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熬过了一整个春天。1968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才刚进七月，日头就毒得像下火，把芦苇荡里的水洼子晒得冒泡，泥地上裂开一道道龟纹，干裂的泥片子翘起来，踩上去咔嚓咔嚓地碎。
可移民们的脸上总算有了笑模样。
砖瓦房在盖了。从木湖管理区指挥部往四周看，到处都是脚手架——杉木杆子绑的，歪歪扭扭的，可到底是个架子。区政府的楼也在建了，青砖砌到二层，灰缝还没勾，远远望去像个半大的孩子站在那里，缺胳膊少腿的，可看着就是叫人心里踏实。砖瓦是卡车一车一车从外地拉来的，水泥是移民们用肩膀一袋一袋从码头扛回来的，木头是从山上砍了扎成排顺着水放下来的。每一块砖、每一袋水泥、每一根木头，都沾着移民们的汗。可谁也不觉得苦，谁也不觉得累。
"赶在入冬前搬进去，就不用再受那墙缝子灌风的罪了。"
这话在安置点里传开了，家家户户都在说。宁兆香家的泥巴房在第三排，墙上的裂缝糊了又裂、裂了又糊，糊了七八回了。芦苇秆子从墙缝里露出来，天一潮就发霉，满屋子都是霉味，连被子都捂出了一股沤烂了的酸臭气。景玲一到阴天就咳嗽，咳起来小脸憋得通红，有时候咳得喘不上气，张着嘴像条被捞上岸的鱼。夜里宁兆香抱着她坐到天亮，一口一口地给她顺气，景玲咳累了就趴在她肩上睡着了，她才敢轻轻放下。
可现在砖瓦房就要盖好了。宁兆香去看了两回，站在那排还没封顶的砖瓦房前头看了好一阵子。墙是青砖的，砖缝里抹着灰泥，门框是实木的，窗户上装了玻璃。她伸手摸了摸那面青砖墙，砖面粗粗糙糙的，太阳晒得发烫。她想起魏家榨那间茅草屋，泥巴糊的墙，手指头一抠就掉一块。她又想起刚到木湖时那间八平方米的泥巴房，墙缝子能伸进手指头，风从缝里灌进来呜呜地响。住了两年多，住得她一到阴天就膝盖疼。
她把手从墙上收回来，转身往回走。景玲跟在她身后，手里攥着一根芦苇秆子当拐杖。景玉在她怀里，伸出小手去够路边的芦苇穗子，够不着就啊啊地叫。
弟弟今年十岁了，长高了不少，瘦得像根竹竿，可胳膊上有了一层薄薄的肌肉。他现在能帮着干不少活了——砍芦苇、挑水、在灶台前烧火。宁兆香下地的时候，他就带着景玲在安置点里玩，还会帮隔壁吴嫂家抱柴火。吴嫂逢人就说"兆香家那弟弟懂事得很，俺家那两个加一块儿都不如他"。宁兆香听了也不说什么，只是看着弟弟的背影多停一会儿。这孩子从满月就跟了她，她背着他下地、洗衣裳、赶集，他在她背上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如今他十岁了，早上不用人叫就自己爬起来，把院子扫干净，把水缸挑满，然后蹲在门口等她下地。她心疼他，可她不拦他。在这芦苇荡里，十岁的孩子就是半个劳力了。
二儿子刘景波今年两岁了，正是满地跑、什么都往嘴里塞的年纪。宁兆香给他取名景波——水波荡漾的波。她没跟刘绍业商量就取了，刘绍业回来知道了，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可晚上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好一阵子没睡着，忽然开口说了一句"波字好"。宁兆香没应声，可她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头胎那个没来得及落地的娃，要是活着，也该六岁了。景波景波，愿他像水波一样，哪怕风再大，也能往前荡。
小女儿刘景玉是去年秋天生的，过了年刚满一岁，还不会走，趴在地上爬来爬去，抓到什么都往嘴里塞。玉是石头里裹着的好东西，看着不起眼，剖开了里头是润的。家里四个孩子——弟弟算一个，景玲、景波、景玉，四张嘴，加上她和刘绍业，六口人。三十二块五的工资掰成多少瓣都不够花，队里分的粮食又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日子还是紧，可到底比刚来那会儿强了些。砖瓦房在盖了，区政府楼也起来了，日子总算有了个盼头。
就在这节骨眼上，天变了。
那天傍晚，宁兆香从队里收工回来，手里拎着锄头。天边的云彩不对劲——不是平常那种红彤彤的晚霞，是发乌的、发紫的，一堆一堆地往头顶上涌，像谁在天上泼了一盆墨水。空气闷得像蒸笼，一丝风都没有，连芦苇荡都静得不像话，平日里风吹过来沙沙响的苇秆子一动不动，像是憋着一口气。
