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 白色恐怖

大别山的八月，本该是稻穗扬花的时节，漫山遍野的金黄铺在梯田里，风一吹便涌起层层金浪，像一匹巨大的绸缎从山腰一直铺到山脚。田埂上的野菊花开了，黄的白的，一簇簇地挤在一起。田里的稻禾正在灌浆，再过一个月，就该收割了。山里的石榴熟透了，一个个红彤彤的挂在枝头，把枝丫都压弯了腰。八月十五就要到了，往年的这个时候，大别山家家户户都要打糍粑、做月饼，孩子们提着灯笼在村口跑来跑去，老人们坐在月光下喝着自酿的米酒，说着那些老掉牙的故事。

但今年的八月，村里没有人，成了无人区。

桐山冲空了。朱家冲空了。田家桥空了。河家铺也空了。那些曾经鸡鸣犬吠、炊烟袅袅的村庄，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抹去了一样，只剩下一座座空荡荡的屋子和黑洞洞的窗口。

有家不能回，无家还被连坐——这是1946年秋天大别山百姓的真实处境。

国民党“黑色八月令”下达之后，三十万大军开进了大别山。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并村”——把山上的农户全部赶到山下的大垸子里集中居住。山上的人搬走了，房子就烧掉，或者拆了砖瓦去修碉堡。山上的田没人种了，稻子烂在地里，麻雀和野猪成了丰收的受益者。山上的水井被填了，山路被挖断了，原本生机勃勃的山林变成了无人区。

那些被赶下山的老百姓，挤在统一指定的“大垸”里。大垸被铁丝网围着，出入口有岗哨，只进不出。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有时候一间屋里挤着两三家人，锅碗瓢盆堆在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五户连坐”的制度让人人自危。每五户编为一组，互相监督、互相举报。一家藏了共军，其余四家同罪。轻则罚款，重则杀头。在这样的制度下，原本亲密无间的邻居开始互相猜疑，有人为了自保而举报，有人为了邀功而告密。那些被举报的人家，男的被带走审问，女的被关进“感化院”，老人和孩子被赶出家门，流落荒野。

大别山的天空，从来没有这样黑过。白色恐恢笼罩看每一个家庭。

将军山北麓，静室山岗上。

这道山岗藏在将军山和红布寨山之问，两边的山壁陡得像刀削过一样，中间只有一条两三尺宽的小路。沟里长满了灌木和荆棘，平时很少有人来，只有采药人和猎人才知道这条路。

8月中旬的一个黄昏，两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战士顺着这条山沟摸了进来。他们是从英山方向突围出来的，跟着部队打散了，一路上躲着敌人的搜索队，走了三天三夜，又累又饿，脚上的鞋底都磨穿了。

其中一个叫小刘，二十岁，湖北黄陂人，在独二旅当兵才半年多。另一个叫小陈，十九岁，江西九江人，参军时间更短，只有三个月。他们一路从罗田走到蕲春，再沿着将军山向桐山方向走，希望能找到失散的部队。

走到静室山沟尽头时，他们看见了一间土屋。土屋不大，屋顶铺着茅草，墙是用黄泥夯的，门前种着几棵南瓜，藤蔓爬满了墙根。屋前的晒场上晒着几把干辣椒和几串玉米棒子，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正在收衣裳。

小刘和小陈对视了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前去。

“大娘……”小刘的声音有些哑，“我们是新四军的，想……想借个地方歇歇脚。”

妇人回过头来。她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她叫胡为月，是这一带出了名的热心人，早年丈夫参加了红军，后来牺牲了，她一个人拉扯大了两个孩子。她看了一眼这两个年轻人——满身泥土、嘴唇干裂、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军装上的补丁摞着补丁，有些地方还渗着暗红色的血迹。

她没有多问，招了招手：“进来。”

