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 烽火医护

荆竹山的夜色浓得像墨，只有几盏油灯在竹棚里亮着，像萤火虫一样微弱。

张体学坐在竹棚里，面前摊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竹墙上，又瘦又长。袁立山坐在他对面，手里端着一碗凉茶，茶碗在手里转来转去，没有喝。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肩头有两块深色的补丁，老花镜用胶布缠着腿，镜片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纹。

"张政委，"袁立山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张体学抬起头，放下手里的笔。

袁立山把茶碗放在桌上，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他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平日里惜字如金，但此刻他必须把所有的情况都汇报清楚。

"六月以来，敌人对蕲太英浠边的红军医院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搜山。"袁立山的声音很稳，但手指微微攥紧，"第一次是六月十五，国民党整编七十二师三十四旅一个营，从英山方向进山，包围了仙人洞医院。我们提前得到了消息，当天夜里就把伤病员转移到了将军山的白岩洞。敌人扑了个空，但把仙人洞里的药箱、器械全砸了，床板劈了烧火。"

张体学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第二次是七月初，敌人换了办法——不搜大洞，搜小户。"袁立山继续说，"他们派人装成采药的，走村串户，打探伤病员的下落。我们在乌沙畈的两个伤员，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幸好群众提前报了信，我们把人转移到了桐山冲的牛角洞。"

张体学点了点头。

"第三次——"袁立山的声音沉了下去，"是七月中旬，田双贵出卖了我们。"

张体学的眼皮跳了一下。田双贵，仙人冲人，老红军出身，当初也是袁立山亲自救过的伤员之一。1937年入党，后来担任过仙人冲区委委员，负责伤病员的掩护和转移。谁能想到——他竟然会叛变。

"七月十八那天，"袁立山的声音微微发颤，"田双贵带路，领着伪保长和保安团上了仙人洞。当时洞里住了十几个重伤员，都是我亲手包扎的，有的刚刚做完手术，还不能动。他们——他们把那些伤员从洞里拖出来，用绳子串成一串，押到大桴街上。"

袁立山停住了。他的嘴唇在动，但半天没有发出声音。

"他们……怎么处理的？"张体学问。

"在街上示众。"袁立山的声音几乎从牙缝里挤出来，"然后全部枪毙了。就在大桴街的十字路口，当着老百姓的面。十二个人——十二个伤员——他们连枪都端不稳了，被绑在柱子上，一排枪打过去，全没了。"

竹棚里安静得能听见油灯燃烧的细微噼啪声。张体学的手指按在桌上，指节发白。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但那双眼睛里的光，冷得像冬天的河水。

"田双贵现在在哪里？"他问。

"还在仙人冲。伪保长给他升了官，当了个什么自卫队的副队长，在仙人冲一带耀武扬威。"

"伪保长叫什么？"

"姓陈，大桴本地人，叫陈德财。以前做小生意，后来当了保长，心狠手辣。"

张体学站起身。他在竹棚里走了两步，靴子踩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走到门口，望着外面黑沉沉的夜色，站了很久。

"袁医官，"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种平静里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你现在还有多少伤病员？"

"分散在将军山、桐山、三角山三个地方，一共六十多人。"袁立山说，"荆竹山这边有二十多个，都是伤势较重的。我们在山后面重新挖了一个洞，洞口用藤萝遮着，很隐蔽。每天由群众轮流送饭，药是我自己上山采的。"

"你有没有想过撤出去？"张体学转过身，"把医院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袁立山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撤不了。伤病员太多了，有的动不了，有的还需要换药。能撤的我已经撤了一部分到了罗田那边，但剩下的这些——"他顿了顿，"我是他们的医生，我就得守着他们。"

张体学看着袁立山那张瘦削的脸，看着他那双因为长期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七年了，这个不知道是山东人还是河南人的瘦高个医生，在这片大山里守了七年，治好了上千人。他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汗水和泪水，全都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老袁，"张体学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你辛苦了。"

袁立山愣了一下，随即摆了摆手："说这个干什么。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本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红军医院的灯就不会灭。"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和张体学并肩站着。夜色中，远处的山影像一头蹲伏的巨兽，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政委，"袁立山忽然说，"那个田双贵，你不能放过他。他不仅出卖了伤员，还把我存放在田双贵家里的药箱、药品全交给了敌人。那些药是我攒了三年的，比金子还贵。"

张体学没有回答。他的手在黑暗中握成了拳头，又慢慢地松开。

"你放心。"他说。

当夜，张体学在荆竹山驻地召开了紧急会议。

油灯下坐着几个人——汪进先、李必东、袁立山，还有当地便衣队的几个骨干。张体学的脸在火光中忽明忽暗，但声音斩荆截铁。

"同志们，"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办两件事。处置叛徒田双贵，除掉伪保长徐美兰等坏蛋，为牺牲烈士伤员报仇。"

汪进先第一个站起来："政委，我带人去。"

"你带一个班，十个人。"张体学说，"兵分两路。一路从英山往子泉去仙人冲。一路由大同司何铺去大桴街。两路同时行动，天亮之前结束。"

