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刘绍业就到了工地上。霜在枯苇茬子上结了一层铁青色的壳，脚踩上去咔嚓咔嚓地碎。他把铁锹从肩膀上卸下来，往地上一杵，锹刃插进冻土里，立住了。东方泛着鱼肚白，他眯着眼往那片还没砍倒的芦苇荡深处看。四干渠的线已经用白灰撒过了，弯弯曲曲的，绕过铁板沙，避开泡烂了的沼泽，从两个村子之间那道谁也不肯让的边界上挤过去。图纸上的线是直的，落到地上就弯了。

人陆续来了。安置点那边亮起了一盏盏昏黄的油灯，灯光晃动着，由远及近，在晨雾里化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晕。脚步声、咳嗽声、铁锹碰撞的叮当声，从各条泥泞小道上汇过来。来的人不光是青壮劳力。半大孩子跟来了，裹着头巾的妇女跟来了，佝偻着背的老人也跟来了，扛着镐头，挑着箩筐，挎着盛干粮的布兜。女人拽着男人的衣角，孩子攥着娘的裤腿，在寒风里缩着脖子，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地散开。四干渠是所有人的事——能下锹的下锹，能挑担的挑担，能送饭的送饭。安置点里几乎空了，只留下几个走不动路的老人看着更小的娃娃。

刘绍业在人群里看见了宁兆香。她背着景玉，手里牵着景波，景玲跟在她身后。走到渠岸上，她把景玉从背上解下来，拿一条打了补丁的布带把景玉拦腰系在渠岸上一棵老椿树上——这样孩子不会掉进渠里。景玲抱着一个豁了口的瓦罐，里头装着水。景波蹲在地上捡芦苇秆子，一根一根地码齐。

宁兆香安顿好孩子，直起腰来。弟弟扛着一把铁锹从人群里挤过来——那把锹是马德福帮他找的，旧是旧了点，锹刃磨过，还能使。他今年十岁了，个子蹿了一截，站在宁兆香身边已经齐她肩膀了。宁兆香看了他一眼，又看了刘绍业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抱怨，也没有犹豫，只是平平地看着他，像是在说——俺们都来了。刘绍业也没说话，只是把自己的铁锹往她那边推了推。他那把锹是新磨的，刃口亮晶晶的。宁兆香没接，从肩上卸下自己的铁锹——锹柄磨得光滑发亮，锹刃上还沾着昨天糊墙缝子时蹭上的泥。

“家里的锹俺使惯了。”她说。就这一句。

另一条路上，也来了一群人。本地的民工，县里从各公社抽调来的。他们扛着扁担，挑着箩筐，踩着冻硬的泥路往渠线上走。说话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刘绍业听了一耳朵——舌头打着卷，尾音往上翘，拐了好几道弯，像荆山楚地的石子路，十八弯。他听不太懂，只能分辨出几个零碎的字眼。

两支队伍到了渠线上，各自站定。中间隔着一道白灰线——是技术员用石灰粉撒的渠线，也是两道泾渭分明的目光。移民们攥着自己的铁锹柄，不跟本地人搭话，眼神碰上了就赶紧移开。本地民工默默打量着这些面有菜色、行李简陋的“外来户”——他们的棉袄补丁更多，扁担更弯，眼神更怯。

没有人先开口。本地人说话，舌头打着卷，尾音往上翘，像鸟雀子叫。移民说话，腔调里还带着丹江的浩渺水汽，字音平平的、宽宽的，尾音拖得长长，仿佛还眷恋着那已沉入水底的故乡滩头，一个字要在嘴里含很久才舍得吐出来。起初，这声音的壁垒比冻土更分明。冻土还能用镐头刨开，声音的壁垒看不见摸不着，你在这头，我在那头，中间隔着一堵空气做的墙。

刘绍业站在这道墙的正中间。他两边都听得懂，可他两边都不想多说话。

管分组的干部拿着名单扯着嗓子喊名字。刘绍业被分到了第三组，三十来号人，一半移民，一半本地。他刚要往自己组的集合点走，看见渠岸上走过来一个人。那人穿着灰布棉袄，袖口卷到手腕以上，走路的时候步子不大但很急。刘绍业认出了这张脸，脚下停了半步。