两人跟着胡为月进了屋。屋里很简陋，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一个灶台。灶膛里的火还没有熄，锅里还冒着热气。胡为月从灶台上端下一只瓦罐，打开盖子——里面是半罐炒米。她从柜子里摸出两个粗瓷碗，一人舀了满满一碗，又往碗里各加了一勺白糖。

“吃，快吃。”她把碗塞到两人手里，“吃饱了赶紧走，最近清乡队天天搜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

小刘和小陈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炒米又香又脆，白糖的甜味在舌尖上化开，那是他们三天来吃的第一顿正经饭。两人吃得很快，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碗炒米扫干净了，连碗底的白糖都舔了舔。

“大娘，”小刘放下碗，擦了擦嘴，“我们想去找龙井河那边的部队，听说华加文团长在那一带活动。你知不知道路？”

胡为月的脸色变了一下。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你们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叫华加文？”

“对，华团长！”

胡为月低下头，声音更低了：“你们不知道……华团长已经牺牲了。上个月的事，在长定卡那边。他带着几个战士打掩护，让大部队撤了。他打光了子弹，最后……最后倒在了驼背岩那边。”

小刘和小陈手里的碗“当”的一声掉在桌上。小刘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才说出一句：“华团长……牺牲了？”

胡为月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屋里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灶膛里的火在噼啪作响，门外传来几声鸟叫，还有远处隐隐约约的风声。

“你们不能往龙井河那边走了，”胡为月终于抬起头来，“那边现在全是敌人，到处是碉堡和哨卡。你们去就是送死。往西南方向走，翻过将军山，那边还有咱们的人。”

胡为月从灶台下面摸出一个布包，塞给小刘：“里面有几块干饼，够你们吃两天。路上小心。”

小刘和小陈按照胡为月的指引，从静室山沟向西南方向走，准备翻过将军山。他们白天不敢走大路，专挑山间的小路和野径。走到龙井河附近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龙井河是桐山和将军山之间的一条小河，水不深，但很清，河底的卵石颗颗可见。河边有一条石板路，连接着桐山冲和龙井村。平日里这路上人来人往，但那天下午，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小刘蹲在河边的灌木丛后面，小心地观察着前方。龙井河的渡口旁，果然新修了一座碉堡——青灰色的砖墙，三个射击孔，顶楼架着一挺重机枪。碉堡门口站着两个哨兵，正在抽烟聊天。

“过不去，”小刘低声说，“渡口被卡死了。”

小陈指了指上游：“那边水浅，咱们从上游蹚过去。”

两人沿着河岸向上游走了大约两里地，找了一处河水较浅的地方，脱下鞋袜卷起裤腿，下了河。水不深，只到膝盖，但水流很急，河底的卵石又滑又硌脚。两人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地蹚过了河。上岸时，衣服湿了大半，但总算过了龙井河。

两人穿上鞋，正准备钻入对面的山林，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大喝——

“站住！干什么的！”

小刘回头一看——渡口的碉堡方向，有两个巡逻兵正朝他们跑过来。原来他们过河的地方虽然隐蔽，但岸上的水迹暴露了行踪。

“跑！”小刘喊了一声，拉着小陈就往山林里冲。

身后的巡逻兵举枪朝他们射击，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两人跑得飞快，钻进了密林深处。但跑了不到一里地，前面又有喊声传来——是另一队巡逻兵从前方包抄过来了。

前后夹击。小刘拉着小陈钻进一处灌木丛，两人趴在草丛里，大气不敢出。追兵近了，脚步声、叫喊声、拉动枪栓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搜！他们跑不远！”一个粗哑的嗓音喊道。

脚步声越来越近。小刘的手已经按在了枪上，准备殊死一搏。就在这时，灌木丛的侧面传来了另一种声音——是骡马踏过石子的声音，还有一个老人沙哑的咳嗽声。

“什么人？”追兵喊道。

“我……我是山下的老李头，赶骡子上山拉柴……”一个苍老的声音回答。

追兵似乎没太在意，挥了挥手让他走了。骡马的蹄声渐渐远去。追兵又在附近搜索了一阵，什么也没找到，最终骂骂咧咧地撤了。

等追兵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后，小刘才从灌木丛中探出头来。他看见刚才那个“老李头”的骡队已经走远，但骡子背上驮着的不是柴火，是几口用油布裹着的木箱——他忽然明白了，那不是真的樵夫，那是带着东西转移的地下交通员。