"怕是要来大风了。"刘绍业站在门口，抬头看了一眼天，眉头拧着。他今天难得在家——所里没什么急事，他回来帮宁兆香砍了两捆芦苇，又把院子里的水缸挑满了。
宁兆香把锄头靠在墙上，拍了拍手上的土，说："你明天还走不走？"
"明天一早走。"刘绍业蹲下来，把院子里晾着的衣裳收了，叠好搁在床上。他又把门板后头那根顶门棍换了一根更粗的。
宁兆香看着他忙活，心里头踏实了些。他在家，她就少操一半的心。
吃过晚饭，天就全黑了。不是平常那种慢慢暗下来的黑，是一下子就黑了，像是有人拿一块黑布把天给蒙上了。风起来了，起初不大，呜呜的，像是什么东西在远处哭。后来越来越大，从呜呜变成了呼呼，又从呼呼变成了嗷嗷的嚎叫。芦苇荡被风压得齐刷刷地弯下腰，苇秆子互相碰撞，发出咔咔的声响，像是无数根骨头在折断。
泥巴房开始发抖。墙上的泥巴簌簌地往下掉，房梁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屋顶的芦苇秆子被风掀得哗啦啦响。门板被风吹得砰砰地撞门框，顶门棍顶不住了，门被吹开一道缝，冷风夹着细碎的沙土灌进来，煤油灯的火苗被吹得东倒西歪，差点灭了。
宁兆香把孩子们拢到床最里头，拿被子把他们裹住。景玲吓得直往她怀里钻，景波倒是没哭，瞪着眼睛看着屋顶，嘴巴张着，一脸愣怔。景玉更小，还不太懂害怕，只是被风声吓了一哆嗦，咿咿呀呀地叫了几声。弟弟坐在床沿上，把景玉抱过去，拿自己的小褂子给她蒙住头。
刘绍业站在门口，一只手顶着门板，另一只手把顶门棍重新塞好。他的脊背还是那么直，可宁兆香看见他的下巴绷得紧紧的。
风越来越大。屋顶的芦苇秆子被掀得哗啦啦响，有一角已经开始松动，泥巴簌簌地往下掉。宁兆香把孩子们拢得更紧了些。
刘绍业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床上那四个孩子——弟弟搂着景玉，景玲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两只眼睛，景波已经睡着了，小嘴微微张着。他就那么看着，看了好几秒钟，眼睛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翻涌。
宁兆香以为他会留下来。
可他把目光收回去，转过了身。
"绍业——"宁兆香喊了一声。
刘绍业的手搭在门板上，没动。他站在那里，脊背对着她，她能看见他的肩膀微微起伏着，像是在喘气，又像是在跟自己较劲。
他在想什么？他在想，风这么大，家里的屋顶撑不撑得住？兆香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景玲怕打雷，这么大的风她肯定吓坏了。景波前两天还有点咳嗽，可别折腾严重了。景玉才一岁，经不起折腾。
可他也在想——那些安置点怎么办？指挥部就老周和两个人值班，这么大的风，每个安置点都得靠人去通知。一间房里住了十来口人，墙都裂着缝，万一塌了……他不敢往下想。他是民警，他是吃公家饭的人。成分不好这些年，他处处低人一头，可他心里头一直憋着一口气——他要让人看看，刘绍业不是地主崽子，刘绍业是能干事的，是能担责任的。这口气撑了他十几年，撑着他半夜出警，撑着他跑安置点，撑着他在这芦苇荡里没日没夜地熬。
可还有一层，他说不出口，也不敢细想——万一领导要用人的时候他不在呢？万一指挥部那边缺人手，老周派人来找他，发现他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会怎么看他？他好不容易第一批报名迁过来，拼了命地干，不就是想让新领导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要是这一回他没去，前面那些苦不就白吃了？
这个念头像根针一样扎在他心里，扎得他坐立不安。
他的手在门板上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屋里，宁兆香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像是有根弦在一点一点地绷紧。她知道他在犹豫。她嫁给他快十年了，她知道他那个闷葫芦的心里头在想什么。他放心不下家里，他也放心不下外面。他被夹在中间，两头都放不下，两头都亏欠。
