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的通知下来得比预想的快。

老陈那天晚上蹲在宁兆香家门口抽了半宿的烟，最后把烟锅子往鞋底上一磕，说：“绍业是公家的人，干部随家属走。派出所那边要抽调一批民警先过去，帮着维持安置点的秩序。你们家是第一批走。”

宁兆香正在灶台前刷锅，听了这话，手里的炊帚停了停。她转过身来看着老陈，问：“俺娘她们呢？”

“你娘跟你继父得按生产队的批次走。”老陈站起来，把烟袋别回腰里，“第一批是青壮劳力，先去开荒。老弱妇孺最后一批，怕是要等到后年开春了。”

宁兆香手里的炊帚搁在锅沿上，没说话。老陈看了看她的脸色，又补了一句：“这是上头定的，谁也改不了。”

“迁到啥地方？”宁兆香问。

老陈把烟袋从腰里又抽出来，在手里攥着，没点。“湖北，祥瑞县。具体落脚的地方，叫木湖新建区。”

“木湖新建区。”宁兆香把这五个字念了一遍。没听过，想象不出来。她只知道淅川的水是从哪儿流到哪儿的，知道魏家榨每一道田埂的名字，可“木湖新建区”这五个字搁在一块儿，脑子里什么画面也没有。她沉默了一会儿，把炊帚拿起来，继续刷锅。老陈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晚上，刘绍业从所里回来，带回了一份盖着红戳的文件。他把文件放在桌上，坐在床沿上，低着头好一阵没说话。

宁兆香正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那份文件一眼，手里的活计没停。

“啥文件？”

“抽调通知。”刘绍业的声音不高，像是在做工作汇报，“湖北祥瑞那边新设了安置点，木湖新建区，要抽调一批民警先过去，维持秩序。所里把俺报上去了。”

宁兆香手里的锥子扎偏了，扎在手指头上，冒出一颗血珠子。她把手指头放进嘴里吮了吮，没吭声。

刘绍业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又把头低下去。“这次抽调，俺是主动申请的。”

宁兆香的手指头含在嘴里，停住了。

“所里念通知的时候，指导员问谁愿意去。没人吭声。”刘绍业的声音平平的，听不出什么波澜，“那地方你也听说了——湖北祥瑞的木湖新建区，两米高的芦苇荡，烂泥地，住的是芦苇秆子糊泥巴的房子。没人愿意去。俺第一个举了手。”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绞在一起，绞了一阵又松开。

“俺想着，俺成分不好。这些年，在所里写材料、下乡、陪领导考察，别人不愿干的俺都干，别人不愿去的俺都去。可成分那栏写的还是‘城镇’。这一回搬迁，别人眼里是苦差事，俺眼里——是机会。新地方，新领导，谁也不认识谁。俺第一个报名，头一批上去，干最苦最累的活，让新领导看看——刘绍业不是地主崽子，是能干事的。万一成分的事有了转机，咱们一家子往后的日子，就不一样了。”

宁兆香把鞋底搁在膝盖上，看着他那张在灯影里忽明忽暗的脸。她听明白了——他是想把“城镇”那两个字从户口本上抠掉。这两个字压了他十二年，压得他二十八岁才娶上媳妇，压得他有爹的坟都不敢回去找。现在他想拿命去换一个把这些都抹掉的机会。

“那俺娘呢？”

这三个字她问得很轻，可刘绍业听出了分量。

“你娘跟你继父按批次走。咱们先去，等他们到了，咱们已经在那边站稳了，正好接他们。”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认真，像是在陈述一个他反复盘算过的安排。

宁兆香没再问了。她把锥子在头皮上蹭了蹭，又扎下去，针脚密密实实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俺不是怕吃苦。俺就是放心不下俺娘。她裹着小脚，走快了都疼。继父那个脾气你也知道，指望不上他照顾人。俺要是走了，俺娘那边有个好歹，俺这一辈子都过不去。”

刘绍业沉默了一会儿，把手伸过去，把她的手握住了。他的手又大又糙，手掌上全是老茧，暖烘烘的。

“俺知道。等那边安顿下来，头一个就把你娘接过来。”

