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 黑色八月

1946年7月20日，岳西冶溪河。

雨已经停了，但空气里还是湿漉漉的，泥土散发着雨后特有的腥味。整编七十二师副师长祝顺鲲站在冶溪河镇东口的哨卡前，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三天前，他们三万人包围了冶溪河，围住了五千人的独二旅。他听了老长官胡之杰的劝，网开一面，放张体学走了。但上峰不这么想——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一天三封电报追着问："共军主力何在？为何冶溪河不见敌踪？"

祝顺鲲回电报说："共军趁夜突围，我军追击不及，共军已向蕲春方向逃窜。"他知道这个借口撑不了多久，但至少能拖上几天。

与此同时，整编七十二师师长傅翼正带着另一个旅，从北面的太湖玉珠畈方向向南推进。他的任务是从北向南"追剿"，与祝顺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但傅翼到了玉珠畈之后，除了看见几个惊慌失措的老百姓之外，连一个共军的影子都没见到。

"人呢？"傅翼骑在马上，用马鞭指着空荡荡的玉珠畈村，"情报不是说共军主力在玉珠畈吗？"

旁边的参谋赶紧递上电报："师长，刘主任的指令上说，共军可能在这一带活动……"

"可能？"傅翼冷笑了一声，"三十万人围了半个月，就给我一个'可能'？"

就在傅翼在玉珠畈发火的当天傍晚，侦察兵跑来报告："师长，东南方向发现共军活动！大约几十个人，正往英山方向移动！"

"追！"傅翼下令。

他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追。追了整整一天一夜，翻过了两座山叫鸡宠山和四流山，蹚过了一条河叫梅沿河，终于在一处山坳里"找到了"那支共军——一共不到二十人，为首的是一个叫汪进先的独二旅小队长，近到九龙坡又消失了。双方交火不到一刻钟，汪进先人钻进了英山长冲深处的密林。

傅翼站在山坳里，看着那些消失在山林中的背影，气得一脚踢在旁边的石头上："就这几十个人，让我跑了两天？"

他不知道的是——汪进先这二十个人，就是故意露面的。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把傅翼的主力引向英山方向，为张体学的大部队争取转移的时间。汪进先完成了任务，代价是牺牲了三个战士、打光了多半的弹药。

7月22日，郑州绥靖公署。

刘峙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鄂皖边的大比例军用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红蓝箭头——蓝色箭头代表国民党军的"追剿"路线，像一张巨大的蛛网；红色箭头代表共军的活动区域，稀稀落落地散布在将军山、桐山、仙人台、三角山之间。

"人呢？"刘峙问参谋长赵子立，"三十万人，追了一个月，张体学的人呢？"

赵子立站在地图前，用指示棒点了几处："共军化整为零，分散到了这些山区。每次我们发现他们的踪迹，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他们不打大仗，只打小仗——袭击哨所、破坏交通、割电线、贴标语。我们追，他们就跑；我们不追，他们又出来。"

刘峙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他想不明白——三十万人，装备精良、补给充足，怎么就抓不住几千人的游击队？这些共军难道会土遁不成？

"传令下去，"刘峙站起身，"让各部队汇报近日的情况。我要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

各地回电很快到了。七十二师说"在英山方向搜索中"，四十八师说"在太湖玉珠畈一带无发现"，五十八师说"在罗田羊角尖遭遇小股共军，已击溃"……汇报五花八门，但没有一个说"全歼"。

刘峙盯着那些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想起一件事——七月初，共军一旅皮定均部七千多人从宣化店向东突围，穿过大别山，越过津浦线，最终到了苏北。那是一支完整的建制部队，在三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这可能吗？"刘峙自言自语，"七千人的部队，在三十万人眼皮底下穿过了大别山？"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共军的大部队如果已经走了，留下来的独二旅又分散到了山里，那他这三十万人到底在追谁？

"给庐山发报。"刘峙对机要员说，"向委员长汇报——共军主力去向不明，疑已分散潜伏，请求指示。"