她想开口叫他留下。可她张了张嘴，没喊出来。
因为她知道，他要是留下了，今天晚上他一宿都合不上眼。他会想那些安置点，想那些墙裂着缝的茅草屋，想那些挤在一间房里的十来口人。明天早上他起来，会更难受。她会有一个安全的家，可他会有一个过不去的坎。
她不想让他过不去那个坎。
刘绍业终于动了。他把顶门棍又往里推了推，然后忽然松了手，拿起挂在墙上的那件旧雨衣，披在身上。
他转过身来，看了宁兆香一眼。那一眼里头，有愧疚，有不舍，有一种"俺对不住你"但又不得不走的东西。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宁兆香看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就是那么轻轻一点头，没有声音，可刘绍业看见了。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眶忽然有点发红，可他没让眼泪掉下来。他转过身，推开了门。
风猛地灌进来，把门板撞在墙上，砰的一声巨响。煤油灯灭了。屋里一片漆黑，只有门口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他站在门口，风把雨衣吹得鼓起来，整个人像是被风裹着。
"俺去去就回。"他说。
这句话说得很轻，可宁兆香听见了。她没应声。她知道他说"去去就回"是想让她放心，可她也知道，这么大的风，他这一去，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了。
宁兆香在黑暗里坐了很久。风声太大了，她听不见他的脚步声。她只能听见屋顶的芦苇秆子被风掀得哗哗响，听见墙上泥巴簌簌往下掉，听见孩子们在被子里缩成一团的呼吸声。
忽然，头顶上咔嚓一声巨响——屋顶的一角被风掀开了。芦苇秆子、碎泥巴、烂草哗啦啦地往下掉，正砸在床上。宁兆香本能地扑过去，把孩子们护在身下。泥巴砸在她背上、肩上，疼得她闷哼了一声。景玲哇地哭了，景波也跟着哭，景玉被弟弟搂在怀里，倒是没哭，只是啊啊地叫。
风从掀开的屋顶灌进来，冷得刺骨。宁兆香抬起头看了一眼——屋顶破了一个大洞，能看见外面黑漆漆的天，风裹着雨点子从洞里往下砸。
她咬了咬牙，从床上爬起来，摸黑找到那卷备用的芦苇席子——这是她平时砍了芦苇编的，本想着天冷了挂在门口挡风——又摸到几根绳子。她搬来梯子——说是梯子，其实就是两根木棍横着绑了几根芦苇秆子——颤颤巍巍地爬上去。风大得她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她一只手搂着梯子，另一只手把芦苇席子往屋顶的破洞上铺。席子被风吹得乱舞，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住一角，拿绳子绑在房梁上。绑了一角，另一角又飞了。她来来回回折腾了半个多时辰，手被绳子勒出了血，指甲劈了两个，总算把席子勉强固定住了。
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她的腿在发抖，膝盖磕在梯子横档上，疼得她龇了一下牙。她靠在墙上喘了好一会儿，才走到床边。孩子们挤在一起，景玲还在抽泣，景波已经哭累了睡着了，景玉在弟弟怀里也睡着了。弟弟睁着眼睛看着她，黑亮黑亮的眼睛在黑暗里像是两盏小灯。
"姐，姐夫啥时候回来？"
宁兆香没回答。她伸出手摸了摸弟弟的头，说："睡吧。"
她自己没睡。她坐在床沿上，听着风声，听着屋顶席子被风扯得呼啦呼啦响，听着远处时不时传来什么东西倒塌的闷响。她不知道那一夜是怎么过去的。只记得风小了一阵又大起来，大了一阵又小下去，反反复复，像是有个疯子在天地间跑来跑去。她每隔一会儿就去检查一下屋顶的席子，重新绑一绑松了的绳子。天快亮的时候，风终于小了，席子也不怎么响了。她靠在墙上，迷迷糊糊地闭了一会儿眼。
天亮了。风停了。
宁兆香推开门，看见外面一片狼藉。安置点里到处都是被风吹断的树枝、掀飞的芦苇秆子、碎泥巴、烂草。有几户人家的屋顶被掀了大半，有人在上面补。有的人家院墙倒了，有人在垒。孩子们在泥地里跑来跑去，捡着被风吹落的鸟窝。远处的芦苇荡被风压得东倒西歪，大片大片地伏在地上，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抹平了。
