荠菜往里一撒，烫个滚就出锅。景玲搬了小凳子坐在灶台边上不走，景波踮着脚扒着灶沿往锅里看，连景玉都从宁兆香背上探出头来，咿咿呀呀地往灶台方向够。弟弟蹲在灶台前烧火，拿火钳子往里添芦苇秆子，火苗子蹿起来，映得他的脸红扑扑的。眼泪早就干了，鼻尖上还挂着一颗亮晶晶的东西，也不知道是鼻涕还是水珠。
那顿饭，孩子们吃得满头是汗。兔子肉炖得烂，筷子一夹就脱了骨。荠菜吸饱了肉汤，鲜得景玲拿勺子舀汤喝，喝了一碗又要一碗。景波吃得衣领上全是油点子，景玉太小嚼不动肉，拿小手抓着一块兔骨头啃着玩儿。刘绍业自己没怎么吃，端着一碗粥坐在旁边喝，偶尔伸筷子夹一筷，也是拣边角料——骨头多肉少的肋条、荠菜梗子。宁兆香看着那一桌狼藉，再看看那几个吃红了脸的孩子，心里头一边心疼那半罐子油，一边又觉得这油烧得值。
“你自己也吃。”她说。
“吃了。”刘绍业说。可那碗兔肉他拢共就夹了两筷子，一筷子夹给了弟弟，一筷子夹给了景玲。
等孩子们都吃饱了睡着了，屋里安静下来。煤油灯下，刘绍业趴在炕桌上写材料。他如今更忙了——前些日子区里下了通知，宋英从红升公社的副书记提了书记。她在渠上领着人挖了快一个月的泥，新任命下来的那天，她正挽着裤腿站在冰水里挥铁锹。区里缺一个熟悉各安置点情况又能写材料的人，她向区里推荐了刘绍业。推荐的也不是什么肥缺——要跑基层，要熬夜写材料，要跟着区长在各公社之间来回颠簸，没人抢。可她推荐的时候只说了句“刘绍业同志情况熟悉，能写会算”，没提成分，没提“城镇”，只提了本事。他熬了这么多年，头一回有人在领导面前不提他的成分只提他的本事。区长拍了板，把他从派出所调到了区公所，编制跟着人走，干部身份不变，职务是区长联络员。区长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有时候一连十天半月不着家。他不抱怨——好歹是正经的干部调动，比在派出所的时候强。
灯芯结了两朵灯花，他把纸凑近了些，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宁兆香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锥子在头发里蹭一下，扎下去，拉出来，线绳在鞋底上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旁边床上，四个孩子挤成一排——弟弟睡最里面，景玲挨着他，景波蜷在中间，景玉睡最外面，小嘴微微张着，口水淌了一枕头。
刘绍业写完了最后一行字，搁下笔，站起身来。他走到床边，弯腰去给景波掖被子。动作大了些，胳膊肘撞到了床头的煤油灯，灯晃了两晃，没倒，可景玉被惊醒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景玉一哭，景波也跟着醒了，揉着眼睛哼哼。景波一哼哼，景玲翻了个身，从梦里被拽出来，委屈地瘪了瘪嘴，也跟着哭。三个孩子一起哇哇大哭，像三重奏似的，一个比一个响亮。弟弟被吵醒了，坐在床角揉眼睛，一脸茫然。
宁兆香把鞋底往针线盒子里一搁，站起身来，先抱起景玉拍着哄，又腾出一只手去拍景波，嘴里还得招呼景玲：“不哭不哭，娘在这儿。”
三个孩子好不容易哄住了，一个个又睡着了。宁兆香直起腰来，额头上渗着一层细汗，看着刘绍业。他也站在床边，手里还攥着掖了一半的被角，脸上有些讪讪的。她压低了声音，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你咋回事？从前那个轻手轻脚的人去哪儿了？咋现在这么粗鲁了？”
刘绍业没说话，把手里的被角轻轻盖回景波身上，动作比刚才慢了十倍。他走回炕桌前坐下，拿起笔，又放下。宁兆香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他的脊背还是直直的，可肩胛骨比从前突得更厉害了，后脖颈上晒出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衣领以上是黑的，衣领以下是白的。
她的气忽然消了大半。她走回炕沿坐下，拿起鞋底，把锥子在头皮上蹭了蹭，又扎下去。
“写完了就早点睡。”她说。
“嗯。”
那一夜再没有话。
第二天一早，刘绍业天不亮就走了。走之前在灶台上搁了一摞烙饼，还是边角上有点糊，焦焦的，硬硬的。宁兆香起来的时候看见那摞饼，又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门口，没说什么，把饼收进碗柜里。弟弟蹲在门槛上啃饼，眼睛还是红的，但已经不哭了。景玲端着碗喝粥，景波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景玉在宁兆香背上咿咿呀呀地叫着。
宁兆香背上景玉，拿上铁锹，往渠上去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弟弟一眼。弟弟蹲在门槛上，啃完了饼，正把饼渣一点一点地捡起来喂蚂蚁。
她走到渠岸上，把景玉解下来系在老椿树下。铁锹插进泥里，脚掌踩住锹肩，全身的重量压上去。铁锹切进淤泥，发出噗嗤的闷响。
娘家窝。她在心里头把这三个字嚼了一遍。从前在魏家榨，娘家窝是她娘的院子，是那三间泥巴和茅草盖的房子，是娘裹着小脚站在门口喊她“兆香”的声音。如今娘在丹江，这魏家榨没了她娘，就只剩下魏家榨。可她的灶台在这里，她的孩子们在这里，那个十天半月不回来、回来就钻进灶房给他们爷几个做好吃的男人在这里。
她直起腰来，往渠岸上看了一眼。景玉系在老椿树下，正低着头认真地撕一片芦苇叶子，撕成一条一条的，又拿胖乎乎的小手往一块儿拼。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孩子绒绒的头发上，泛着一圈淡淡的金光。
日子还得过。茅草屋也好，砖瓦房也好，风从墙缝里灌进来也好，四面墙严严实实也好。她有两只手，有四个孩子，有一个回来就钻进灶房的男人。这就够了。
她弯下腰，铁锹又插下去。一下，两下，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