他转头看向袁立山："老袁，你给我们带路。仙人冲你熟，田双贵家的地形你也熟。"

袁立山点了点头，把白大褂脱下来叠好放在桌上，换上一件深色的长马褂，腰间别了一支手枪。那支手枪是他从敌人手里缴来的，平时从不离身，但也很少用——他的武器是手术刀，不是枪。

"走吧。"袁立山说。

深夜，十个人分成两路，消失在荆竹山外的夜色中。

袁立山带着汪进先和五个人走小路，翻过了两道山梁，沿着一条被灌木掩盖的野径向仙人冲方向摸去。大别山的夜风吹着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无数人在低声说话。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仙人冲在望。冲里的十几户人家都熄了灯，只有村东头的一座青砖大屋里还亮着一盏灯——那是田双贵的家，一座用叛徒的血换来的新宅子。

袁立山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对汪进先说："田双贵住在东厢房，他老婆孩子住在西厢房。门口有两个哨兵，但都是本地的农民被逼着当的，不会太警觉。"

汪进先点了点头。他挥了挥手，五个人分成两组——一组从正门摸哨兵，一组翻墙进院子。

行动很顺利。两个哨兵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捂住了嘴。翻墙的一组跳进院子，一脚踹开了东厢房的门。

田双贵正躺在床上睡觉。听见门响，他猛地惊醒，伸手去摸床头的枪——但汪进先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的脑门上。

"田双贵，"汪进先的声音不高，"起来。"

田双贵的脸一下子白了。他认出汪进先，也认出了站在门口的袁立山。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些什么，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袁立山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油灯的光照在袁立山的脸上，那张瘦削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仇恨，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痛。

"田双贵，"袁立山的声音很轻，"你告诉我——那十二个伤员，你看着他们被枪毙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田双贵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嘴巴张开又合上，终于挤出一句："袁医官……我……我也是被逼的……"

袁立山没有再看他，转身走出了屋子。

汪进先把田双贵绑了起来，押出了院子。同一时间，另一路人也得手。

彭少兰被押到仙人冲，面对乡亲们的询问，面不改色地说：“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没办法。”当时组织上对他的情况还不掌握，没有立即处理。

又抓住了徐吉安.等叛徒。

田正佳等叛变后，给敌人做事，但因为“任务完成得不好”，1946年被敌人自己枪杀了。

天亮之前，两路人马回到荆竹山驻地。田双贵和徐吉安被绑在竹棚外面的大树上，背对背，等待最后的处置。

张体学走出竹棚，站在两个人面前。他看了田双贵一眼，又看了徐吉安一眼，然后转过身，对汪进先说了一句："按杀人尝命老规矩办。"

在1946年的大别山，对叛徒和罪大恶极的伪保甲长，只有用行动告戒，出卖同志的人，没有好下场。

枪声在仙人冲的山谷里回荡了很久。

袁立山站在竹棚门口，听着那两声枪响，双手为在天的战士说，“我为你们报仇了，安息吧战友”。远处，大桴街方向的晨光正在一寸一寸地亮起来，把仙人台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

天亮之后，张体学带着队伍赶到了大桴街。

大桴街是蕲春北部的一个小集镇，百十来户人家，一条石板路贯穿南北。

张体学走进街口时，路边的老百姓先是惊恐地往屋里躲，但看清了穿灰军装的人，又慢慢从门缝里探出头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出来，看着张体学，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

"你们……你们终于来了……"

张体学走过去，握住老人家的手："大娘，我们来晚了。"

老人家的眼泪夺眶而出："那些伤员啊……他们被绑在柱子上，动都动不了……那个姓徐的保长，还叫老百姓都出来看，说是'看看通共的下场'！"

张体学握着老人家的手，谢谢百姓爱护。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汪进先说："老汪，去找几块木板。"

汪进先愣了一下："政委，你要……"

"给山洞那十二个伤员立个牌位。"张体学说，"我们来不及给他们立碑，但至少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袁立山走上前来，一个一个地报出名字——每一个名字他都记得，每一个名字对应的面孔他都记得。那些人，有的三十多岁，有的十几岁，有的来大别山才不到一个月。

"陈小虎。"袁立山报出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声音有些哑了。

张体学认得这个名字，那个小战士，十六岁，江西人。

"好。"张体学站起身，"都记着。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给他们立碑——大别山的每一块石头，都要刻上他们的名字。"

木牌做好了。十二块手掌大的木板，上面用墨笔写着十二个名字。张体学亲手把木牌一块一块钉在山洞尚路口上。

"你们先在这儿看着，"他轻声说，"等我们把敌人的清剿打退了，就来接你们回家。"