她看了看自家屋顶——席子还在，可屋角那片没被席子盖住的地方，泥巴被雨水泡软了，塌了一块。墙根底下也有几道新裂的缝，手指头能塞进去。灶台被雨水泡了，锅里的水是浑的。院子里晾衣裳的麻绳断了，衣裳掉在泥地里，沾满了泥浆。
她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卷起袖子，开始收拾。
弟弟帮她把衣裳捡起来，拿到河边去洗。她找了根新麻绳重新拴在两棵椿树之间，把洗好的衣裳搭上去。又和了一盆泥巴，搬了梯子去补屋顶上那块塌了的角。景玲带着景波在门口的空地上玩，景玉放在床上，用被子围了一圈怕她掉下来。
第一天她补了屋顶，堵了墙缝。第二天她把灶台清理干净，把泡了水的粮食捡出来晒。第三天她去砍了几捆芦苇，把院墙豁了口的地方补上。
到了第四天，宁兆香把孩子们攒了好几天的脏衣裳全搜罗出来——大大小小十几件，泥浆糊得看不出本来颜色，有的还被雨水泡得发硬。她蹲在河边搓了整整一上午，手在搓板上磨得通红，回来又把衣裳一件一件抖开，挂在麻绳上晾。麻绳不够长，她又扯了根旧草绳拴在另一头，搭得满满当当，像挂了半院子花花绿绿的旗子。
孩子们没了衣裳，就光着身子在院子里玩。景玲已经五岁了，知道害羞，蹲在屋门口的台阶上不肯出来，拿两只手捂着胸口，看见她娘往这边看就把脸扭过去。景波才两岁，光着屁股满地跑，什么都无所谓，追着一只蜻蜓跑了好几个来回，最后摔了个屁股蹲，坐在泥地上咧嘴哭了两声，没人理又自己爬起来了。景玉连站都不会站，裹着一块旧尿布趴在床单上，伸手去够窗台上爬过的一只蚂蚁，够不着就咿咿呀呀地叫。弟弟把自己的褂子脱下来给景玲披上了，自己光着膀子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抡起来，脊梁骨一节一节地凸出来，瘦得像把柴。
宁兆香晾完最后一件衣裳，直起腰来，看着这一院子的光屁股娃娃，拿手背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嘴角不知是苦还是笑地动了一下。她就那么靠着麻绳站了一会儿，也没去催谁穿衣裳——反正也没有能穿的了。太阳晒着，风从芦苇荡那边吹过来，衣裳在绳上轻轻摆着，孩子们光着脊背在衣裳底下跑来跑去，光溜溜的小脊背上印着一道一道的竹席印子。
她把他们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转身进屋，把昨晚上被雨泡了的粮食摊开在簸箕里，端到日头底下晒去了。
第五天，衣裳干透了。宁兆香一件一件收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搁在床头。她把孩子们叫过来，挨个给他们穿上。景玲穿上褂子的时候长出了一口气，像是终于不用躲了。景波倒是无所谓，穿上裤子还扯了扯裤裆，嫌不舒服。宁兆香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景玉的小褂子套好，又拿布带子在她腰上系了一道。她又把家里家外都查了一遍——屋顶不漏了，墙缝糊严了，院子扫干净了，灶台擦亮了，水缸挑满了。
五天里，刘绍业没有回来。
宁兆香没有抱怨。她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说起。隔壁吴嫂问她"你家刘同志呢"，她说"在指挥部忙"。吴嫂撇了撇嘴，没再问。可每天晚上，等孩子们都睡着了，她一个人坐在床沿上，看着那个空荡荡的门口，心里头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不是怨，不是恨，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像是一口气堵在胸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第六天傍晚，刘绍业回来了。
宁兆香正在灶台前熬粥。她听见脚步声，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没回头。她知道是他——这个安置点里，只有他走路是这个节奏，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落得很稳。