同一时间，江西庐山。

8月的庐山正是避暑时节，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掩映在苍翠的松柏之间。但今年的庐山，空气里弥漫的不是清凉，而是杀机。

蒋介石坐在书房里，面前也摊着一份地图——不过比刘峙的那份大得多，涵盖了大半个中国。他用红笔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宣化店、冶溪河、玉珠畈、羊角尖……每一个圈都代表着一次"追剿"的失败。

"三十万人，"蒋介石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怒意，"围了两个月，张体学的部队还在大别山活动。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支部队到底有多少人？"

站在他面前的几个高级幕僚面面相觑。没有人能回答。

一个幕僚硬着头皮说："委员长，据情报称，独二旅已经分散活动，具体人数难以统计……"

"难以统计？"蒋介石站了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庐山云海在阳光下翻涌，像一锅沸腾的水。他背对着幕僚们，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地转过身来。

他的声音不高，但在书房里回荡着，像一块冰冷的铁："传令下去——八月起，所有部队开进大别山。第一，修碉堡。每隔五里建一座，连成封锁线，把所有山路、关口全部封死。第二，住村剿灭。部队进驻每一个村子，逐村逐户搜捕共军。第三——"他顿了一下，目光变得更加阴冷，"五户连坐。一家通共，五户同罪。一个人藏共军，五家人一起杀。"

书房里一片寂静。几个幕僚低着头，谁也不敢说话。

"告诉刘峙，"蒋介石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让张体学在大别山变成历史。我要让那个地方，寸草不生。"

这道命令后来被称为"黑色八月令"。从庐山发出之后，被迅速转发到了大别山周围所有国民党驻军手中——刘峙的郑州绥靖公署、傅翼的整编七十二师、周岩的第六绥靖区、郭忏的武汉行辕，以及各地方保安团。三十万大军同时接到了同一个指令：进山，修碉堡，住村，连坐。

8月中旬开始，大别山深处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不是枪声，是锤凿声。

从将军山到桐山，从仙人台到三角山，每一条山道的要害处都在修建碉堡。青石、水泥、铁丝网、沙袋——这些材料被源源不断地运进山里。当地的百姓被强行征调去做苦力，老人和妇女被逼着背石头、和水泥。稍有怠慢就挨鞭子，逃跑就抓回来吊在树上打。

长绥卡南面一公里处，玉珠路口新修了两座碉堡。碉堡呈八角形，有三层楼高，墙上有射击孔，可以封锁前后一里地的通道。两座碉堡互为犄角，交叉火力覆盖了整个路口。

长定卡边的龙潭村口，也修起了一座碉堡。这座碉堡更大，基座宽约三丈，高约四丈，顶楼架着一挺重机枪，枪口对准了从英山方向过来的唯一通道。碉堡周围挖了三道壕沟，沟底插满了削尖的竹签。

龙井、莲花、北中、朱冲、檀林、大桴、何铺、百丈河、梅沿河、杨柳、冶溪河——几乎所有村庄的村口、路口、渡口，都在一夜之间冒出了碉堡。有的碉堡用青砖砌的，有的用石头垒的，有的干脆用木板和沙袋搭成临时工事。但不管是什么材料，每一座碉堡里都驻着士兵，每一个射击孔都指向了老百姓的房屋和农田。

一个多月之内，大别山深处的碉堡数量超过了三百座。加上国民党之前修筑的，总数超过了五百座。这些碉堡像一根根铁钉，钉在大别山的血肉里，把原本紧密相连的山谷、村寨、小路分割成一块块的碎片。

蕲春县檀林河的渡口旁，新修的碉堡就立在河岸上，机枪口正对着过河的必经之路。从此以后，檀林河两岸的老百姓要过河，必须经过碉堡的盘查。谁家买了多少盐、谁家来了亲戚、谁家夜里点了几盏灯——全在碉堡士兵的监视之下。

碉堡修好之后，清乡开始了。

8月下旬，大别山各村的村口贴出了一张告示。告示是用白纸黑字印的，贴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上面写着：