宁兆香没挣脱，也没回握。她把锥子从鞋底上拔出来，放在针线盒子里。

“你报名的时候，跟俺商量了没？”

刘绍业的手僵了一下。他确实没跟她商量。所里念完通知，指导员问谁愿意去，他脑子里过了三遍——成分、机会、她——前两遍压过了第三遍，手就举起来了。等他反应过来，手已经在半空中了。

“俺不是有心瞒你。当时那个情形，俺要是不举手，别人就得去。”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对不住。”

宁兆香看了他一眼，把他那只僵住的手从自己手上拿开，站起身来走到灶台前，把抹布拿起来擦灶台。擦了两下，她又把抹布放下了。

“去就去吧。俺有手有脚，到哪儿都能活。就是有一条——往后有啥事，你得跟俺商量。日子是两个人的，不是你一个人的。”

刘绍业点了点头，应了一声：“中。”

第二天，宁兆香把柜子打开，从最底层翻出一个布包来。布包打开，是那沓借条。她坐在煤油灯下，一张一张地翻，边角都磨毛了，有些纸条上的字迹已经被汗渍洇得模糊了。这些借条，有一角的、两角的、五分的，最大的一张是五角。搁在旁人眼里，这些钱不算什么，可她心里清楚，每一张借条背后，都是人家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王老六家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赵大娘的丈夫瘫在炕上半年多，李会计家五个娃，裤子都轮着穿。人家肯把钱借给她，不是人家富裕，是人家信她。这钱不还上，她走也走不踏实。

可还钱也得有钱。她翻遍了柜子，把家里的现钱凑了凑，又把几件像样的衣裳拣出来，打算去集上卖了。刘绍业看着她在那儿翻腾，没吭声，第二天从所里回来，把一个月的工资搁在她面前。

宁兆香愣了一下：“这个月不给你弟弟寄了？”

刘绍业把帽子摘下来搁在桌上，说了句：“不寄了。都难。”

宁兆香看着他那张被日头晒得黝黑的脸，知道他嘴里说得轻巧，心里头比谁都沉。他每个月发了工资，头一件事就是给他弟弟寄生活费，雷打不动的，有时候自己连双鞋都舍不得买。这一回他说不寄了，她知道他不是不想寄，是实在没办法了。老家的弟弟难，眼前的债更难，他选了先还债。

她没多说什么，把钱收好了。刘绍业又说：“俺跟所里说了说，领导同意预支了下个月的工资。眼下手头紧，先把窟窿补上。下个月紧巴点就是了。”

宁兆香听了，手里攥着那沓钱，好一会儿没动。她知道预支工资的分量——那是刘绍业在所里开了口的。他这个人，向来不愿意向组织张口，觉得自己成分不好，凡事都要比别人更硬气些。这一回他低头去求人预支工资，是为了让她在走之前把这笔债还上，让她走得心里踏实。她把钱拢好，分成几份，用纸包了，搁在贴身的口袋里。

宁兆香背着景玲，牵着弟弟，挨家挨户地去还钱。王老六的一角，赵大娘的五分，李会计的两角，一张一张的借条都还了。赵大娘攥着那五分钱，眼圈红了，转身从屋里端出一碗萝卜干硬塞到她手里。李会计低头看着那两角钱，嘴唇动了半天，说了一句“兆香，以前……俺……”，她没让他说完，笑了笑说“俺都明白”。

她把该还的都还完了，牵着弟弟往回走。弟弟仰着脸问她：“姐，你把钱都还了，咱还有钱不？”

“还完了就踏实了。咱不欠谁的，走到哪儿脊背都是直的。”

走的那天早晨，雾很大。河面上的雾浓得化不开，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人脸。宁兆香头天夜里去了一趟母亲那儿，把弟弟的事说了——弟弟跟他们走，又把攒了三个月的两块五毛钱搁在灶台上。娘低着头缝衣裳，缝了几针，忽然把衣裳往膝盖上一搁，拿袖子捂住了脸。

“你这娃，从小就倔。啥事都自己扛。到了那边，别光顾着扛，该歇就歇。”