宋英。红升公社的副书记，二十岁。他在淅川就认识她——那时她刚毕业，插队当知青，抄着手站在雪地里，挨家挨户做搬迁动员。两年没见，两条辫子剪了，脸更瘦了，颧骨更突出了，但那双眼睛没变——清亮亮的，看人还是那么直直的不躲不闪。二十岁，比他还小十来岁，已经是管着三百号人的副书记了。

宋英看见了他，快步走过来。

“刘同志。”她叫了一声，嘴角往上翘了一下——那笑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可又忍不住。“有两年没见了吧。”

刘绍业点了点头。“你到这带队？”

“嗯。红升公社出了三百人。”她把袖口往上又卷了卷，“你这边呢？”

“三区的，都来了。”

宋英往他身后看了一眼。宁兆香正弯着腰，拿铁锹把渠岸上的冻土块拍碎。弟弟站在她旁边，也弯着腰，学着她的样子拍土。景玲蹲在旁边，拿芦苇秆子在泥地上画道道。

“那是你爱人？”

“嗯。”

宋英没再问。她看着他，像是想问什么，又没有问出口。

她知道他的成分。在淅川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她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只觉得这人字写得好——工作队里写标语、填表格，都是他一手包办。字是端端正正的正楷，横是横竖是竖，像他的人一样。后来慢慢知道了他的事，知道了“城镇”那两个字的分量。她心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同情太轻了；也不是不平，不平太远了。倒像是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种自己将来也要变成的样子。一个人扛着，不吭声，脊背挺着，一直走。她一个女干部，在男人堆里干活，凡事都要比别人多使一分力，多说一句话。她懂那种滋味。

“走吧。”刘绍业说。

宋英点了点头，转身往自己的组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他扛着铁锹的背影——那脊背还是跟两年前一样，挺得直直的。

管分组的干部还在扯着嗓子喊人。刘绍业站在他的第三组面前，左边是几个从凌楼来的移民，右边是一排本地汉子。没有人先开口。移民攥着自己的铁锹柄，本地人抄着手。两边都不看对方，看天，看地，看手里的家什，就是不看对面的人。

刘绍业把铁锹往地上一顿。

“乡亲们，我知道你们互相听不太懂。”他的声音不高，但周围安静了下来。“我是淅川人，也在荆紫关呆了八年。本地话我能听懂一些，淅川话我也会说。谁听不懂，来问我。不要吵，不要动手。铁锹是一样的铁锹，冻土是一样的冻土。今天咱们在一组，就是一条命。”

没人应声。一个肩膀最宽的本地汉子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停了一下。

“我叫刘绍业。跟你们一样，从淅川迁来的。家里六口人，四个孩子，住了两年多的泥巴房。今天跟你们一起挖这条渠。”

那本地汉子盯着他瞅了半晌，忽然把铁锹往地上一顿：“你说咋干。”

“先清芦苇，再破冻土。两人一组，一个砍苇根，一个挖土。不许吵架，不许动手。有啥话，跟我说。”

他刚要扛起铁锹往下跳，却听见旁边渠段传来一声吼。那声音不大，却像弹弓射出的石子，直直撞进每个人心里：“是党员的给大家做个表率，都给俺下！”

是宋英。她站在渠岸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露出的小腿已经冻得发青，那青色是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像冬天冻坏了的萝卜心。她目光扫过面有难色的乡亲——有人盯着冰冷的泥水，眼珠子一动不动；有人别过头，假装整理工具，已经整理了三遍了。话音未落，她第一个跳了下去。不是走，是跳。脚底板离开渠岸，身子往下落，噗通一声，泥浆溅起来，溅了她一身，溅到她的脸上，溅到她的头发上。