"查共匪张体学、钟子恕等，盘踞大别山，扰乱地方，祸国殃民。为剪除匪患，肃清地方，特悬赏捉拿首恶——拿获张体学者，赏大洋五万；拿获钟子恕者，赏大洋三万；拿获其他共党干部者，赏大洋五千至一万不等。凡通风报信者，赏大洋一千。窝藏不报者，与匪同罪，杀无赦。"

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大桴街口的石柱上就贴上了。过往的老百姓看了一眼，低着头走开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议论，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五万大洋，这是一笔能买下半座山的钱。但五万大洋能买得了一个人的命，买不了整座大别山的心。

清乡队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搜查得很细——翻箱倒柜、拆墙挖地、连灶膛都不放过。每一家的米缸、水缸、柴堆、床底、阁楼，全被翻了一遍。有人家藏着一把猎刀，被搜出来之后就被带走了，说"私藏兵器，通共嫌疑"。

更可怕的是"五户连坐"。一个村分成若干组，每组五户，互相监督、互相担保。如果其中一户被发现"通共"，其余四户一并处罚。轻则罚款、坐牢，重则枪毙。曾经在抗日时期和新四军有过接触的村子，被列入了重点"清剿"名单，许多无辜的群众遭到逮捕、关押、严刑拷打。

英山黄泥塘的老红军詹绪辉——不是张体学身边的那个詹绪辉，是同名的另一个老党员——就是在这次"清剿"中被敌人抓住的。敌人用电刑拷打了他三天三夜，要他说出共军的藏身地点，他始终只说了四个字："我不知道。"敌人后来把他押到大桴街，在十字路口示众后枪毙了。

桐山冲的老红军黄必德，也是在同一时期被捉住的。敌人用尽了酷刑——灌辣椒水、用烧红的铁条烫他的后背——他没有说出一个字。敌人最后把他杀害在桐山冲口的老槐树下。

这些消息，像冬天的风一样，吹遍了整个大别山。老百姓们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点灯。山里的地窖、山洞，成了人躲藏的最后去处。有时候，一家人挤在一个地窖里，一躲就是三五天，饿了啃生红薯，渴了喝墙角渗出的泥水。

清乡开始后，最先活跃起来的是各地的伪保长。

那些在抗战时期就替日本人做事的人，换了一身衣裳，又开始替国民党做事了。他们手里拿着告示，带着清乡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每指认一个"嫌疑人"，就能拿到一笔赏钱。每揭发一个藏共军的家庭，就能升一级官。

大桴的伪保长虽然已经被处决了，但周边的伪保长还在。仙人冲方向的一个伪保长，在短短半个月内就"举报"了三户"通共"的人家——三户人家的男丁全部被抓走，至今下落不明。这让他换来了二百块大洋的赏钱和一身崭新的制服。

更让人心寒的是那些为了自保而选择出卖的人。有的农民扛不住酷刑，被迫说出了伤病员的藏身地点；有的妇女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含泪交出了藏在自家柴房里的枪支；有的老人被关押了三天三夜，精神崩溃后招供了联络站的地址。

每次有人出卖，就有新四军战士牺牲。每次有人招供，就有一个联络点被端掉。大别山的空气里，弥漫着恐惧、猜疑和背叛的气味。

但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出卖。

桐山冲有一个叫田七的庄稼汉，家里藏了一个负伤的独二旅战士。清乡队搜到家里时，田七把伤员藏在红薯窖里，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稻草。清乡队的刺刀戳进稻草堆时，他咬着牙，面不改色。清乡队走了以后，他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但嘴里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你别怕，他们走了。"

田家桥有一个叫陈大嫂的妇女，丈夫在抗战中牺牲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清乡队来的时候，她正在灶房烧火，灶膛里藏着两个伤员留下的三支步枪。清乡队的人进来搜查时，她把灶膛里的火拨旺，又往里面添了几把湿柴，浓烟一下子充满了整间屋子。清乡队被呛得受不了，捂着鼻子出去了。那天夜里，陈大嫂把三支枪转移到了屋后的柴堆里，她一个人扛了三趟。