刘绍业推开门，站在门口，先往屋里扫了一眼。屋顶补过了，虽然补得歪歪扭扭的，可不漏了。墙缝糊了，院子里干干净净的，新麻绳拉在两棵椿树之间，笔笔直直的，在风里微微晃着，上面是空的——衣裳收过了，叠得整整齐齐搁在床头。孩子们都在——弟弟带着景玲和景波趴在床上写字，景玉躺在床内侧，睡得正香。床单是干净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灶台上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米香。
他愣了一下，然后肩膀微微松了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以为家里没事。他以为这场大风没怎么祸害到自己家。他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庆幸——还好，还好，家里没事。
宁兆香转过身来。
他看见她的脸，愣住了。
她的眼睛红红的，眼圈发黑，眼窝深深地陷下去，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干得起皮。她的头发胡乱地挽在脑后，好几缕散下来挂在耳边。衣裳上全是泥点子，袖口磨破了，手指头上缠着好几块破布条，有的渗着血。她就那么看着他，眼眶里的泪珠子转了又转，终于没忍住，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她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擦得眼睛周围红了一片。
"你……"刘绍业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宁兆香把手里的勺子往锅沿上一搁，勺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也没捡。她就那么站在灶台前，看着他，眼泪哗哗地流。
"你走的时候，咱家屋顶被风掀了。"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可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席子是俺一个人爬上去铺的，绳子是俺一个人绑的。墙是俺一个人补的，院子是俺一个人收拾的。五天，你走了五天。俺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修修补补了五天。你连个信都没有。"
她说到这里，声音忽然拔高了，带着哭腔，也带着一股子压了五天的委屈。
"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风有多大？你知不知道屋顶掀开的时候，泥巴砸在俺身上有多疼？你知不知道景玲哭了一宿，嗓子都哭哑了？你知不知道景波发烧烧了两天，俺拿湿毛巾给他敷了一宿没合眼？你知不知道景玉从床上摔下来过一次，幸好弟弟接住了，不然脑袋就磕在灶台角上了？"
她越说越快，越说越急，像是把这五天攒下来的话一股脑全倒了出来。
"你知不知道俺一个人爬到那个破梯子上，风大得差点把俺吹下来？你知不知道俺的手被绳子勒得全是口子，指甲劈了两个，到现在还在疼？你知不知道俺每天夜里都睡不着，听着风响就怕屋顶又塌了？你知不知道俺每次听到脚步声都以为是你回来了，推开门一看，不是，再一看，还不是？"
她说不下去了。她蹲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地抽搭着。哭声闷在膝盖上，呜呜的，像是什么东西被捂住了嘴。
屋里安静极了。弟弟趴在床上，一动不敢动。景玲和景波缩在角落里，睁着大眼睛看着。景玉被哭声惊醒了，咿咿呀呀地叫了两声，又睡着了。