冰水不是漫上来，是咬上来。先咬住脚踝，然后咬住小腿。像无数烧红的针，同时刺进皮肤，不是一根一根地刺，是一把一把地撒，密密麻麻的，瞬间钉透皮肉，直刺骨髓。宋英猛地一个激灵，牙关咬紧，腮帮子绷出硬棱。她没有叫，没有跳，只是站在那里，让冰水漫过她的小腿，漫过她的膝盖。

人群一阵低低的骚动，窃窃私语像风掠过枯草——沙沙沙的，从这边传到那边，从前面传到后面。

刘绍业站在自己的渠段上，隔着十几丈远看着那个站在冰水里的背影。她的棉袄下摆浸湿了，沉甸甸地往下坠，可脊背是直的，脖子是梗着的，铁锹已经挥起来了——不是做样子，是真的一锹一锹往冻土里插。他在心里头算了一下，这上千人的工地上，第一个跳下去的，是个女人。不是干部动员的，不是别人推的，是她自己跳的。他想，这人跟老排长是一样的——老排长带队冲锋的时候，也是第一个往上冲，从不回头看一眼后面的人跟没跟上。

他把铁锹往肩上一扛，也跳了下去。冻土碎屑溅起来，溅了他一裤腿。铁锹插进冻土和苇根之间的缝隙里，脚掌踩住锹肩，全身的重量压上去，铁锹切进青灰色的冻土，发出噗嗤的闷响。

那个肩膀最宽的本地汉子脸膛陡然涨红了。他把袖子往上一撸，露出一截粗壮的胳膊，吼了一声：“我个大老爷们，还能让你们比下去？！下！”他几乎是扑进泥浆里的，溅起的泥点子劈头盖脸地泼了他一身。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扑通、扑通，像下饺子，更像绝望里投下的石头——不是往水里投，是往自己心里投。是把自己当成一块石头，硬生生投进这片冰寒刺骨的泥淖里，要在这死寂的荒原激起浪来。那浪不是水花，是人。是一个接一个跳下来的、弯下腰的、挥起铁锹的人。

刘绍业弯着腰，脊背弓成一张弓。他的锹不是硬撬——先顺着芦苇根的长势下锹，切断细的须根，再撬主根。冻土裂开的声音咔嚓咔嚓地响，苇根从土里翻出来，带着冰碴子，带着泥。

他旁边，宁兆香也在挖。她弯着腰，铁锹一下一下地插进冻土里，节奏稳稳当当的，就像她在河边捶衣裳一样有板有眼。弟弟在她旁边，两个人并肩，一左一右，铁锹同时落下，同时撬起。弟弟的锹小一些，每一锹都使足了劲，咬着牙，腮帮子鼓着，不吭声。他脚上的布鞋早就湿透了，泥浆从鞋口灌进去，从脚趾缝里往外冒。宁兆香偶尔直起腰来，往渠岸上看一眼——景玉被布带系在老椿树下，坐着玩芦苇叶子。景玲抱着瓦罐，老老实实地蹲着。景波捡了一大堆芦苇秆子，码得整整齐齐，仰着脸等她。她看一眼，又弯下腰去。

到了半晌午，渠线上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移民谁是本地人了。两人一组，一个砍苇根，一个挖土。说“搞么斯”的和说“弄啥哩”的肩并肩弯着腰，铁锹同时落下，同时撬起。喘出来的白气搅在一起，结成了同一片白雾，再也分不出彼此。

有人直起腰来喘口气，另一个就替他多挖两锹。有人滑倒了，旁边的人赶紧拽住他的胳膊。有人冻得直哆嗦，牙关咯咯磕着，旁边的人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只手也是抖的。

可冷还是冷。那冷不是温度计上的数字，是另一种东西——是风从芦苇荡里灌过来，贴着地皮刮，把冻土表面的霜卷起来，打在人脸上，像无数根极细极细的冰针同时扎过来。是铁锹柄握在手里，掌心那点热乎气被铁柄一点一点吸走，从掌心凉到手腕，从手腕凉到胳膊肘，从胳膊肘凉到肩膀。