宁兆香拿自己的袖子给娘擦了擦眼泪，说：“娘，你放心。俺到了那边，有手有脚，饿不死。”

继父坐在门槛上，把烟锅子磕了磕，站起来走进屋里，从柜子里摸出一个布包搁在她面前。是去年攒的二十斤粮票。“别让你娘知道。”他说完又坐回门槛上，背对着她，烟锅子叼在嘴里，没点火。

那是她记得的最后一个画面。

第二天清晨，宁兆香背着景玲，牵着弟弟，跟在刘绍业的板车后面往村口走。王婶和张桂兰几个妇人站在老槐树底下，说了些“公家的人就是不一样”之类的闲话，宁兆香回了几句嘴，没让她们占着便宜。走出村口好远，她攥着弟弟的手才松开——弟弟的手被她攥红了，仰着脸看她，一声没吭。

卡车在土路上颠簸了一整天。弟弟晕车，吐了两回，吐完了就软塌塌地靠在宁兆香腿上。到了傍晚才到县城，在县城的招待所里住了一夜——一间大通铺，地上铺着稻草，男男女女挤了一屋子。第二天天不亮又起来赶路，换了一辆往襄阳方向去的卡车。襄阳是这条搬迁路上的中转站。卡车穿城而过，没停，直接往码头开。

到了襄阳码头已经是第三天的晌午。他们在码头上换乘轮船。宁兆香这辈子头一回坐轮船，站在船舷边，一只手扶着被太阳晒得发烫的铁栏杆，另一只手把景玲紧紧搂在怀里。江水浑黄，江面宽阔得看不到边。江风吹过来，带着一股腥甜的水汽，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得一颤一颤的。

她忽然想起八年前，她蹲在河边的青石板上捶衣裳，刘绍业跟着老陈从河堤上走下来。那时候河面上也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碎金子一样的阳光晃了一下，照在她的侧脸上。那时候她二十岁，不知道往后会经历什么。现在她二十八岁了，怀里抱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肚子里还揣着一个，坐在这艘往湖北去的轮船上。江风还是那阵风，可河已经不是那道河了。

轮船在江上漂了整整一天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在船舷边喊了一声：“看见码头了——”

宁兆香站起来，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看。灰蒙蒙的天边，隐隐约约能看见一条黑线。那条黑线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不是一条线，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两米多高的芦苇遮天蔽日，密得像一堵墙，从江边一直铺到天边。风一吹，芦苇穗子齐刷刷地往一边倒，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无数只手在同时摩挲着什么。

轮船靠了岸。码头上到处都是人，黑压压的人头攒动着，从岸边一直铺到远处的堤坝上。大人们扛着包袱、拎着铺盖卷、抱着坛坛罐罐，脚步踉跄地从各条跳板上往下涌。孩子们被人群裹挟着，哇哇地哭着找爹娘。宁兆香从人群里挤过去的时候，听见了几句零星的说话声——都是淅川口音，可仔细听，尾音不太一样。仓房的、滔河的、宋湾的，哪个地方的人都有，混在了一起。她在魏家榨住了二十八年，认得的人不超过方圆十里。现在一船一船的人都是淅川老乡，可她一个都不认识。

突然间，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有人哭了起来。那哭声起初不大，闷闷的，像是一只被捂住了嘴的埙。然后它一点一点地往上涨——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人都在哭。女人蹲在地上抱着包袱嚎啕大哭，老人站在岸边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男人别过脸去肩膀一耸一耸的。孩子们的哭声最尖最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哭，只是看见大人们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

宁兆香站着没动。她听着这一片哭声，嘴唇抿成一条线，手指头攥着弟弟的衣角攥得发白。她没有哭。她把景玲往怀里紧了紧，转过身，跟着刘绍业往码头上走。

码头的尽头，是一片被砍倒的芦苇地。苇茬子一丛一丛地竖着，白生生的断口像被掰断的骨头。脚踩上去，苇茬子又硬又尖，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硌得脚心生疼。低头一看，到处都是水窝子，一洼一洼的，水面上浮着一层铁锈色的膜。烂泥地上到处是腐烂的芦苇叶子，踩上去软绵绵的，发出噗嗤噗嗤的水声，冒出一股腐臭的气味。

