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是地皇三年的深秋走的。
那年，新莽的天下已经乱了。矿场被兵荒波及，苦役跑了大半，监工也跑了。就剩我们这些走不动的老骨头，还留在矿场边的窝棚里，捡些野食，苟延残喘。
王畿老了，走不动了。他躺在窝棚里，我去给他喂水。他拉着我的手，说：“十一，我快不行了。我这一辈子，跑遍了天下，传递过帝国的消息，也传递过荒诞。我没能跑回我那只鸿雁身边，可我把一点光，塞进了你手里。”
他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一枚平安扣，塞进我手心。
“这玉，”他说，“是一个狱卒，在诏狱的黑暗里，塞给我的。他叫召，守了一辈子诏狱，看了一辈子死。他塞给我这玉的时候，说，你还能活着出去。我活着出去了，回了家，种过地，也进过矿。我这辈子，没能太平，可我一直戴着它。你拿着它，出去后，要是能活着回到你婆娘娃身边，就把这玉，传给你娃。让娃记着——平安，不是朝廷给的，是自己一锄一锄，刨出来的。是有人，愿意在黑暗里，塞给你的一点光。”
我攥着那枚平安扣，手在抖。我说：“畿叔，你还有婆娘？”
王畿笑了，笑里带着泪。他说：“没有。我这辈子，没娶过亲。我心里的那只鸿雁，飞走了，再没回来。可我把这点光，传给你了。你替我，把它传下去。”
王畿走了。我把他葬在矿场边，那棵歪脖子老树底下。我学着他，唱了两句那支歌——“鸿雁南飞，一去不还”。唱得磕磕绊绊，可我记住了。
那枚平安扣，我贴着肉戴上。我想，召塞给王畿一点光，王畿把它传给我。我是这光，第三个接棒的人。我得好好的，把它传下去。
新莽的天下，终于垮了。
各地起兵，绿林、赤眉，打来打去。后来，一个南阳人起来了——刘秀。他起兵，平乱，一路打到了长安，废了新莽，重建了汉家天下。南阳是他的老家，他回了南阳，祭祖，安抚乡里。
光武中兴那年，我四十岁。
天下太平了。刘秀当了皇帝，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兴修水利。南阳的渠堰，在王莽那会儿荒废了不少，刘秀的朝廷，拨了钱粮，要修复。我听说南阳要修六门堰，心里那份憋了多年的念想，又活了过来。
我从铜矿，回了南阳。我回到我家那条渠边——渠，已经荒了好几年，堤垮了，淤了，水走岔了道。我蹲在渠边，把手伸进渠水里，摸了半天。水还是那个水，可渠，不像个渠了。
我找到修六门堰的官府，说，我要修渠。
监工是个年轻人，从长安派来的，叫簿，说是懂水利。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是“懂官”的不懂水——他怀里揣着修渠的图纸、工期、册子，可他没把手，伸进过渠水里。他一开口，就是“工期”“进度”“交差”，满嘴都是官府的话。
“樊十一，”簿监工说，“你是老渠工，你带人修。上头定了工期，秋汛前，必须完工。你按图纸修，别出差错。”
我看了一眼他的图纸——图纸是好图纸，可那是画在纸上的水，不是渠里的水。渠里的水，有渠里的脾气。图纸上画的是直渠，可渠里的水，走的是弯道；图纸上定的标高，跟渠底的实土，对不上。
我没当面顶他。我爹说，不争。我心里说，我争什么？我争的是水。我不跟监工争，我跟水商量。
我嘴上应着簿监工的工期，手里，却按水的性子施工。图纸上让直挖的地方，我看水势，稍稍拐了个弯——水走弯道，走得更顺，冲得也不厉害。簿监工来看，皱眉，说：“樊十一，你怎么不按图纸？”
我说：“监工，图纸是画的，水是活的。我顺着水修，修出来的渠，水走得顺，不容易垮。你按图纸直着挖，汛期一到，水一冲，渠就垮了。到时候，不是你交不了差，是南阳的田，泡了汤。”
簿监工不懂水，可他怕交不了差。他听我说得有理，半信半疑，由着我修。我修渠，不跟监工争，可我修出来的每一段，都是顺着水修的。
六门堰修了大半年。秋汛前，渠通了水。
放水那天，我蹲在渠口，把手伸进渠水里，听水流过渠的声音——顺，畅，没有一处壅堵，没有一处冲垮。我看着清亮的水，顺着渠，流进一片片田里，心里那个舒坦，比当了官还舒坦。
簿监工也来看，看着满渠的水，看着一片片返青的田，难得没挑刺。他说：“樊十一，你修这渠，跟我图纸上的不一样，可水，真的顺了。”
我说：“监工，不是你的图纸不对，是水有水的脾气。你照着水的脾气修，渠就活了。这渠，不是修给官府看的，是修给南阳的田，南阳的人看的。”
六门堰修成后，南阳的灌溉面积，比从前涨了近三倍。从前旱的地，如今有水了；从前涝的地，如今顺了。南阳的田，一年年丰收，百姓一年年吃饱。我治了一辈子水，到老，总算让水，真正利了人。
我爹说，不争，可水要利人。我这一辈子，没争过功。可六门堰的水，利了南阳的人。这就是我的功。
光武帝刘秀，回南阳祭祖那回，我远远望见过他。
那天，南阳的官道，戒了严。刘秀的车驾，从南阳过，一路的官员、百姓，跪在道边迎驾。我那时候，正在渠上干活，听见说皇帝来了，渠工们都放下家伙，想去看热闹。
我没去。
我蹲在渠边，忙着把一段刚修好的渠沿，再压实一些。一个渠工拽我：“十一叔，皇帝来了，咱去看看。咱南阳人，出了个皇帝，多长脸。”
我说：“你们去看吧。我得把这段渠压实。汛期快到了，压不实，一场雨，水就冲垮了。”
渠工们去看刘秀了。我留在渠边，压我的渠。
刘秀的车驾，远远地从渠边官道上过。我抬头，远远望见那个坐在车驾上的人——他穿着帝王的冠冕，看不清眉眼，只看见一个端坐着的身影，在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过去。
我没有跪下。我没有喊。我只是远远地望着那个背影，想：那就是皇帝啊。也是南阳人，跟我，一条渠边长大的老乡。
我低下头，继续压我的渠。
后来，有个官差，不知道怎的，留意到了我。他走过来，问我：“渠工，皇帝过路，你咋不下跪？”
我说：“我跪的不是皇帝。我跪的是南阳的水，南阳的田。皇帝是南阳人，我也是南阳人。他要是不让咱修渠，南阳的田就旱；他让咱修渠，南阳的田就丰。我这儿跪不跪皇帝，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段渠，得压实了，汛期不能垮。”
那官差愣了愣，大概是觉得我这渠工，说话怪。他打量了我一眼，说：“你说话，倒是地道的南阳口音。”
我说：“我祖上三代，都在南阳修渠，当然说南阳话。”
那官差没再说什么，走了。我不知道刘秀有没有听见，有没有看见。可那一回，我心里想明白了——皇帝也好，官差也好，跟我这个渠工，隔着一道沟。可水不隔。水从渠里过，流进南阳的田，养南阳的人。皇帝要天下太平，要的是这个；我修渠，要的也是这个。
咱俩要的，是一回事。可咱俩站的地方，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