刘绍业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他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嘴唇抿成一条线，腮帮子上的肌肉绷了又松，松了又绷。他的手在裤缝上攥着，攥得指节发白。他想说点什么，可他那张嘴，好话不会说，赖话也不会说，在单位里写了十几年的材料，此刻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慢慢地走进屋，在宁兆香面前蹲下来。他伸出手想碰碰她的肩膀，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他不敢碰她。他觉得他不配碰她。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很低，很哑，像是从嗓子眼里一点一点往外挤。
"兆香……俺对不住你。"
宁兆香没抬头。
他又说："俺从家里出去那天晚上，先去了指挥部。老周说风太大，好些安置点都报了险情，让俺分头去通知各点，先把老弱妇孺往砖瓦房那边转移。俺跑了整整一夜，跑了五六个安置点，鞋跑掉了一只，脚底板磨得全是血泡。"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可还是晚了。凌楼那边……路最远，俺赶到的时候，天还没亮，雨还没停。房子已经塌了。一整排连着塌的。一间房里住了十来口人，都挤在一起……"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死了三十多人。兆香，三十多人啊。有老人，有娃娃，有才娶了媳妇的后生。俺到的时候，有人在刨，用手刨，指甲全翻了，满手是血。俺跟着一块儿刨，刨出来一个，不行了，又刨出来一个，又不行了……"
宁兆香猛地抬起头来。她的脸上全是泪痕，眼睛红肿着，可那双眼里的光一下子变了——从委屈变成了惊，从惊变成了怕，从怕变成了说不清的东西。
"死了……三十多人？"她的声音轻得像是在问自己。
刘绍业点了点头。他蹲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他把那两只手伸出来——指甲盖翻了两个，手背上有几道深深的口子，血痂和泥糊在一起，手掌上的老茧被磨破了，露出里面嫩红的肉。
"吴怀三两口子也没了。"刘绍业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那个不满月的娃前些日子才埋的，这一回两口子都没跑出来。房子塌的时候，他媳妇把他往外推了一把，门被堵住了，两个人都没出来。剩下一个六岁的闺女……这一家子，算是绝后了。"
宁兆香听着，没说话。她没见过吴怀三，听刘绍业提起过吴怀三家的娃娃没了的事——那是刘绍业上一回在红旗公社坟地看到的。可此刻她听着，心里头像是有把钝刀在一刀一刀地割。绝后——这两个字在那个年头，比死还重。
"俺在凌楼待了五天。第一天挖人，第二天抬伤者，第三天收尸，第四天帮着安置活着的人，第五天帮着垒坟。有一家子，从宋湾来的，一家七口，死了五个，剩下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三岁的娃。老太太坐在废墟上，不哭不闹，就那么坐着。俺给她端了一碗粥，她没接，就那么看着远处，嘴里念叨着'房子快盖好了，房子快盖好了'。"
宁兆香不哭了。她蹲在那里，听他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刘绍业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兆香，俺不是不想回来。俺是回不来。凌楼那边死了那么多人，家家户户都在哭，俺要是走了，谁帮他们？指挥部的人手不够，老周自己也守在那边，几天几夜没合眼。俺……"
他说不下去了。
宁兆香看着他，看了很久。她忽然伸出手来，把他那只血糊糊的手握住了。她的手也全是伤，指甲劈了，指头上缠着破布条，可她的手是暖的。她把他的手翻过来，看了看他翻了的指甲盖，看了看他手背上深深的口子，然后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闭上了眼睛。
"绍业。"她叫了一声，声音已经平了，不抖了，只是还有些哑，"俺不是怪你。俺就是……委屈。"
刘绍业没说话。他蹲在那里，任她握着他的手。
"俺知道你干的是正事。俺知道凌楼死了那么多人，你要是能回来却不回来，那你就不是刘绍业了。"她睁开眼睛，看着他，"可俺也是个人。俺也会怕。风那么大，屋顶掀了，孩子们哭成一片，你不在身边，俺一个人……真的撑不住了。可俺不能撑不住。俺要是撑不住了，孩子们怎么办？"