他们排成一列，钻进了一条被人踩出来的泥泞小道。芦苇秆比人的胳膊还粗，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人走进去就像掉进了一片没有尽头的黄绿色的海。苇叶边缘有细密的锯齿，割在人脸上、手上，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红印子，被汗水一蛰，火辣辣地疼。脚下烂泥能没到小腿肚子，拔出来的时候发出“啵”的一声，像拔瓶塞子似的。蚊子一团一团地在人脸前面飞，嗡嗡嗡的，赶都赶不走。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眼前忽然开阔了些。一片刚刚砍过的芦苇地上，趴着一排矮矮的房子。房子十间一排，墙体是泥巴糊的，泥巴里掺着切碎的芦苇秆。泥巴还没干透，有的地方裂开了指头宽的缝，能看见里面一束一束的芦苇秆子。被砍倒的芦苇堆在旁边，苇茬子一丛一丛地竖着。

管分配的干部拿着名单，手指头顺着名字往下划拉，划到“刘绍业”三个字的时候停住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这个穿着民警制服的高瘦男人，又看了一眼他身后抱着孩子的女人，伸出一根手指头往里一指——

“恁们就住这，一排三号。”

他顿了顿，扯着嗓子对周围刚下船、还茫然四顾的人群喊了几句：“大伙都听好了——这里，眼下叫湖北省祥瑞县木湖新建区！咱们是来开天辟地的，等把这块地盘顺了，行政班子搭起来，往后就叫木湖管理区！不管是新建区还是管理区，打今儿起，咱们就都是木湖人了！各家当家的，安顿好屋里头，明天一早到指挥部报到，要开荒！”

干部的声音在空旷的芦苇荡上空回荡，被风撕扯得断断续续。“木湖新建区”这几个字，就这样硬生生地砸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也砸在了宁兆香的心上。

她把这个地名在心里过了一遍。不是什么城镇，不是什么村子，是一个“新建区”——一个被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荡包围的、等待被开垦的新建区。至于干部说的以后叫“管理区”，那是以后的事，眼下她只看见这一地的烂泥和一墙的缝。

干部转身走了，脚步声在烂泥地里吧唧吧唧地响着，越来越远。

宁兆香推开门。屋里的气味扑面而来——潮气、泥腥气、腐烂的芦苇根子气搅在一起，闷闷地往鼻子里钻。房间不到八平方米，进门就是一个泥土地面，地面比外面低一截，踩上去软塌塌的，还带着潮气。屋里只有一张床——几根木桩子钉进地里，上面横几块木板，木板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芦苇席子。床不大，勉强能睡三个人，还得侧着身子挤着睡。墙角的泥地上搁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底还粘着一片干了的菜叶子。

她伸手摸了摸墙，手掌贴在泥巴墙面上，泥巴还是温热的，被日头晒得发烫。手指一抠就掉下一块来，露出里面黄褐色的芦苇秆，苇秆之间是空洞洞的缝隙，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呜呜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哭。

弟弟从她身后探出头来，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圈：“姐，咱家比这大。”

宁兆香没接话。她站在那儿，看着这间屋子的四面墙——泥巴糊的，芦苇秆子撑的，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把门板吹得吱呀呀地响。屋子外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荡，两米多高的芦苇遮天蔽日，把天都挡去了一大半。干部说了，这里眼下叫木湖新建区，往后叫木湖管理区，她家是一排三号。这就是她往后要住的地方。她活了二十八年，头一回觉着自己被扔到了一个天不管地不收的地方。魏家榨再穷，好歹有条河，有她从小踩惯了的青石板，有她亲手栽的那棵枣树。这里什么都没有。连天都不是从前的天了。

可她没抱怨。她知道这是刘绍业举手要来的地方，他是想给一家子争个好日子。她也知道自己有手有脚，到哪儿都能活。

她只是放心不下她娘。

她想起娘那双裹过的小脚，走快了就疼得厉害，在魏家榨的平地上走都费劲，要是到了这片芦苇荡里，一脚踩进烂泥窝子里，拔都拔不出来。她想起娘蹲在河边的青石板上捶衣裳的样子，棒槌起起落落，节奏稳稳当当的——可这里的河边没有青石板，只有烂泥和苇茬子。娘蹲都蹲不下去。