到了午后，太阳像个冰铸的盘子，悬在天上。圆圆的，白惨惨的，没有温度，只是看着更冷。

有人实在撑不住，拄着锹把，颤抖着抬起一条沾满黑泥的腿。湿透的裤管紧贴在皮肤上，现出一种怪异的颜色——紫红里透出黑青。紫是冻出来的淤紫，红是皮肤底下被冻坏了的毛细血管渗出来的血色，黑青是冻得太久了，血液不流通了，皮肤开始往坏死的方向走的颜色。肿胀发亮，皮肤紧绷得仿佛要裂开，手指头按上去，能按出一个凹坑，凹坑慢慢地、慢慢地弹回来。活像从冻土里硬生生拔出来的紫萝卜——老家有一种萝卜，皮是紫的，瓤是白的，从土里拔出来的时候带着泥，带着须根，跟这条腿一模一样。

“嘿，看看你那腿！”旁边有人哑着嗓子笑起来，指着自己的腿，那条腿同样紫红里透黑青，同样肿胀发亮，“咱俩配对，能直接拉去菜窖当存粮！”

大家互相瞅着，目光从自己的腿移到别人的腿上，又从别人的腿移回自己的腿上。看着彼此那一条条不堪入目的“紫萝卜”，竟咧开干裂的嘴唇，嘿嘿笑了。那笑声不大，零零散散的，从渠的不同位置传过来。那笑容极短，嘴角往上翘一下，又落回去了，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晃就没了。带着苦味——不是真的觉得好笑，是实在找不到别的东西来笑，就只好笑这个了。呵出的白气倏地消失在寒风里，白雾从嘴里呵出来，被风一扯，就散了。

歇晌的时候，炊事班抬来了姜汤。人们哆嗦着围拢过去，用各种破碗、茶缸接过那点珍贵的暖意。刘绍业没去领，蹲在渠边上检查一把卷了刃的镐头。

宁兆香端着两碗姜汤走过来，往他面前递了一碗。刘绍业抬起头来，接过碗。她没说话，转身又往渠岸上走——弟弟蹲在老椿树下，拿袖子擦着脸上的泥，景玲把瓦罐递给他，他仰着脖子灌了几口水。景玲渴了，景波也渴了，景玉大概也该喂了。宁兆香走过去，在孩子们身边蹲下来。

那边宋英把自己的那碗姜汤让给了一个瘦弱的孩子。那孩子十五六岁，棉袄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竹竿上，挖几下就直喘。孩子怯生生地不敢接，宋英把碗塞在他手里，说：“喝。”就一个字。说完她又弯下腰，铁锹又挥起来了。她的棉裤早已湿透，沉得像铅，紧紧裹缚着腿，每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但她没有停。

刘绍业把碗里的姜汤一口喝了，站起身来，扛起铁锹，又往渠线深处走。前头还有铁板沙，还有芦苇根，还有漫长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冬天。

收工的哨子响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芦苇荡的西边，把天边染成一片暗红。人们拖着紫萝卜似的腿，互相搀扶着往渠岸上爬。渠还只是一条浅浅的、歪歪扭扭的泥沟，窄得只比脚板宽一点，浅得只到小腿肚子深。在无边的荒原和暮色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但所有人都知道，明天还要来。明天还要挖。后天，大后天，往后的每一个冬天和春天，这条沟都会一寸一寸地往前爬。终有一天，它会在无数这样的日夜交替、血肉打磨中，成为大地上一道流动的、温暖的、生生不息的血脉——四干渠的主干和它的无数支渠、毛渠，像一棵大树的根系，扎进这片曾经是芦苇荡的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那时候，渠水流过，麦子长起来，稻子黄了，炊烟升起来，孩子们在田埂上跑，老人们在渠岸上蹲着抽烟。这四万九千人，才算是真正把根扎进了这片土地。

刘绍业扛起铁锹，往安置点的方向走。宁兆香背着景玉，牵着景波，弟弟扛着铁锹跟在她身后。景玲抱着那个豁了口的瓦罐，走一步，瓦罐里的水晃一晃，叮叮咚咚的。

他没有回头。前头是灶台上温着的粥，是墙缝子里透出来的油灯光，是明天还要早起的晨雾。日子还长，渠也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