她把他的手放下来，站起身来，走到灶台前，把掉在地上的勺子捡起来，在水缸里舀了水洗了洗，又放回锅里。她拿勺子搅了搅锅里的粥，粥已经熬得很稠了，咕嘟咕嘟冒着泡。
"吃饭吧。"她说。声音平平的，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刘绍业站起身来，走到灶台边，端起碗。粥很烫，他吹了吹，喝了一口。粥熬得很好，稠稠的，有一股米香。他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在凌楼那几天，饿了就啃一口干馍馍，渴了就喝一口凉水。他端着碗，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
宁兆香站在他旁边，看着他喝粥，什么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那三十多人……都是咱淅川的？"
刘绍业点了点头。
宁兆香不再问了。她转过身，把灶台上的碗筷收了，把锅里的粥盛出来晾着，把孩子们叫起来吃饭。弟弟带着景玲和景波从床上爬下来，一人端着一碗粥，蹲在门槛上喝。景玉醒了，宁兆香把她抱起来，拿小勺子一口一口地喂。
一家人围在灶台边上喝粥，谁也不说话。外头的天已经黑了，风早就停了，芦苇荡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刘绍业喝完粥，把碗放下，站起身来走到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宁兆香说："明天俺还得去凌楼。"
宁兆香把景玉放在床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她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床上那四个孩子。
"去吧。"她说，"家里有俺。"
刘绍业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天不亮，刘绍业就走了。宁兆香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站了很久。然后她转过身，把灶膛里的火生起来，往锅里添上水，把孩子们叫醒。
日子还要过。砖瓦房还在盖，区政府的楼还在建，孩子们的嘴还要喂。活着的人，还得往前走。
她把粥熬好，给景玲盛了一碗，又给景波和景玉各盛了半碗。弟弟端着碗蹲在门槛上喝，喝完了把碗舔干净。宁兆香把锅刷了，把灶台擦干净，把孩子们挨个收拾利索。
她弯腰把景玉背在背上，用布带缠了两道系紧了。景玉趴在她背上，小手搂着她的脖子，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她又腾出左手牵起景玲，右手扛起锄头。弟弟牵着景波跟在后头，景波刚学会走，步子还一摇一摆的。
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间被风掀过屋顶的泥巴房。席子还绑在房梁上，被风吹了一夜，歪歪斜斜的。墙上的新泥还没干，颜色比旧墙深一块浅一块。
她看了一眼，转过身，背着一个，牵着一个，扛着锄头，带着身后的两个，往地里走。晨风从芦苇荡那边吹过来，凉丝丝的，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得一颤一颤的。远处的砖瓦房在晨光里露出了轮廓，叮叮当当的响声从雾里传过来。
弟弟追上来，走在她旁边，仰着脸看她。
"姐，今天种啥？"
宁兆香脚步没停，眼睛看着前方那片灰蒙蒙的地头。
"种啥？队里让种啥就种啥。"
弟弟"哦"了一声，不再问了。宁兆香也沉默了。背上的景玉睡着了，口水淌了她一肩，她往上颠了颠孩子，把锄头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
一家四口一前一后，沿着那条泥泞的小路，走进了灰蒙蒙的晨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