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冬天比比皆是。每一个故事都很小，小到没有人记载。但就是这些细小的、无声的坚守，托住了大别山即将坠入深渊的天。

1946年9月，将军山。

秋色开始浸染山林，松树的针叶还是绿的，但枫树和乌桕已经红了叶子。站在长绥卡上俯瞰，层层叠叠的山峦像一块巨大的织锦，红绿相间，在秋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但汪进先无心看景。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军装，站在长绥卡的青石卡墙上，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缓缓地扫视着山下的动静。望远镜里，他能清楚地看见新修的那两座碉堡——青灰色的碉堡像两个怪物，蹲在玉珠路口，机枪孔黑洞洞地对着山道。

"团长，"一个战士跑过来，"山下的侦查员回来了。他们说，大桴街那边又修了一座碉堡，何铺那边也修了一座。现在从长绥卡到大桴街，每五里就有一座碉堡。"

汪进先放下望远镜，没有说话。他转过身，走回卡墙后面的一间石屋里。石屋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钉着一幅手绘的地图——那是他根据侦查员汇报的情况，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着碉堡的位置、敌军据点、警戒线。

"你说，"他对身边的政委说，"敌人搞了这么多碉堡，到底图什么？"

政委是个三十多岁的干部，叫冯一鸣，瘦瘦的，戴着一副度数不高的眼镜。他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说："他们想把我们困死。碉堡是锁，清乡是网，五户连坐是剪刀——锁住山，网住人，剪断我们和老百姓的联系。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是无水之鱼。"

汪进先沉默了一会儿。他走到石屋门口，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秋风吹动他的衣摆，也吹动了山腰上的那些树——枫叶红了，松针绿了，乌桕树的叶子红得像火。

"有水之鱼，"他低声说，"他们剪不断。"

石屋的墙上，那张手绘的地图还在。地图上的碉堡标记——那些代表敌人力量的黑色圆圈——正在越来越多。但地图上还有一些别的标记：那些小小的、红色的圆点，代表的是还藏在山洞里的伤病员；那些弯曲的线，代表的是便衣队夜间活动的路线；那些被标了名字的村庄，是还愿意给新四军送粮送信的老百姓的家。

黑色的圆圈在增多，红色的火种也还在燃烧。

汪进先最后看了一眼那张地图，转过身，对冯一鸣说："走，去桐山。袁医官那边还有几个伤员要转移。"

他走出了长绥卡。身后，将军山的秋色在夕阳中燃烧成一片金红。远处的碉堡依然蹲伏着，像一只只沉默的野兽。但卡墙后面，那面褪了色的红旗还在风中飘扬，虽然旧了，虽然破了几处，但它还在那里。

独二旅分散活动后，国民党军则由集中“追剿”改为分散“清剿”，并“以绝对优势兵力配合地方保安团队，形成重层包围，逐步紧缩，由外向内”，企图对独二旅予以各个击破。国民党军还到处修碉堡，安据点，设游动哨、“递步哨”,扼守交通要道，同时强化基层反动政权，严厉推行保甲制度，大搞“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制造“无人区”。还采取粮食封锁、米中下毒等恶毒手段，妄图割断与破坏独二旅各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独二旅、地下党和游击队陷人极端困难的境地。当时，粮食、衣服、弹药的补给和伤病员的治疗与安置，均成了大问题。部队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只好以野菜、树叶充饥；晚上没有地方住，就钻山洞，搭草棚，在深山荒野露宿；伤病员缺医少药，靠自采中草药治疗，伤口溃烂，只有盐水消毒。战士们忍饥挨饿，赤脚行军，有时一天转移数次，行军50多公里，腿走肿了，脚掌磨烂了，仍坚持爬山涉水，唱着革命歌谣。尽管环境如此艰苦，斗争如此残酷，指战员和游击队员仍斗志旺盛，情绪饱满，充满着胜利信心。但是，由于每天处于行军作战中，部队极度疲劳，掉队生病者甚多，仅半个月，非战斗减员近1000人，不少干部、战士在敌人的反复“清剿”中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