她想起头天夜里，娘坐在煤油灯下缝衣裳，缝着缝着把衣裳往膝盖上一搁，拿袖子捂住了脸。娘说“你这娃从小就倔，啥事都自己扛”，那声音闷在袖子后面，听不真切。可她现在站在这间八平方米的泥巴房里，那声音忽然变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她耳朵里钻。娘问起来，她该怎么说？说女儿现在住在“木湖新建区一排三号”？这名字，连她自己都觉得生疏得像另一个世界。

她又想起爹。爹被土匪害死那年她才七八岁，娘一个人把她带大，改嫁到继父家，看人眼色过日子。娘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她跟刘绍业结婚的时候，娘拿着那张红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嘴里不住地念叨“好，好，中”。她怀景玲的时候，娘隔三差五就过来看她，每回来都揣着两个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杂面饼子。她小产的时候，娘坐在床沿上，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淌，把衣领洇得深一块浅一块。

娘这辈子，把能给的都给她了。现在她被通知要第一批搬迁，说走就走，连娘的面都见不着。等娘跟着老弱妇孺的批次到湖北来，得等到后年。这两年里，娘要是磕了碰了，她连个递水的人都不是。继父那个脾气——她知道继父不是坏人，可他嘴硬心粗，照顾人不是他的本事。

她把手里抠下来的那块泥渣子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泥渣子在掌心里碎成了粉末，从指缝里簌簌地往下掉。

她没有哭。她只是攥着那块泥渣子攥了很久，攥到指节发白。

过了好一阵子，她松开手，拍了拍掌心里的土。转过身来，看了刘绍业一眼。他也正看着她，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他没说话，她也没说话。但他的眼神里有一样东西——不是道歉，不是愧疚，是一种比这两样都重的东西。像是他把她的担心全都看在眼里了，也全都装进心里了。

宁兆香弯腰把搁在地上的皮箱打开，从里面拿出那条红毯子，抖了抖，铺在那张铺了一层薄薄芦苇席子的床上。红毯子在这间灰扑扑的泥巴房里铺开来，那红色已经褪了不少，有的地方磨起了毛，可中间那颗五角星还是黄色的，镰刀和锤子还是清清楚楚的。

她铺完了，直起腰来，说了一句：“把墙糊一糊吧。风太大了。”

刘绍业应了一声，转身出门找泥巴去了。

晚上，一家四口挤在那张不到一米五宽的床上。刘绍业睡最外面，宁兆香睡中间，弟弟和景玲睡里面。四个人侧着身子挤在一起，翻个身都费劲。芦苇荡里的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呜呜地响。蚊子嗡嗡地绕着人脸飞，宁兆香拿衣裳给景玲盖住脸，自己拿手扇着风。

黑暗里头，弟弟忽然开口了：“姐，咱啥时候回家？”

宁兆香偏过头去看了看弟弟的脸，月光从墙缝里漏进来，照在他黑亮黑亮的眼睛上。

“这就是家。”她说。

弟弟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那娘啥时候来？”

“快了。”宁兆香把手伸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背，“等来年开春，娘就来了。”

弟弟“嗯”了一声，翻了个身，睡着了。宁兆香睁着眼看着头顶上那根黑漆漆的房梁，看了很久。外头的芦苇荡在夜风里哗哗响着，像在说着什么，又像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刘绍业就起身去安置点的指挥部报到了。宁兆香把弟弟和景玲安顿好，出门去打水。水井在安置点东头，排着十几口人的队。她拎着铁皮桶站在队伍里，前后都是生面孔。女人们凑在一起说话，都是淅川口音，可她仔细听了听——有人把“啥”说成“啥子”，那是滔河那边的；有人说“中”的时候舌尖往上顶，那是宋湾的；有人说话的尾音往下坠，她听着耳熟，像是仓房的。她张了张嘴想搭话，又不知道跟谁搭、从哪搭起。在魏家榨，方圆十里的口音都一样，谁家是谁家的亲戚她闭着眼都能数出来。现在安置点里都是淅川人，可一个都不认识。