风从街道尽头吹过来，吹动了那些木牌，发出轻轻的响声。象呼唤战友的风儿，今天那么轻那么柔！

处理完大桴街的事情，张体学带着队伍返回荆竹山。

袁立山的报告张政委，让他下定了一个决心——必须稳定荆竹山根据地，才能确保大别山游击战的持续。他召集了荆竹山周边各区的负责人，部署了未来一个月的防务。

"第一，"张体学站在一张石桌上，对二十多名区干部说，"红军医院的伤病员不能再集中了。从今天起，分成十个小点，每个点三五个人，藏在不同的山洞里。袁医官带着两名助手，负责巡查和换药。第二，荆竹山、三角山、将军山、桐山，每一座山都要设立流动哨，发现敌情立即报警。第三他看了一眼汪进先，"汪进先同志，你留在荆竹山，陪袁医官负责十个小医院的巡查和安全。老汪，你是本地人，山熟、人熟，敌人来了你能带人钻山。"

汪进先站直了身子："政委，我保证，一个伤病员都不会落到敌人手里。"

张体学点了点头。他转向袁立山："老袁，你的责任最重。你还要继续巡诊，照顾好每一个伤员。"

袁立山说："政委放心，我跟这些伤员打了七年交道了，谁有什么病我都知道。"

部署完毕，各区的负责人陆续散去。袁立山也背起药箱，带着两个助手，前往最近的伤员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在将军山北麓的一个溶洞里，洞口很小，要爬着才能进去，但洞里很宽敞，还有一眼药水。袁立山爬进洞里时，三个伤员正靠在一起，借着从石缝里漏进来的光，翻看一本破旧的小说《三国演义》。

"袁医官来了！"一个伤员高兴地喊起来。

袁立山放下药箱，摘下眼镜："躺下，换药。"

他一个一个地检查伤口，换药，包扎。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喝了一口水。伤员们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他外面的情况。

袁医官说："政委去了罗田。不过他说，只要我们守好这里，很快就能打回去。"

"袁医官，"一个伤员忽然问，"你怕不怕？"

袁立山愣了一下。

"怕。"他说，"我怕你们好不了，怕我采的药不够用，怕那些躺在别的洞里的伤员被敌人找到。可这仗总得有人打，你们总得有人救。怕归怕，该做的还是得做。"

他从石头上站起来，背好药箱："走了。明天还来。"

在荆竹山部署完毕之后，张体学又去了一趟将军山，检查长绥卡的防务。

汪进先在离开前对他说："政委你放心，我镇守长绥卡，坚持在山上收拢伤员和失散人员。袁医官那十个点，我都会定期巡查。"

张体学握着汪进先的手，郑重地说："老汪，你是独二旅留下来的骨干，必须守住这一方阵地。罗田那边，我打完仗就回来。"

长绥卡建在将军山北麓的一道山脊上。卡墙用青石砌成，厚达两丈，卡门上方的石匾刻着"长绥"二字。站在卡上向南望，将军山的轮廓尽收眼底；向北望，四流山的云雾在远处翻涌。这里是将军山最险要的隘口，也是通往岳西、太湖、桐山、英山、浠水罗田三条通道的咽喉。

汪进先带着十几个战士驻守在这里。他把长绥卡加固了工事，在卡墙后面堆满了石块——作为最后的防守武器。他把哨兵派到了卡外三里处，昼夜有人监视山下的动静。

张体学站在长绥卡上，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对汪进先说："老汪，你守住这里，就是守住了将军山、桐山、荆竹山的通道。我走了以后，万一敌人扑过来——能守就守，不能守就钻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汪进先点头："政委放心。长绥卡在，我在。"

张体学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过身，带着自己的队伍，沿着山脊线向罗田方向走去。

1946年8月下旬，张体学带着小五团的主力，离开了荆竹山。

队伍有二三百多人，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和扩充，虽然人数不多，队伍军民结合。每人身上都带着几天的干粮，枪擦得锃亮，绑腿打得很紧。

"好好养伤。"临走时他对他们说，"等我们回来，大别山就太平了。"

一个伤员撑起半个身子："政委，你要去哪儿？"

"罗田。"张体学说，"去打个回马枪。"

伤员点了点头，没有再问。张政委从坏里摸索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递给份员："政委，这是我攒的半包炒米，留给你们别饿着。大别山上野果树皮树根都是枚命粮食。"

张体学看着那个推辞。伤员接过来揣进怀里："好。我等你凯旋。"

他爬出洞口，洞外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暖融融的。他眯着眼看了看天，然后转过身，对身后的三十多个战士说了一句："走。"

队伍沿着将军山的山脊线，向东北方向的罗田行进。身后的长绥卡上，汪进先站在卡墙后面，目送着他们远去。风从将军山顶吹下来，吹动了他的军装下摆。

张体学走出很远，回头望了一眼将军山的方向。那座山在晨光中矗立着，像一尊沉默的巨人。他想起了袁立山，想起了那十二个被枪毙的伤员，想起了荆竹山里那些还在养伤的战士，想起了太平山、桐山、仙人台、三角山上正在坚持的每一颗火种。

他回过身，继续往前走。

罗田，羊角尖——他要去打那个回马枪。他要告诉敌人，独二旅没有被打散，大别山的火种还没有灭，新四军的骨头，比石头还硬。

队伍在山道上越走越远，最终消失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中。身后，将军山的晨光一寸一寸地亮起来，把那些暗红色的山岩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