两人从灌木丛中爬起来，继续向将军山方向走。他们不知道的是——刚才在龙井河渡口的碉堡里，那挺重机枪原本已经瞄准了他们。但机枪手扣动扳机时，机件出了故障，卡住了。这一卡，救了他们两条命。

另一个方向，桐山南麓，袁公祠村。

袁公祠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十几户人家，坐落在桐山南坡的一片平地上。村口有一座祠堂，是明朝年间为了纪念一位姓袁的乡绅修建的，后来废弃了，成了老百姓堆放农具的地方。

占菏香的家在村子的最东头，是一间两进的土屋，是嫁到华家媳妇，前面是堂屋，后面是卧室和灶房。占菏香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丈夫在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牺牲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她是这一带最早入党的女党员之一，常年为游击队提供粮食和情报。

8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占桂香刚刚把两个孩子哄睡，正坐在灶前纳鞋底，忽然听见门外有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三短一长的敲门声——那是联络暗号。

她警惕地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人——是个年轻的战士，浑身湿透，脸上有一道新划的血口子，在夜色中看不太清，但能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在发抖。

“占姐……我是王老七的兵……”那人喘着气说，“我的部队在牛头冲被打散了，我一个人跑出来……后面还有追兵……”

占桂香没有多问，一把把他拉进屋里，反手把门闩上。她掀开灶房角落的一块石板——下面是一个地窖，平时用来存放红薯和萝卜的。她把战士推进地窖，又用石板盖好，上面撒了一层干草和几捆柴火。

“别出声，”她压低声音，“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

她把一切收拾好，刚回到灶前坐下，门外就响起了砸门声。

“开门！快开门！”

占菏香定了定神，放下手里的针线，走过去开了门。门口站着五六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人，为首的是桐山方向的伪保长，姓刘，三角眼、鹰钩鼻，手里举着一盏气灯，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占菏香，”伪保长华小辉走进堂屋，气灯往四下一照，“今晚有没有看到陌生人进来？”

占菏香双手拢在袖子里，神色平静：“没有啊，长官。我天黑就闩门了，一直在屋里做针线，哪有什么陌生人。”

伪保长在堂屋里转了一圈，又走到灶房门口，伸头看了看。灶膛里的火还燃着，火上坐着一壶水，正冒着热气。他用手电往灶房里扫了一圈——柴堆、米缸、水缸、锅台——一切正常。

“你家里有几个人？”伪保长问。

“就我和两个孩子。”占菏香说，“男人死得早，一个人拉扯娃。”

伪保长没再问什么，挥了挥手：“走，去下一家。”

一行人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消失在村口的夜色里。占菏香站在门口，听着那声音越来越远，直到完全听不见了，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她关上门，走到灶房角落，掀开石板，把战士从地窖里拉了出来。

“走了。”她说，“今晚你就住地窖里。明天一早，我给你弄点干粮，你从后山走。”

战士站在地窖口，看着占菏香那张被灶火映红的脸，想说声谢谢，但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当天把占菏香一家用绳子串捆住手，抓到土库楼并村了。在路上碰到华又其在唱一一

“打二（谐音：日）本，打一（谐音：傅翼）本，打了一本又一本啰……打二（谐音：日）本，打一（谐音：傅翼）本，打了一本又一本啰！”华又其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的老战士精神崩溃被带回后方袁公祠走詹菏香叔。国民党兵在牛冲清村路上张他一人在唱。知道他病得不轻，用皮鞭抽他，边抽边问：“新四军藏在哪里？”又其依旧唱着：“ 打二（谐音：日）本，打一（谐音：傅翼）本，打了一本又一本啰…… 打二（谐音：日）本，打一（谐音：傅翼）本，打了一本又一本啰……〞边唱边走，也没有供出隔壁地下菏香妈妈藏在地窖的新四军。他还等国民党兵走了，回家把自己吃不完的红署，分给地窖里的战友吃。

