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三岁那年，和另一同僚被派往河西，押送一个犯官。
河西远，一路风沙。我押着犯官往西走，走到半路，染了疫病——发烧，咳嗽，浑身滚烫，眼看要不行了。押队的怕传染，把我撂在半路，说回城报信，就再没回来。是过路的乡人，把我抬到了一个老妇家门口。
那老妇，就是苏媪。
苏媪是河西的接生婆，认得满地的草。她烧水，给我擦身，捣草药喂我，一夜一夜地守着我。我烧得胡言乱语，她守在我床边，一遍遍用湿布给我退烧。天快亮的时候，我的烧退了，睁开了眼。
她看着我，说：“醒了？命大。”
我在苏媪家，养了半个多月。那半个多月，是我这一辈子，头一回看见另一种活法——她不守牢房，不押囚犯，她认草、配药、给人接生。她接生的孩子，汉的、胡的、羌的，都有。她说，两条命都是命，她接的是命，不分汉胡。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我这辈子，好像活反了。我守了这么多年诏狱，看惯了死，麻木了心。而她在河西，接了一辈子生，护着一条条命平安落地。我守的是死，她守的是生。
我病好要走那天，苏媪把我叫到跟前。她从怀里，摸出一块玉——平安扣，圆孔，外缘光，孔边有一道歪斜的刻痕。她把玉，塞进我手里。
“召，”她说，“这玉，你带回长安去。它从长安出来，转了一辈子，如今该回去了。你把它带回长安，让长安的人知道，河西有这么个接生婆，接了一辈子孩子，把平安接给了所有人。你戴着它，往后你走到哪，平安就跟到哪。”
我攥着那枚平安扣，说不出话。我是长安人，在长安的诏狱里守了一辈子死。她让我，把平安带回长安。
那年冬天，苏媪走了。河西的人，全村都来送她。我跪在她坟前，磕了三个头，把那枚平安扣，系在腕上。然后我往东走，走回长安。
那枚平安扣，从我回长安那天起，就戴在我腕上，一戴，就是五十多年。
我回长安那年，还是汉家天下。可天底下，已经一天天不对了。
成皇帝——我们狱里的人都这么叫他——是位奢靡的皇帝。长安城一年年繁华起来，宫殿一年年修得高大，宫里的绫罗绸缎、奇珍异宝，堆成了山。长安的权贵们，穿着锦缎，乘着高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街市上的热闹，一天比一天盛。
可我们诏狱里的热闹，也跟着一天比一天盛。
成帝奢靡，要花钱，要养外戚，要治那些“不听话”的。狱里的囚，一年比一年多——有被牵连的官员，有得罪权贵的良民，有说了“妖言”的，有“大逆”的，还有些，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就被关进来，再没出去。
我在侧廊上守着，看一批批人进来，一批批人出去——出去，多是抬出去的。我看惯了。我麻木了。可有些事，我还是忘不掉。
有一年，狱里关进一位孔姓大儒。他是读书人，因言获罪，被下诏狱。孔大儒年迈，腿脚不便，关在侧廊尽头那间最冷的囚室里。我给他送饭的时候，他总是不接，先问一句：“后头那间，关的可是孔家的后人？”
我点点头。狱里还有一位，是孔子的后人，牵连入狱，年纪轻轻，关在另一头。
孔大儒说：“你替我，把这碗饭，匀给他。圣人的后人，不能饿死在这狱里。”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把孔大儒的饭，匀出一半，送到年轻的那位囚前。那年轻的后生，接过去，也不说话，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吃。我站在栅栏外，看着他吃，心里忽然酸得厉害——孔子的后人，圣人的血脉，如今也关在这不见天日的诏狱里，靠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儒匀的半碗饭活着。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替孔大儒，给孔氏后人匀半碗饭。这是我在诏狱的黑暗里，做的少有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我想，汉家尊孔，崇儒，以礼法立国。可如今，连圣人的后人都下狱了——这天下，怕是要出大事了。
孔大儒后来没能出去。他在狱里，熬了几年，死在了那间最冷的囚室。他死前，拉着我的手，说：“召，你是狱卒，你看得多。你告诉我，这汉家天下，还能撑多久？”
我没说话。我不敢说。诏狱里，说话是要命的。我看着他，只是摇头。
他叹了口气，说：“我看不到了。可你会看到的。这天下，要换主了。”
我第一次见王畿，是成帝末年。
王畿是个驿卒——送信的。年轻，二十出头，跑得快，腿脚利索，常年奔走在驿道上，给官府送文书。他是因为“妖言”进来的——他送信途中，听人传了几句不该传的话，他自己倒没说，可有人作证说他“听闻妖言不报”，就把他也牵连下狱了。
我提他进侧廊那天，他蜷在角落里，缩成一团，像只被雨淋透的雏鸟。我走过他身边，照例没看他，可我眼角瞥见——他那双眼睛，干净的，亮着，带着一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的茫然。
那晚上，我鬼使神差地，从袖子里摸出几颗治风寒的药，放在他栅栏前。我没说话，也没看他，放下就走了。
王畿出狱，是几个月后的事。他家里凑钱，把他赎了出去。他走那天，我站在侧廊口，远远看见他踉跄着走出去，背影瘦小，脚步虚浮。我没有说话。我只是想，他出去了，好。可我心里知道，他迟早还会进来——这个世道，妖言之罪，是抓不完的。今天没抓到，明天总有人要抓。
我当时，只是麻木地这么想着。我没想到，五十多年后，我还会再见到他。