她拎着水桶往回走的时候，路过隔壁那间泥巴房。门口蹲着一个女人，四十来岁，正使着湿芦苇秆子生火，浓烟滚滚的，呛得她直咳嗽，脸上一道黑一道白的。宁兆香看了一眼她塞进灶膛里的芦苇秆子——是青的，没晒干，怪不得光冒烟不着火。

她犹豫了一下。搁在魏家榨，她早就开口了。可这是生地方，这女人她没见过，不知道是哪个区的，也不知道脾性怎么样。她拎着水桶走了过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来看了那女人一眼。女人正拿袖子擦被烟熏出来的眼泪，抬头看见她，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嫂子，”宁兆香把水桶搁在地上，“青芦苇秆子烧不着，得先晒干了。”

那女人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俺说咋光冒烟哩。头一回来这地方，啥都不懂。”

“俺也是头一天。”宁兆香说。

“你也是淅川的？哪个区的？”

“三官殿魏家榨的。你呢？”

“俺仓房的。”女人说完，又补了一句，“俺姓吴。”

宁兆香说：“俺姓宁。”

两个女人站在那儿，忽然都觉得近了一层。都是淅川人，都是头一批来的，都是刚到这芦苇荡里的木湖新建区。可也就近了一层——知道姓啥、是哪个区哪个公社的，别的什么都不了解。宁兆香没再多说什么，拎起水桶进了自家门。过了一会儿，她把自家晒干了的芦苇秆子抱了一捆出来，搁在两家中间的空地上。那女人看见了，愣了一下，嘴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回头让你家男人上俺家喝碗红薯粥。”

这个女人姓吴，后来宁兆香叫她吴嫂。

住下来以后，日子一天一天地磨。刘绍业每天天不亮就去指挥部，天黑透了才回来。宁兆香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做饭、洗衣、砍芦苇、晒芦苇秆子、糊墙缝子。安置点里没有集市，买个针头线脑得走到十里外的小镇上去。她谁也不认识，去哪儿都靠自己摸。

最难熬的是傍晚。安置点里家家户户都在生火做饭，炊烟从芦苇荡里升起来，可走近了看，一张张脸都是陌生的。孩子们在泥地上跑来跑去，哭声喊声搅在一起，可没有一个是她认识的。在魏家榨的时候，到了这个点儿，王婶会隔着墙喊她一嗓子“兆香，你家灶火熄了没”，张桂兰会端着碗蹲在门口一边吃一边扯闲话。不管日子多难，总归有个声响，有人知道你是谁。

在这儿，没人知道她是谁。

又过了些日子，安置点里来的人渐渐多了，一排排泥巴房里都住满了。有一天下雨，宁兆香去水井打水，看见一个女人背着一麻袋芦苇秆子在烂泥地里走，脚底下一滑摔倒了，麻袋滚出老远。宁兆香赶紧放下水桶去扶她。女人爬起来，一身泥水，倒没哭，只是看着满地散落的芦苇秆子，嘴里嘟囔着“白晒了三天”。宁兆香帮她把芦苇秆子拢起来，两个人各背一半往回走。

女人说她姓朱，比宁兆香小三岁，跟着男人从滔河公社过来的，带了两个娃，小的还在吃奶。宁兆香一听滔河公社，心里动了动，又多问了一句是哪个村的，朱家媳妇说了个村名，宁兆香没听过，离魏家榨隔着三十多里地。三十多里，搁在从前不算近，可搁在这千里之外的木湖新建区，听着就觉得亲。到了家门口，朱家媳妇把芦苇秆子卸下来，搓了搓手上的泥，忽然说了句：“这地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宁兆香看了看她那张被雨水打得湿漉漉的脸，说：“往后你上俺家来说。”