救新四军的人家一个连一个，一湾连一湾。

桥里湾詹家，红军湾。

红军湾是一条山沟里的村子，因为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在这一带活动而得名。村子里住的都是贫苦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情很深。1946年秋天，这里也成了国民党清乡的重点区域。

田凤英是红军湾的卫生队长，三十来岁，中等个子，圆脸，一双眼睛特别亮。她学过一些医，会包扎伤口、会接骨、会采草药。独二旅分散游击以后，她带着几个卫生员留在红军湾，负责收容和护理分散在各处的伤病员。

8月底的一天下午，田凤英正在家里整理草药，忽然听见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她抬头一看——两个战士冲了进来，浑身是泥，满头大汗，其中一个的左肩还在往外渗血。

“田队长！”跑在前面的战士喘着气说，“我们被追兵跟上来了！”

话音未落，外面的枪声就响了。子弹打在门板上，噗噗作响。

“快进来！”田凤英把他们拉进屋，四处看了看——堂屋太小，没有藏身的地方。她的目光落到了里屋的床上。

“你快躺到床上去！”她对那个肩膀受伤的战士说，“把被子盖好，闭上眼睛！不管谁来，你都不许动！”

那个战士躺到床上，田凤英用一床旧棉被把他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另一个战士没有受伤，但浑身都在发抖。田凤英看了他一眼，拽着他来到灶房后面的一条阴沟前——那是一条排水的浅沟，上面盖着石板，里面勉强能蜷下一个人。

“进去！别出声！”

另一个战士钻进了阴沟，田凤英把石板盖好，又往上面撒了一层灶灰。她转身回到床边，刚坐下，门就被踢开了。

三个国民党兵冲了进来，端着枪，枪口对着田凤英。为首的一个是个班长，瘦高个，酒糟鼻，手里提着一把手枪。

“你叫什么名字？”

“田凤英。”

“刚才有没有人跑进你家？”

田凤英坐在床边，神色平静得像一潭水：“没有啊，长官。我一直在家，什么人也没看见。”

班长在屋里转了一圈——堂屋空空荡荡，只有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灶房里只有一堆干柴和几口瓦罐；里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

“床上是什么人？”伪军班长指着床上那个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影。

田凤英低下头，声音忽然变得低哑：“是我家老头子……病了快半个月了，起不了床……”

“病了？什么病？”

“痨病……大夫说怕是治不好了……”田凤英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哽咽，她伸手掀开被角，露出那人苍白的面孔。

伪班长用枪口拨了拨被子，那人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班长看了看那张苍白的脸——确实不像装的，痨病病人就是这个样子。

“你叫他一声，看他应不应？”伪班长说。

田凤英低下头，凑近床上的人，用一种又亲又哀的腔调唤道：“老头子……你醒醒，长官来看你了……你还好吧？”

床上的人嘴唇动了动，发出一声含混的、像是呻吟的声音。田凤英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对伪班长说：“又发热了……长官，你看……”

伪班长摆了摆手：“行了行了，走吧。”他转身带着两个士兵出了门。脚步声渐渐远了。

田凤英坐在床边，一直等到脚步声完全消失，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她把被子掀开，那个战士睁开了眼睛，额头上全是汗。他刚才一直憋着呼吸，脸都憋红了。

“田队长……”他小声说。

“别说话。”田凤英站起身，走到灶房后面，把阴沟里的另一个战士拉了出来，“你们先歇着，天黑以后我送你们走。”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掩护这两个战士的同时，村里的另一个党员詹先全，被敌人抓走了。

“这里天天搜家，你俩到后山上有个大石坎，那里可以避风雨，又能观察村里伪军行动。快拿些苕干和米上山藏着。我会隔三天给你送补给。”红军医疗队队田风英失散后，在家一直做支持红军新四军交道救急保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天晚上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山上巨石松脱压死正在石坎下躲避的二名新四军。田风英悲恨交加，责怪自己怎么不留他住家里。白色恐怖下，没有办法呀！但是，爱军的心象大别山样一直在这位失散女红军的心里。

詹先全被抓走的时候，天快黑了。

他是在村口被截住的。那天傍晚他去河边挑水，刚到河边就撞上了一队巡逻的敌人。他扔下水桶想跑，但敌人更快，两个兵追上去把他按在了地上。

“你是共党？”敌人问他。

“不是。”他说。

“那你跑什么？”

“我……我害怕……”

敌人不信。他们把他绑了起来，押到了村东头的一间榨油房里。油房不大，正中有一口巨大的木制油榨，旁边是一座用青砖砌的灶台，灶上放着一口大铁锅，锅里还残留着半锅黑乎乎的油渣。房梁上挂着几根粗麻绳，平时是用来吊油桶的。

敌人把詹先全吊在房梁上，手脚都被麻绳捆得紧紧的。带队的伪军官是个三十多岁的河南刘峙的人，姓胡，满脸横肉。

“说，”胡伪军官走到他面前，“共军的伤病员藏在哪儿？”

“我不知道。”詹先全说。

胡伪军官没有说话。他从灶台上拿起一把火钳，放在灶膛里烧红，然后走到詹先全面前，用烧红的火钳烫在他大腿上。

“啊——！”詹先全惨叫了一声。

“说！”

“我不知道！”詹先全的声音在发抖，但仍然咬着牙。

胡伪军官把火钳放下。他看了看灶台上的那口大铁锅，忽然有了一个更恶毒的主意。他吩咐士兵把灶膛里的火烧旺，又让人从村外的水井挑来几桶水，倒进大铁锅里。锅里的水慢慢地开始冒热气，然后翻滚起来。

“把他放下来，按在灶台上。”胡伪军官说。

几个士兵把詹先全从房梁上再束紧四肢，皮掀抽打詹先全的衣服已经被撕烂了，皮开肉绽，鲜血四溅。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共军的伤病员在哪儿？”

“我不知道。”詹先全的咬断舌欲自尽。

胡军官从灶台上拿起一把日本军刀—又长又薄又尖㠴，刀刃闪着寒光。他走到灶台前，用刀尖在詹先全的背上划了一道——皮肉翻开，鲜血涌出来，顺着脊背往下淌。

詹先全咬住了自己的嘴唇，没有叫出声。

“骨头硬是吧？”胡伪军官冷笑了一声，“我让你硬。”

他把詹先全的背上的皮肉一块一块地剐了下来——每一刀别下去，都带起一小块带血的肉。他把那些肉扔进翻滚的开水锅里，肉片在沸水中翻滚了几下，就用刀挑起，塞进先全嘴里。

詹先全已经疼得昏过去了一次，又被一瓢冷水泼醒。他的嘴唇咬出了血，指甲抠进了长凳的木缝里，但他始终没有说一个字。

胡伪军官从锅里捞起一块煮熟的肉，放在嘴边吹了吹，塞进自己嘴里嚼了起来，又倒了一碗酒：“好吃！共军的肉，比猪肉香！”

他又捞起一块，走到詹先全面前：“来，你自己也尝尝！”

詹先全被按着头，强行塞了一口煮熟的肉。那是他自己身上的肉。

胡伪军官看着詹先全痛苦扭曲的脸，放声大笑。他坐回桌边，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嘴里还念叨着：“共军的肉真香！再来一碗！”象得疯狂病的牛，牲畜一样无人性。