就这么着，她慢慢认识了几个人。吴嫂，朱家媳妇，再后来是住在后排的马德福家。马德福也是滔河公社的，跟朱家媳妇的娘家隔着一个村子。他是个木匠，手巧，会用芦苇秆子编席子。他女人姓崔，是个闷葫芦，见人不太说话，但每回宁兆香路过她家门口，她要是正烙饼，总会掰半张塞过来，也不多言语，塞完就转身进屋。马德福有一天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看见宁兆香家弟弟蹲在地上拿芦苇秆子画道道，就问：“这孩子多大了？认字不？”

“八岁了。认得几个，不多。”

马德福把碗搁在地上，叫了一声“小牛”。一个跟弟弟差不多大的男娃从屋里跑出来，光着脚，裤腿一高一低的。“俺家这个也八岁了，皮得很。”他顿了顿，又说，“这地方连个学校都没有，娃娃们就这么野着，也不是个事。”

宁兆香看了看小牛，又看了看蹲在地上画道道的弟弟，没接话。

过了一阵子，马德福又找上门来，拎了一捆柴火。他说得支支吾吾的，意思是能不能让他家小牛每天过来跟弟弟一块儿认几个字，他每个月给提两担柴火。宁兆香看了看他那张被日头晒得黑红的脸，知道他一个木匠在这芦苇荡里使不上手艺，靠砍芦苇编席子换口粮，两担柴火对他们家来说不轻。她说柴火不用，把娃送来就行。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小牛就蹲在她家门口那片夯实的空地上，跟弟弟一块儿拿芦苇秆子在地上画字。没有黑板，没有粉笔，没有课桌，只有一片被踩硬了的泥巴地。画一道横是一，画两道横是二。画完了抬头看宁兆香，宁兆香摸摸他们的头，说画得好。

有一天傍晚，刘绍业从指挥部回来，肩上扛着一捆砍好的芦苇，手里拎着半袋子米。他的裤腿上糊满了泥浆，脸上被苇叶割了好几道口子，汗水一浸，红红的。他把芦苇铺在床板底下，铺了厚厚一层。又把米袋子搁在灶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

“头一个月工资发了。”他把信封递给宁兆香。

宁兆香接过来数了数，还是三十二块五毛。她没说什么，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留着下个月给他弟弟寄去，一份留着家用，还有一份拿油纸包好了，搁在柜子最里头。

“这是给俺娘攒的。”她说，“等她来了，头一个月啥都没有，得用钱。”

刘绍业点了点头，又说了句：“指挥部那边说，等安置点初步建好，就安排专船去接老弱妇孺。现在新建区升格成管理区了，后勤上的事也慢慢理顺了。俺跟管后勤的老周说好了，你娘那边有消息，他头一个通知咱。”

宁兆香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算是一个笑，只是嘴角翘了一点，像是心里头有一块石头被挪开了一道缝。他把老周这条线搭上了——她没交代过，她自己都没想到的事，他想到了。新建区升格成了管理区，那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再是一片临时的落脚地了，有人在管，有人在办事，她娘来了也有人接了。这个念头让她心里头踏实了一些。

她把那碗搁在灶台上晾了半天的粥端过来，搁在他面前。粥已经不烫了，温温的，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米油。刘绍业接过碗，埋头喝了起来。

她把芦苇秆子往灶膛里又塞了一把，火苗子蹿起来，照得她半边脸红扑扑的。

外头风从芦苇荡里灌过来，把门板吹得吱呀呀地响。远处有人家在生火做饭，炊烟从芦苇荡里升起来，细细的、淡淡的，被晚风吹散了又聚拢，聚拢了又吹散。那条被移民们踩出来的泥泞小道上，还有人在扛着芦苇捆往回走。宁兆香站在门口往远处望了一眼——芦苇荡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烂泥地还是走一步陷一脚。可灶台上的粥是热的，柜子里给娘攒的钱是多了一层的，墙上那道最大的裂缝已经被刘绍业用新和的泥巴糊上了。她也有了几个能说上话的人，吴嫂、朱家媳妇、马德福一家——都是从淅川老家来的，不同公社、不同村子，口音里带着各自老家的尾音。搁在从前，隔着几十里地，谁也不认识谁。可到了这千里之外的木湖管理区，淅川两个字就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这就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