那天晚上，詹先全被折磨了整整两个时辰。敌人用尽了所有的酷刑——用烧红的铁条烫他的背，用开水浇他的伤口，把他身上剐下来的肉一块一块地煮熟。詹先全至死没有说出一个字。天亮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呼吸了。敌人把他吊在榨油房的房梁上示众。路过的人远远地看着，一个个咬着牙，攥紧了拳头，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心里都在说同一句话——这个仇，一定要报。

并村搜查的力度越来越大。

8月底的一天，将军山上蕲春牛冲村的农民田兴善一家，被从家里拖了出来。田兴善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如人。有一个二岁孩子和一个才百日的孩子，扔在茅屋里，田兴善做月子的人被强行捆住手和二岁大孩子串在一根绳索上。

清乡队把田兴善一家和他们隔壁的蔡家四户人家数十人，用草绳绑成了一串——每个人都被绳子捆住手腕，一个接一个地串在一起，像一串蚂蚱。草绳勒在肉里，稍微一动就勒得生疼。

“走！”清乡队的伪保长用枪托推了田兴善一下，“到太湖杨湾去！”

牛冲村到太湖杨湾，要翻过一个山头，走二多里路。八月底的天还很热，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晒得人头晕眼花。田兴善走得跌跌撞撞想回家抱孩子.。孩子大概是饿了，开始哭，哭声在空旷的山路上传得很远。隔着山母子在哭，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别让那娃哭！”保长喊“把嘴捂上！”

孩子终于气断没有哭泣声。

“我要回去？我的孩子呀”田兴善哭喊看。保长回头瞪了他一眼，“谁让你回去了？统一集中！一个都不准回！”

田兴善还想说什么，旁边的一个士兵一枪托砸在他的背上，他往前踉跄了几步，差点摔倒，身后的蔡家老汉一把扶住了他。

“别说了……”蔡家老汉低声说，“说了也是白说……”

到了杨湾村，所有人都被关进了一座大猪圈里。恶臭猪固挤了几十个人。没有床，没有被子，就睡猪屎的地上。吃的是猪槽稀粥，没碗手抓看吃，清得像水一样抓不了。孩子哭，老人咳，年轻人默默地靠着墙坐着。

三天之后，清乡队通知他们可以回去了。田兴抱着孩子从茅屋子里走出来时，孩子已经冰冷无声走了。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小脸发青里，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仿佛世界无人烟了。

三个月大的孩子，在三天没有奶水、没有热水、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的环境里，活活冻死了——八月底的大别山，白天热，夜里冷，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根本扛不住。“我原本防止防豺狼吃孩子，却没有防住吃人的伪豺狼啊！？”田兴善只晕了。

苏醒后又是一天。田兴善抱着孩子走到将军山口，一句接一句自责说一一“是为娘没照顾好你，是娘有过，原谅母亲吧孩子。〞 他择向阳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小坑，把孩子埋了进去。挖坑的时候他没有哭，埋土的时候他也没有哭。他把最后一捧土拍平了之后，坐在坑边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站了很久很久，久到太阳从头顶偏到了西边。才挪回茅草屋。屋里的大孩子被惊吓，哭着喊娘，她抱着大孩子一起哭一阵，然后，给孩子烧一塘火烧红苕给大孩子吃。

大别山的秋天说来，随风一吹就来了。

山上的枫叶红了，乌桕叶也红了，远远望去，像一片燃烧的火海。稻子已经收了，田里只剩下茬子，裸露在秋天的阳光下。那些被并村后废弃的村庄，屋顶上长出了野草，墙上爬满了藤蔓，像一座座沉默的坟茔。

将军山顶上，那么多老松树还在。风吹过树枝，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唱一支古老的歌。

那些躲在深山里的人——藏在山洞里的伤兵、藏在密林里的便衣队员、藏在老百姓家地窖里的战士——他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多坏，但他们都感觉到了。那种感觉像冬天的风一样，从皮肤的缝隙里钻进来，钻到骨头里，让人从里到外地冷。

但他们都没有放弃。

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是一颗火种。每一颗火种，都在等着春天到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